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螳臂馆|阿Q与我:一个“笑自己”的机制

周林刚
2022-10-27 18:01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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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设想《阿Q正传》能够对读者发挥这样一种作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对象是写自己,又象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他说,这是他以自己的方法达到果戈里“你们笑自己”的效果。

张天翼被认为是现代中国小说成长期(1928—1937)最富才华的短篇小说家(夏志清)。1941年,他在《论<阿Q正传>》一文里,回忆了自己少年时代读这部小说的经过,提供了一个大致符合鲁迅设想的例子。

他说他这个旧文学的信徒,因为经不住好奇心的驱使,才去读了《阿Q正传》。然后他觉得阿Q很可笑,他则“忍不住笑”。然而他感到在自己的笑里又有某种不安。他老是觉得可笑的阿Q似曾相识:“我觉得认识他,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他似的。”他回味阿Q究竟有什么可笑的地方,并最终克服了自欺的心理,承认在自己身上就能找到那个似曾相识的阿Q。于是他借着阿Q的各种缺点,展开了对自己的批评。

照鲁迅所说,“自我反省的路”需要“笑”——感到可笑、取笑、嘲笑,耻笑、哄笑等等。它可以伴着欢乐,比如孔乙己给咸亨酒店带去的那种欢乐;也可以伴随着愤怒、忌恨,比如阿Q幻想自己当了革命党之后,未庄的男女向他下跪求饶,这时他觉得他们可笑,而这个笑里面,装满了对未庄人(尤其是赵太爷和小D)的恨意。

当这种笑转回来针对笑的人自己的时候,假如这个笑的人能够正心诚意的话,似乎就会发挥革命性的效果,就像张天翼阅读阿Q时所经历的那样:他对阿Q的“笑”笑塌了他自己的心理防备,笑塌了他的旧偶像(林纾),笑塌了卫护旧偶像的自尊心,笑塌了一整个世界。

阿Q起初就是作为一个滑稽形象登上专栏的。为了制造滑稽的效果,小说开头部分的文字也是十分油滑。有些读者不一定领情。滑稽的语言也会叫人反感。但即使读者一开始就觉得小说有趣,那也只是他对作者文字本身的感到有趣。就好比你去现场欣赏相声表演,有时候只是被演员夸张的肢体语言逗乐,而不是被内容本身逗乐。只有当阿Q真正出场之后,对阿Q这个人物形象感到好笑,这时才涉及自我反省之路所需要的“笑”。

谁对阿Q感到好笑?读者。但首先是未庄人觉得阿Q可笑,特别是未庄的“闲人”们。他们喜欢取笑阿Q,拿阿Q的忌讳来调戏他。这是不是意味着,感到阿Q可笑的读者,在这个阶段,其实处在未庄闲人们的位置?就像鲁迅说,他要让读者首先变成旁观者。通过笑,读者和耻笑阿Q的人重合。

问题是,当我们读者,以及未庄的人,在笑阿Q的时候,究竟觉得他哪里可笑?

小说最开始展现的可笑之处是阿Q头上的癞疮疤。这个身体上的缺陷是阿Q的禁忌。就是说连他自己也觉得可笑,只可惜长在自己头上,也就只能感到懊恼或掩盖它。他也必须找到一种同自己的这个“缺陷”和平共处的方法。

但阿Q越是忌讳它,闲人就越起劲地“撩”他,最后终于到打阿Q的地步。取笑阿Q和打阿Q之间的联系看起来是显而易见的:取笑阿Q的行为在遭到阿Q抵抗的时候,就招致闲人用物理暴力来压服阿Q的后果。所以,打阿Q只是把言辞挑逗中已经包含的权力关系“实现出来”来而已。这就叫道成肉身。英国思想家霍布斯说:

骤发的自荣是造成笑这种面相的激情,这种现象要不是由于使自己感到高兴的某种本身骤发的动作造成的,便是由于知道别人有什么缺陷,相比较之下自己骤然给自己喝彩而造成的。最容易产生这种情形的人,是知道自己能力最小的人……

引文所说的那种引起人笑的激情,骤发的自荣,指的是一个人对自己相对于他人的优越性或权力的高度评价。由于这种自我评价是在比较中突然产生和爆发出来的,于是就引起这个人笑的表情或动作。

所以,在比如阿Q的情景当中,癞疮疤这个缺陷之所以是缺陷,当然是因为它少见,只是长在了阿Q的头上,其他人是没有的。如果人人都有癞疮疤,那就不会构成人与人之间可比较的缺陷。癞疮疤的可笑之处说到底就是它让闲人们看见了自己对于阿Q的优越性。他们调戏取笑阿Q,其实就是要让阿Q在他们的优越性面前臣服。至于是通过言语还是通过暴力来实现这种优越性,闲人们是完全没有顾虑的。

针对阿Q的笑声里包含着对于力量对比的估算。闲人们因为感到自己外貌上或者体力上的力量胜过阿Q而笑。阿Q也是如此。正是由于估算失误,阿Q在同小D的争斗中吃了亏。

我们看到,霍布斯对这类笑的分析额外强调了两个方面。一个是“骤然”。这表示这种估算并不构成笑者与被笑者之间整体上稳定而持久的优劣对比。另一个是“能力最小的人”(或者说是权力/力量最小的人)。我们可以理解为明显的劣势者,也可以理解为优势或劣势不明显、不稳定的人。两者大体上也可以成为同类或平等者。

高高在上的大人物,比如赵太爷,比如举人老爷,比如假洋鬼子之类,并不屑于调戏、取笑阿Q。相反,他们的地位反倒要求他们对阿Q避得远远的,好像靠近阿Q这样的下等人会玷污了他们的清白一般。阿Q对于他们来说不是可笑,而是令人嫌恶。因为他们之间的距离太远,远到阿Q已经不配姓赵,远到赵太爷打阿Q一嘴巴子那都是阿Q的光荣。对于这样遥远的距离,估算完全是多余的。这也是为什么权势越大的人越完美,其他人事物以距离他的远近来分沾这种完美——当然他们本人并没有因此而真的变得完美。

当我们读者对阿Q发出笑声的时候,我们就不自觉地站在了小说中闲人的位置上,但同时也是站在阿Q的位置上,因为阿Q与这些闲人是同类。他们在同一个笑和被笑的游戏里面竞逐。闲人们对于阿Q的优势只不过是下等人之间的相对优势,阿Q的劣势也只是下等人之间相对的劣势。况且在阿Q自己的估算当中,那些“鸟人”算不得什么,他阿Q压根看不上他们。

如果以上述意义来理解阿Q的可笑之处,那么,说这种笑声转回来针对我们自己,成为“笑自己”,又意味着什么?

鲁迅的意思,以及长久以来普遍的理解是,阿Q是个集合各种人格毛病于一身的反面教材,但每个人自己身上又多多少少有着阿Q的影子。所以,“笑自己”实际就是向自己揭示出自己并没有笑人家阿Q的资格这个事实。

不过有些人是不笑的。其中有一类像赵太爷那样不笑的人看见阿Q只会觉得讨厌,除非有可利用的价值。这类不笑的人实际是最有资格笑的人(因为他们真的比阿Q有权势),而笑的人却往往已经落入阿Q同类的范围了。但这也不是说赵太爷和取笑阿Q的逻辑没有关系。相反,闲人们通过对阿Q的笑,模仿了赵太爷身上的权势,并弥补了他们的无权地位;而赵太爷的不笑,反倒是这种笑的逻辑的最高的和完成了的形态。

在这种关于“笑自己”的理解中,我们自己身上的“阿Q性”遭到了否定。可笑的是我们自己的“阿Q性”。所以,自我反省可能意味着这样一种创造新人的运动:从我们自身身上、从我们的灵魂当中,清除掉“阿Q性”。更激进的立场则把问题对准权力关系,认为阿Q的品性只是结果,被压迫的地位才是其根源。于是,消灭阿Q性就意味着通过社会革命来颠倒这种权力关系,让可怜的阿Q们翻身。

无论是自我革命还是社会革命,都把“阿Q性”当作一种病症,正是这种病促使鲁迅弃医从文。然而,对“阿Q性”的否定却暗暗肯定了对阿Q进行嘲笑的逻辑——从中去掉了阿Q,可是“笑……”的逻辑却留了下来。因为它认为阿Q是病,然后假定人们都不愿意处在阿Q那样被取笑的位置,于是人们就会产生要改掉自己阿Q病的动机。这不就是默认了对阿Q的嘲笑本身是理所当然的吗?这个没有受到触动的笑的逻辑,给上述创造新人式的启蒙运动设置了界限。它被回避了。

我们能否想象,对阿Q的笑反过来后不是针对一个个跟阿Q一样的自我,而是针对笑的权力自身呢?

在小说中,吴妈这个人物值得给以新的考虑。没错,吴妈在小说中是个严守男女大防的保守妇女。但这不表示这个角色只能在这个标签下来理解,特别是她在小说中发挥的功能,同她的这个保守妇女的标签,更加不能混淆起来。

我们可以再回想以下阿Q赴刑时的情节。吴妈在看热闹的人群里,对包括阿Q在内的整个人群都不感兴趣,独独对兵丁身上背着的枪杆子感兴趣。这是在暗示什么吗?我不清楚。但我觉得比吴妈感兴趣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她的不感兴趣。她对男人们热衷的看和被看的游戏不感兴趣,对阿Q博得喝彩的表演不感兴趣。她让阿Q得不到满足,让阿Q彻底失望,以至于阿Q也对自己过去的生存游戏失去了兴趣。

对笑和被笑的权力游戏失去兴趣——这正是反过来针对笑本身的那种笑所要达到的效果。小说没有在这个方向上走多远——也可能它没有这样的用意。这里重要的是,失去兴趣只是一个结果,而我们应该寻求的,是如何会失去兴趣。当然我们可以说“通过教育”,但那样解题似乎是老生常态,不得要领——其实西方古典政治哲学对“最好的生活”或者对“幸福”的探究,宗教对于来世的信念,都在试图让某些人失去对权力的兴趣。

对“笑自己”可以有两个解释方向,一如上述。它们都有道理,也都不绝对,而是相互限制。比较容易理解的是,把清除自己身上的阿Q性抬高成一种关于灵魂改造的绝对命令(哪怕采取自我革命的形式),或者试图清除人类生活中某个类别的笑的能力,都可能意味着对某种外来的绝对权力的邀请。

问题是:怎么能让对他人的嘲笑反过来针对自己呢?

张天翼的经验告诉我们,需要我们对自己诚实,不自欺,在承认自己与阿Q的相似性之后,不回避,不掩盖。如此,最初发出的笑声就会在自己的头脑里再次响起,并把矛头对准自己。

对于阿Q的“不觉悟”,张天翼还特别提出了一个观察。他说,从小说中阿Q的生活史来看,他是一个没有感受过关爱和感动的人。这个观察需要略作发挥。小说其实有与之对应的部分,只不过不是从别人善待阿Q这样的角度,而是从阿Q自己身上自发产生的内容。那就是阿Q的爱欲。

阿Q欺负小尼姑时捏了她的脸蛋。晚上睡不着觉,想着小尼姑皮肤的感觉,开始想女人。我们读到这里,大概觉得阿Q只是起了淫欲。这自然不假。但他的动物欲望并没有让他做出动物的行为。因为他想要和吴妈“睡觉”的时候,做出的举动是下跪恳求。他的表达自然并不文雅,用的方言也带着下流的色彩,但他毕竟没有采用暴力。甚至可以说,他是在征求对方的同意。吴妈当然是被他吓了一跳。可是从阿Q的角度看,他的做法不只是欲望的露骨表达,而是受到了某种约束。什么样的约束?他对于吴妈的欲望,需要吴妈的“承认”。他在这个场合放弃了优胜法则。

阿Q对吴妈的性的欲望是人化的欲望。它的对象是吴妈这个特定的人的意愿。这是阿Q的爱情,而不是发情。对一个特定的人的爱,自动地让阿Q产生了设身处地的能力,尽管只局限在一个单个的事例上。我们从小说末尾吴妈这个角色发挥的作用,也能够看出这一点。前文也已经提到过,吴妈对阿Q与看客们组成的生存游戏不感兴趣,阿Q为此而失望,而他的失望也随即让他对这种游戏失去兴趣。这个时候,阿Q似乎把吴妈这个他者的好恶当成了自己的好恶。

阿Q拥有了第二双眼睛。有趣的是,正是因为阿Q对吴妈恋爱的失败,这第二双眼睛才没有使第一双眼睛变得多余。恋爱的失败让阿Q不至于心怀恨意,更没有使阿Q把对方当作自己的绝对主宰。他新近拥有的第二双眼睛倒是使他自己的眼睛变得更清明了。他已经可以展开真正的自我对话。

比较一下:在阿Q丢钱的那一幕,阿Q化身为另一个自己来打自己的巴掌。看起来那也是把自己双重化,但它的功能和意义都是不同的。打自己的第二个阿Q和被打的第一个阿Q之间,并没有真正的差异。第二个阿Q被制造出来,目的只是为了让第一个吃了亏的、遭了罪的阿Q能够被忘掉。可以说,有关精神胜利法的所有例证都说明,阿Q那个自我的双重化,目的总是为了忘掉其中的一个。而吴妈所发挥的第二双眼睛的功能,为阿Q带来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二重眼光。他扩展了他的自己,借用哲学家的术语,这个“扩展了的自己”打破了把他封闭在一个死循环世界的硬壳。阿Q在死亡的那一刻实现了个体化。

对于“笑自己”的机制来说,设身处地的能力可能比对自己诚实更为根本。因为是设身处地的能力帮助我们想象与他人的相似性,然后才谈得上对自己诚实的问题。更进一步说,设身处地的能力不仅帮助我们形成这种相似性,而且还扩展这种相似性。它有普遍化的潜力。

不过,话又说回来。潜力归潜力,现实终归是另一回事。即使小说真的像这里解释的那样,暗含着反思机制产生的个体机制,它离群体反思的问题也还很远。因为只要群体足够大,就有足够的“回旋空间”,让精明的估算发挥效用,阻断第二双眼睛的诞生,阻断第二个自己的扩展,阻断设身处地这种能力的普遍化。

举个极端的例子:对于人类这个种群来说,其中任何一个族群或民族,甚或一个族群或民族内部的更小一部分,哪怕以灭亡全部其余族群为代价,它也可以在幸存下来的时候,毫无愧意地说:它代表全人类活了下来,正是它拯救了人类。

    责任编辑:单雪菱
    校对:丁晓
    澎湃新闻报料:021-962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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