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技 | 流动中的世代

Sixth Tone（第六声）此前举办英文非虚构写作大赛，以“世代”为主题向全球写作者征稿，最终12篇稿件从来自全球22个国家的近450篇投稿中脱颖而出，获得奖项。获奖作者中有穿梭于中美之间的华裔移民、居住在上海弄堂的意大利撰稿人、热衷观察世界的中国学生……他们以扣人心弦的笔触写下历史潮流下的个体命运、对家庭传承的复杂情感、国际交流中的碰撞和收获，展现出当代中国与世界发生联结的多元样貌。

（本文获第六声英文非虚构写作大赛优胜奖）

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作者：秦贵兵

翻译：秦贵兵

那一定是一月份的某天下午，当时我上六年级。我放学回家，发现棚屋里的空气中充斥着某种阴险的意味，安静得让人后背发凉。我赶去后院猪圈里瞧一眼猪猪，却不见它白色的大屁股，只剩凌乱的干稻草窝，我们给它铺着抵御湖南北部的寒冬。远处角落里的粪堆看上去馊了，成了黑绿色。你可以根据粪的颜色和水分判断其是否新鲜。逃不掉的事情发生了。

砖瓦厂的窑

那是头过年猪，但我有意无意忽视了这一点。我们在湖南养第一头猪时我大概三岁，关于那时我毫无记忆，都是从父母和亲戚那里听说的。在养过年猪的前一年，我们有过第二只猪崽，只养了短短一个月。猪崽还未断奶时得了怪病，整个是橘色的，卖不出去，爸妈的朋友干脆把它作为玩物送给我。妈妈自己配了几把人吃的药喂猪崽，病居然好了，恢复了雪白健康的颜色。可就在它好转后不久，却给耗子药毒死了。我仍记得它瘦小的身体倒在地上口吐白沫的画面。我们几乎是自由放养猪崽的，像宠物一样，周末赶着它在树林里乱跑。我猜散养导致了事故，也许后来妈妈才为过年猪搭了一个圈。

爸妈没有告知我那天要杀猪，不知道是不是怕我难过。我觉得应该不会。毕竟，我才十二岁，我对一头猪的感情不在大人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那年春天，妈妈和一个云南邻居一时兴起，从街头小贩那儿买了一对仔猪。我们分到了头尾稍短的那头，我叫它猪猪。猪猪胆大，不怕砖瓦厂的孩子，所以我们都很宠它。那时，厂里还没有一个孩子养宠物，我们自己能吃饱就很幸运了。买下猪猪之前它就被阉了，我还太小，不知道它是公是母。

突然，我意识到了猪猪可能在哪儿，遂即冲到家里即将要搬的新房子，在占据砖瓦厂好大一块地的职工宿舍楼里。我的心很痛，肚子空落落的，感觉有点像那次我的脚被蚌壳划了一条大口子。

新家的门大开着。外屋有刺鼻的猪油和大肠味。我不记得当时有没有人在我身边。也许我太震惊了，没注意到。猪猪闪着油光的身体被大卸八块，在松木餐桌上铺陈开冷却，我已经认不出来了。摆在正中间的是猪猪的头，眼睛闭着，嘴巴微张，舌头没了，鼻子上有穿孔。头旁边摊开的是肺，肺泡上有明显的斑点，闪亮的膜干萎了，白色的气管沾着血迹。心脏、紫色的肝和卷曲的尾巴在一个盆子里。丰厚的边油和蕾丝一样的肠油堆积在锡锅里。猪肚、小肚、外翻的肠子堆在筲箕里。

我来到职工宿舍楼旁食堂的坝子。地上有凝固了的血泊。就在这里，多年来我观赏过无数头猪被屠宰，想来我的痴迷是多么的残忍啊。我太了解屠宰的流程了。我能想象，屠夫锋利的尖刀在猪猪脖子上捅出个大口子，血汩汩地流，血放完后给它在木盆里洗个热水澡。它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洗澡。猪猪肯定受到了极度惊吓，被陌生人和我爸爸粗暴地拉赴刑场。它的血液凝固了，被制成了便宜的美味。

那天晚上，妈妈估算我们养的猪至少有三百五十斤重。成绩如此出乎意料，比猪猪的同胞仔猪至少重一百斤——它因患肝病几个月前被杀了。

“长成了一头大肥猪，还是还债。”妈妈不断感叹。

我尚且找不到语言表达心里的感受。

妈妈安慰道：“晓得不嘛，我当姑娘的时候，喂个猪儿要两年才喂大，有个百把斤就可以叫肥猪咾。人都没得吃的，你说嘛。那哈儿猪的命都要长点儿。”

很快，骄傲覆盖了我的悲伤。每每我都会跟人吹嘘1997年我家在湖南养的那头大肥猪。那年近八个月的时间里，我和爸爸常常为猪猪挠痒痒，挠它温暖的胳肢窝、脖子和耳后。它侧躺着，充满着信赖，向我们袒露它最柔软的部位。尽管猪猪渐渐长胖了，却从未失去小猪时期的可爱，即便从圈中“越狱”去水杉树下拱块茎吃还是那么可爱。它不知“越狱”过多少次，每次只有爸爸才能哄它回圈。猪猪是只非常聪明的猪。

这些美好的回忆并不曾阻止我们在它死后的七个月里享用它的身躯制成的腊肉。那个暑假后，我回到重庆上中学。

一

我们就是这样看待盘中肉的。无论我们在牲畜和家禽活着的时候多么爱护它们，食材就是拿来吃的。我们关心牲口的福祉——妈妈甚至在饭桌上和我们分享它们的日常生活，像家人一样与—当然，关怀止于收获它们的血、肉和骨髓的那一天。我们往往对剥夺动物的生命不加思考，虔诚的佛教徒大概除外；从传统上来说，动物权利不构成一个问题。

重庆江津夏坝青江街流浪狗

我们不仅吃牲畜，还吃宠物和新奇物种。几个世纪以来，外国游客总爱谴责我们吃狗肉的风俗，说我们不限于市场上售卖的狗肉，更把目光投向自家的看门狗。当然，有些人辩解说，杂交土狗——取了个玩笑似的学名“中华田园犬”——不算宠物。在二零零几年的时候，我遇到不少欧洲白人学生，他们在北京着陆的头一个月内就从人生清单上划掉了最想打卡的中国经历：到八达岭爬长城，逛动物园拍摄熊猫，以及寻找狗肉店。可惜在08年奥运会期间，这些营业资质存疑的餐馆被迫转到地下，给他们造成了极大不便。

2012年夏天，在离开十四年后，我第一次回到了从小长大的湖南乡村，在我们喂养并食用了猪猪的砖瓦厂小住几日。我有两个叔叔仍在那里上班。有天中午，五叔接到请他吃饭的电话，午宴的噱头是“荷兰猪”，他说要捎带上我见识见识。当我发现荷兰猪是豚鼠而不是猪时，可是大吃了一惊。

并非说湖南人不吃老鼠——他们真吃。记得在90年代末,一种叫“电猫”的捕鼠装置在南县乡间风靡一时，不少农户在房屋四周铺设一圈钢丝，通电后猎杀夜间出动偷粮食的害兽。老鼠一旦触电身亡，装置发出的警报好似猫叫，所以叫“电猫”。一个晚上的猎物往往一顿吃不完的，也不浪费，捕鼠猎人会将剥皮后鹌鹑似的啮齿动物做成腊肉，以备冬季食用。湖南人特别喜欢把各式肉类做成腊肉——猪、鱼、家禽，尽有尽有，是湘菜的标志之一。

五叔骑摩托车载我赴宴，我在后座听他和朋友打电话，他们的通话给我一种感觉：荷兰猪像龙肉那样稀奇。到达小河岸边的房子后，主人直接请我们上桌。主人告诉我，今天的主菜曾是某个小朋友的宠物，现在被宰碎，煸炒，淋上老抽上色，和螺纹青椒小炒，无害无邪就像家常小炒鸡肉。两只荷兰猪没什么搞头，净是脆骨头渣和紧缩的皮，味道与家鼠没什么差别，有点耐嚼的野味。说实话，并不是很稀奇。我发觉自己反而更喜欢桌上的干锅黄骨鱼。后来，黄骨鱼作为湘菜代表走向了全国。

处理新奇肉类适当的方法也许是将其融入本地的饮食文化。让它不要过于新奇，才好上嘴。好比我们成功把小龙虾的吃法本土化。我小时候亲眼所见，小龙虾本是令我们头疼的入侵物种，蛀垮无数稻田和水坝，如今摇身一变成为夜市最受欢迎的国民夜宵。从2017年开始，德国持续遭受源自美洲的小龙虾入侵，消息直到2018年才传到国内，网民当时就疯了。可以说，我们都看着登陆德国海岸的小龙虾军团流口水。我们提出来的解决方案是敞开怀抱，不好意思，是敞开胃口：为什么不发“小龙虾签证”，让我们去把它们吃到灭绝呢？

在猎奇荷兰猪一年多后，我在密西西比念研究生，无比想念家乡美食，我告诉一位巴西朋友小炒荷兰猪这道菜。他和我一样想念家乡美食。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巴西人，对我们把豚鼠剁成小块埋没在辣椒里的做法非常不感冒。为了向我展示对豚鼠唯一尊重的烹饪方式，他谷歌了“烤豚鼠”，页面上缓冲加载了大量照片，图片中烧烤架子上摆满表皮焦黄的啮齿动物，嘴张得老大，牙齿龇出来。

我对豚鼠的大小感到很惊讶，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因为在传统的中国菜系中不太常见全须全尾的牲畜。屠宰意味着肢解，让人想起孩童时读过的庄子的寓言故事《庖丁解牛》。不知道为什么，烤豚鼠看起来有点熟悉。奇怪的是，我觉得看起来并不好吃。

“这是正宗的巴西烤肉。”我朋友保证，开始流口水了。

“看上去像烤兔子。”

我终于找到了相似之处。烤兔是我在重庆永川读高中时最喜欢吃的东西之一。“但这是豚鼠，不是兔子。”

“如果我冒犯到了你很抱歉，但是龇牙咧嘴的看上去有点渗人啊。你怎么把这个放进嘴里的？”

“相信我。这是最好吃的。”

从2009年开始，我在北京攻读第一个硕士学位，经常犯肉瘾，一阵一阵的。老吃北外学生食堂，你也这样。每年大约两次，我都攒钱去学校后街不远号称正宗的巴西烤肉自助；每人69元，如果没记错的话，是韩国烤肉自助价格的两倍，但有无限畅饮的巴西啤酒。我确信该连锁店菜单上没有烤豚鼠。挂羊头卖狗肉，奸商啊。

当然，与稀松平常的刺猬或蛇不同，吃豚鼠不是为了肉的美味，而是为了猎奇。除了风味、味道和口感外，新鲜感也属于咱们中国人美食体验的一部分。不然为什么有人要吃蝙蝠呢？还有果子狸？直到吃野味有传播病毒风险的那一天才遭算总账。

二

尽管如此，寻常的猪和家禽应该足够满足我们的口腹之欲了。我成长于90年代的农村，很清楚农村人如何千方百计养肥牲畜和家禽。这其中阉割是常见的做法。仔猪铁定要被阉割的，公鸡和不太下蛋的母鸡也难逃此劫。算一算就明白了。一只公鸡充其量重4到5斤，而没了睾丸激素和交配行为后，阉鸡能增重约2斤——同一副骨架上额外多出来的都是肉。

我盲猜是因为牲畜和家禽不再执着于配种后，会增肥。这是简单的行为控制。院子里不再有公鸡为了争夺交配权而打斗。每户一只公鸡就已足够，因为公鸡实在太吵闹、好色了。想想乔叟的《修女牧师的故事》（The Nun’s Priest’s Tale）中那只名唤金嗓子的公鸡（Chanticleer），他可是坐拥三宫六院啊。

有同理心的人可能以为绝育一窝尖叫的仔猪是一门需要高超技艺的细活儿。别这么肯定。在重庆，养草猪的农户顶多请一个阉猪匠上门服务。在坝子里坐下，阉猪匠提起小公猪的后腿，踩在它头上不让动，在一只耳后接种疫苗，一把捏住阴囊，一挤，搽点消毒水，刀片一拉——爆开的睾丸蹦出来，悬吊着，看起来有些无辜。手起刀落，睾丸被切除，然后再搽点消毒水。整个手术不到一分钟就结束了。一头小公猪沦为一头生猪。

切除小母猪的卵巢则更像是外科手术。阉猪匠用脚踩住小猪，在下腹部找准位置，涂抹消毒水，手术刀切口，宽度足够手指挖进去，扯出部分卵巢割掉。子宫完好无损，但发育迟滞了；萎缩的子宫入口爽脆，是广东人的心头好，称之为“生肠”。仔猪的尖利哀号听上去令人于心不忍，在重庆丘陵地区尤其如此，回声响彻山谷。

对猪来说是一场惨剧，对旁边迫不及待的狗来说却是一场盛宴。

三

湖南南县华阁镇安福小学废弃教室

在汉语的口语中，“肉”和“猪肉”是互通的。猪肉是许多民族无可争议的主要肉食来源。中国的猪肉产量占全世界一半以上，但直到几年前，大多数生猪都是在小猪场或农村家庭饲养的。由于瘟疫和价格波动，对于农民和猪场来说，养猪不啻于赌博。任何一场猪瘟都可能引发世界末日般的危机。比如2007年爆发的蓝耳朵病波及25个省。一项2022年的研究表明，猪肉的价格波动周期大约为35到37个月，被业内人士称作“猪周期”。

猪肉对民生太重要了，毫不夸张地说，维持猪肉价格稳定属于国家安全问题。美国有石油储备，中国有猪肉储备。2013年9月，知名企业双汇收购了世界最大的猪肉生产商史密斯菲尔德（Smithfield）。当时我还向美国同学炫耀了一番。

在我家乡重庆，猪肉价格的轻微波动都影响着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由于近年来猪瘟反复，我姑姑和表兄妹家养成了在冰箱储存上百斤猪肉的习惯，不得不说与我们追求食材新鲜度的传统背道而驰。我和妈妈打电话时，她常常会向我通报他们最新的恐慌性屯肉行为。

“又不是只有猪肉这一种肉，”我说。

“但是人些必须要吃肉的嘛。”

“可以吃鱼肉或者鸡肉噻，对心脏还要好些。”

“你爸爸有肾炎的嘛，医生跟他谈，海鲜吃不得，豆腐吃不得。不吃肉啷个过得倒嘛？”

我在湖南和重庆的农村长大，在农家猪圈养猪的时代，这两地的生猪出栏量在全国都是领先的。两地都有闻名全国的腊肉就不奇怪了，而两地的差异则明显地体现在切割猪肉上，反映出各自菜系的特点。2013年，我在密西西比学习一年后对这一点深以为然。那时我想吃回锅肉，却在主流超市里买不到适合的猪肉，因为在美国，五花肉的标准做法是培根。每次去城里的亚洲市场我都一次性买许多屯冰箱里，还总舍不得吃。

记得在90年代，我那时还在湖南乡下，村民们走大老远去闸上的市场买猪肉，就割二两瘦肉搭一丁点肥肉。猪肉切成细小片爆炒青辣椒，用中碗盛好端上桌，就是现在风靡全国的农家小炒肉。在分割猪肉时，湖南屠夫心中必须熟悉这种烹饪风格。

我们这些砖瓦厂的外地人总会笑话湖南人桌上的小碗：“恁个滴滴点儿肉，你们啷个吃得安逸哦！”

砖瓦厂职工宿舍楼

我们重庆人盛菜都用大钵钵，甚至搪瓷盆。最近深圳的一些网红重庆馆子上菜都用上竹篾筛和茶几大小的搪瓷盘了。

对于我们西南省份的人来说，湖南的屠宰风俗太精致了。随着地势向西，山越高，谷越深，分割猪肉越来越粗犷。在重庆和四川，一块年猪肉大约两掌宽，每块皮肉骨头俱全。你要是想去肉案子割两斤肉，最后肯定会被栽至少四斤。重庆农村的杀猪匠割肉时总会更加豪放，总想偷偷加塞一两块骨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家里不得不用大钵盛菜，肉吃不完得回锅好几顿，到最后肉都干了，我们却还说，回锅的肉入了味，更好吃。云南一些地区的割肉做法就更加大胆了。我记得我们邻居家的年猪是一整头猪切四块，确保任何一块都有一整条腿。他们这样腌制和熏肉。老天，他们房顶上挂的腊肉，看着那叫一个壮观。

四

我们似乎不屑于秘密屠宰牲畜。围观杀猪宰牛是很残忍，但这种公开难道不是对辛勤劳作的赞美吗？平心而论，孩子们从小被教育要珍惜碗中每一粒粮食，却似乎很少被教育要珍惜肉。不知名的农民伯伯或养猪户精心照顾和劳作，牲畜和家禽为了满足我们的口腹之欲而牺牲了自己（尽管并非自愿）。我们如果对此不闻不问，那就忽视了我们的业力，忽视了我们的生存仰赖于其他生命。

读博的时候，办公室有位香港同学坚称她从未吃过青蛙。怎么能吃丑陋又黏糊糊的青蛙呢？然而有一次，我们在港大校园下偶然发现一家正宗的湖南餐厅，她点了干锅田鸡。

我很疑惑，问道：“你不是说过你不吃青蛙吗？”

“菜单上有青蛙吗？我点的田鸡啊，我很爱吃。”

“那你以为田鸡是什么？”

“一种鸡肉？”

“不是的，田鸡就是青蛙，或者准确说是美国牛蛙。”

“什么？我之前不知道哦。”

“以前你吃的时候，就没有想过这是什么肉吗？”

“没有哦，我妈妈从菜市买的，我从来没见过活的田鸡。”

好吧，不管怎么说，我们那天吃的干锅田鸡好美味。广东人喜欢称青蛙为田鸡，也许因为口感和味道相似？美国人评价这种新奇的肉时也老说“像鸡肉”。

五

在我们迁回重庆住的第一年，妈妈要去附近的住宅区收泔水。为了到达那里，她得爬一个小坡。在周末，我偶尔会主动帮她。就算我肩膀不会挑担子，我还是装模作样挑着水桶去小山顶上那一排土屋。收泔水时，面上清澈的水得倒掉，只留沉淀物。酸馊味、凝固的油脂以及肩膀上越来越重的担子都是值得的，因为我们养的猪会又肥又好吃。

然而，我不会再像对待猪猪一样把猪当作宠物了。

在重庆，我们杀猪的方式与湖南人很不同。快到年关，没有比杀过年猪更重要的事情了，在乡下这是过年庆祝的开端。我们通常选腊月里的一天，所以熏制的腌肉才被称为腊肉。杀过年猪要花整整一个上午，以独具特色的午宴结束。

在杀猪当天，我们在坝子边挖个临时火塘，口径能架36寸的铁锅。杀猪匠到了抽根烟喘口气的间歇，就可以点火烧水了。休息好后杀猪匠磨刀霍霍，亲戚则去圈里拉猪。猪惊恐地尖叫着，也许知道可怕的事情要来临了。等几个壮劳力把猪抬到一块石头上按住，杀猪匠提着刀上前果断刺入它颈动脉。丝毫没有回味这一刻的意思。血放水一样流入大铝盆里。

真正不可思议的是，平时听到的杀猪叫其实是在抓猪的时候，杀猪匠下刀子后猪很快就安静了，凄厉尖叫变成哼哼，然后喘粗气，好像为了挨那一刀，猪已经等半年多了；总算解脱了。如果猪儿长得肥，又没什么毛病，那它就“还债”了，好歹吃了那么多包谷红薯——这就是农村人与牲畜之间的关系。

血流干似乎需要很长时间。杀猪匠和帮手们将不再动弹的猪拖到铺在锅边的香蕉叶上，通常就是煮猪食的那口大铁锅。先舀热水淋在猪身上以软化鬃毛，打整起来才方便。猪鬃和脏水一起流回锅里。与此同时，妈妈在小火上烫血旺。

湖南南县华阁镇

像其他农村地区一样，在重庆杀过年猪当天亲戚要来团聚，用土话说叫“吃刨猪汤”，指的是那锅泥土、猪鬃、屎、尿、血和油脂混在一起的热汤。吃刨猪汤的主要章程是趁卸下来的肉还温暖新鲜的时候，猪身上每一样肉都吃一点，主要菜式有血旺粉丝汤、猪肝汤、汆汤肉片、炒里脊肉、回锅肉和红糖炒肥肉。最后一道菜是专门做给杀猪匠下高粱酒的。亲戚们走时每人捎一块肉；几天后，他们杀了过年猪也会回赠一块。交换自家的农产品不仅象征着更加强了亲朋好友的感情纽带。

杀完过年猪后该腌肉了，开启忙碌的年关安排。腌肉的方法因地区而异，但不大，整个过程持续大约两周，其间我们那里会做香肠。趁重庆冬天罕见的大太阳天，我们取出脱去血水的咸肉，用清水洗净，挂起来晾干。

在重庆的农村家庭烧柴火依然常见，散发的浓烟非常适合熏腊肉。只需将晾干的腌肉悬挂在灶上方，就可免去专门架棚焐烧新鲜枝丫的麻烦。如果哪天想吃腊肉了，取一块下来把烟灰刷洗干净就行了。假如肉吃不完被熏了一年多，有可能会霉变，变质的脂肪吃起来“哈喉”——喉咙里感觉毛茸茸的，像猕猴桃过敏一样。外地人恐怕很难欣赏这种风味的腊肉。我吃过最老的腊肉是一条烤了两年半的猪脚，味道都不像猪肉了，倒不如说是臭豆腐调味的鞣革。

2021年底，网上有传言称，根据新颁布的法令，家庭个人屠宰生猪不再合法了。如果传言属实，吃刨猪汤这个独具特色的年终宴席将会消失。我打电话向妈妈求证，因为街上的杀猪匠一直以来都是自己杀猪，而她和邻居都从他们的肉案子买肉。妈妈问了其中一个杀猪匠，恰好是我的本家同辈。

“怪不得肉越来越贵了。从去年开始，杀猪匠些都不准在个人屋头杀猪咾。”妈妈告诉我说。

我们街上的两位杀猪匠都从业几十年了。我小时候常常在山路上碰到他们赶着从村里买的生猪回家。杀猪一般在天还未亮的时候，以确保早市猪肉新鲜。在肉案子那里，我所有嬢嬢和叔叔都能通过颜色来判断肉是否新鲜，都可说是行家。如果颜色不好看，他们那天就买鱼吃。没人愿意买粉色的猪肉，尽管就算是买回新鲜的鲜红猪肉,他们还是会把它放进冷冻室里。

“他们像城头的超市一样去周边的屠宰场进猪肉唛？不可能哦。”我提出质疑。

“按规定他们必须把猪送到贾嗣的定点屠宰场去，只有在那里才办得到食品安全证。”

贾嗣离我家八公里远，隔了两个乡场。

“但是准不准在屋头杀猪嘛？合不合法嘛？”

“当然合法噻。你之平舅舅八月间杀了两个猪儿。我们一哈都去了，我还分到一块保肋肉。你梅姨娘买了半边猪去。她城头一大家子人要吃肉。”

尽管妈妈已经多年没有喂过年猪以备宰杀了，但我还是上网查了修订的法令，人称“史上最严杀猪令”。最新版《生猪屠宰条例》于2021年6月由总理签署并于两个月后生效。这是条例自1997年颁布以来第四次修订。查完之后我松了一口气。《总则》第二条明文指出，本条例对“农村地区个人自宰自食的不实行”。

杀猪盛宴将得以继续下去。

六

重庆农村的活儿围绕圈里的猪和田里的稻谷展开。即使多年未养猪了，妈妈每年仍然栽种少量包谷和红薯——现在用来喂鸡和鸭。我们精心照料牲畜和家禽的付出，只有在宰杀和食用方面的讲究上才可与之相匹配。况且，腊肉在川菜中占据特殊地位，是地域潮湿的气候决定的。

尽管如此，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所有其他动物也必须现杀现宰趁新鲜烹煮。在我老家，冷冻猪肉遭人嫌弃，湖南风味的干鱼压根不存在，从美国肯塔基州进口的冷冻鸡腿和鸡爪只配卤制或者用泡椒腌制。

写到这里，我也许应该澄清一点信息。我来自重庆，但我出生在四川。如果不在地图上指出来，很难说清楚两个地方的差别。直到1997年之前，重庆是四川下辖的大都市，所以我们的方言和菜系有着相同的历史。但如果你一定要区分的话，美食是个很好的指标。或者至少，重庆人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打造自己的美食身份，突出在火锅和江湖菜。

江湖是我们自封的地域特色，几乎可以说明一切：平民，粗犷，杂糅，最重要的是，激情浓郁的风味和香料使用。

如果你馋酸菜鱼，草鱼是理想的选择。白鲢小刺儿多,危险，最好是切块。鱼贩一般免费杀鱼，切片切块皆可，因为本质上，传统的江湖菜只有一种吃鱼的方法——汤中水煮，味道大同小异，也许只有本地人才能分辨出来。任何元素的微量调整都被视为创新。

诚如一位英国美食作家所描述，走一趟四川的农贸市场简直是浴血奋战。鱼类——主要是塘养的淡水鱼——在拥挤的水箱或大桶中游着，由空气泵保持活力。鱼贩用钉子做的狼牙棒把鱼敲晕，剖开丰腴的白腹，黑色内脏扔了不要，留下乳白色鱼鳔。将两侧的肉切片，头尾和脊椎切断做汤底。鱼的血量不大，但鱼腥味重。在冰箱普及前的年代，你最好回家把鱼尽快下锅，以防变味。

七

在国内，关于什么动物应该吃或不应该吃的争论越来越激烈。有时候，辩论升级为传统文化和舶来价值观之间的交战。许多年轻人养猫狗作宠物，而不是像我外公外婆那样养猫捉耗子养狗看家。然而，吃狗或任何动物的负罪感并不完全来自西方。不杀生是佛教（当然，最初来自国境以西）十戒的第一条。

有一年夏天，外公还在世的时候，我二舅药死了他家的看门狗。狗笨，咬了一个路过的孩子，我们当地人认为狗开了嘴就没法闭上了。所以，我们在三伏天来了一顿狗肉宴。当无法识别是什么肉的块状物在锅里炖煮时，我外公喃喃地说，吃狗会带来业报（据说吃蛇会遭复仇）。然而，他照吃不误。

外公专门准备了一副祷辞：“我在心中持戒；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也许他在召唤传说中的济公，那个不守佛教清规戒律的酒肉和尚却能保有法力不失。这个偈语可能会让外公稍安，但我怀疑他压根良心无咎。而二舅自己患有脊髓灰质炎，就没有吃炖肉。

作者简介：秦贵兵为深圳技术大学英语教师，于2015年获得创意写作硕士学位，2019年获得英语文学博士学位。他主要的兴趣领域为小说，正在创作多篇短篇小说和一部长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