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杰弗里·亚历山大：演员、观众、危机与社会生活的戏剧

编者按：金融危机、教会恋童癖危机、电话窃听丑闻、Me Too运动……过去20年中的社会危机与每一位公民的权利息息相关。在《是什么造成了社会危机？》一书中，作者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ery C. Alexander）诠释了曾经被掩盖的社会问题，如何经过社会化的阶段，唤起社会良知，引发文化评判和社会干预。当人们对于“好社会”的理想化期望被打破，曾经受人敬仰的机构精英成为作恶多端者，必然会导致公民以合法的手段、有组织地进行介入。与之相对，机构精英将尽其所能避免社会问题的进一步发酵，双方的不同立场终将引发社会冲突。

世界的舞台上不缺少令人震惊的戏剧：社会革命、民权运动，以及政治家的竞选与执政等政治事件牵动着全球观众的心。形形色色的演员努力登上舞台，力求通过完美的表演，来吸引台下的公民观众。在《社会生活的戏剧》中，亚历山大向读者揭示了表演中的七个要素，在生活戏剧中演员、观众与社会危机之间的互动与制衡，以及成功的戏剧性事件如何决定社会运动的成果。在“澎湃新闻·思想市场”对杰弗里·亚历山大的采访中，他谈到了政治演员与公民观众、知识分子评论家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衡的关系。一旦公民意识到公民权利遭到侵犯，他们将会通过有组织的形式上演公民的“反表演”，挑战反民权的政治精英。

作者杰弗里·亚历山大是美国耶鲁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文化社会学中心主任；研究领域包括社会理论、文化和政治。主要著作有：《现代性的黑暗面》、《创伤：一种社会理论》《政治的表演》《公民领域》《社会表演》《社会生活的意义：一种文化社会学的视角》等。

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ery C. Alexander）

澎湃新闻：在《社会生活的戏剧》中，您探讨了政治人物如何成为戏剧中的角色，推动情节的发展。但近期的一则事件却出乎了许多人的意料。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自己将参加2024年的大选，却遭到了媒体的冷落。考虑到特朗普在过去五年里受到了巨大的媒体关注，媒体的前后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您看来，这是否意味着政治舞台也会筛选演员？这种筛查又有着怎样的具体标准?

杰弗里·亚历山大：我认为，表演是一种既难以获得，又很容易失去的力量。要成功地投射这种力量不仅仅取决于表演者是否具有优秀的“表演技巧”，而是与多个因素息息相关。特朗普的演技并没有退步，但现在大多数美国人是在不同的背景下看待他的行为。就当下而言，能融入特朗普表演的群体，仅限于他忠实的“基础选民”。他的表演无法吸引温和的中间偏右派选民，中间偏左派选民更不会支持他。

关于第二点，认为特朗普推动了过去5年以来的阴谋是不正确的。美国最强大的独立记者和媒体：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甚至保守的《华尔街日报》的新闻版（不是社论）都对他的表现持批评态度，认为他既危险又可笑。这种持怀疑态度的新闻绝对是美国政治言论的主要过滤器。虽然特朗普能够通过福克斯新闻和其他右翼网站创建自己的媒体线路，但这些网站从未成功地触及中间派。尽管其表演有着“分裂的受众”（split audience），特朗普还是在2016年当选总统；但他的当选，更多是由于希拉里·克林顿灾难性的表演障碍。从2018年开始，特朗普已经“输掉”了3次全国大选。他的表演越来越受到“中间派”的怀疑，甚至美国的保守派也开始认为他是个失败者。

澎湃新闻：相较于过去神秘、极富魅力、精英化的政治演员，某些演员似乎并不排斥将自己的部分个人生活与缺陷暴露给观众，将自己塑造为平民化的人物。演员们似乎有意识地操纵着媒体，让人们聚焦于自己。在您看来，这些演员的行为是否也是表演的一部分？将自己暴露给观众将会带来哪些好处？又有哪些潜在的隐患？

杰弗里·亚历山大：我并不认为政治演员会积极地将自己暴露给观众。现代政治人物仍在追求个人魅力和神秘感，无论他们是精英主义者还是平民主义者。任何成功的演出都要求将这些缺陷（尤其是他们的私生活和缺点）隐藏在后台——除非这些缺陷已经事先写进了剧本。

《社会生活的戏剧》，【美】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ery C. Alexander）著，李瑾 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11月

澎湃新闻：在《社会生活的戏剧》中，您解释了社会中的仪式和表演。如果我们假设存在一个完全由演员控制的仪式，那么某些演员是否有可能取代观众，并为其他演员提供合法性和权力？

杰弗里·亚历山大：大多数强大的、有影响力的社会演员都想摆脱独立的观众，因为具有自主性的观众，意味着他们可能对演员的表演有所怀疑。政治演员只有找到破坏观众和“评论家”（如记者、知识分子等）独立性的方法，才能对社会做到专制控制。虽然这有时能够奏效（当今世界上确实存在许多专制社会），但相较于过去只有几家电视台和报纸的时代，社交媒体时代的人们有更广泛的途径去实现象征性生产（symbolic production）。这也意味着观众可以更容易地进行批评，网民的持续怀疑经常会演变成街头的公开抗议。

澎湃新闻：您在书中提到了演员如何通过表演向远处的观众投射自己的意图，来赢得观众的认可。那么，观众是否也有自己的预期剧本和对演员的期望？另外，如果演员没有达到观众的期望，是否会引发观众的不满或反感？

杰弗里·亚历山大：仅仅从演员与观众的角度来分析我的理论是不够的。演员确实会通过表演将他们的意图投射给观众，但表演有7个要素，从分析上以及概念上来看，其中6个与演员相互独立（演员是这7个要素之一）。在现代社会，要创造一种“完美的仪式”或“观众与演员互相融入的表演”是非常困难的。观众越来越疏离，同时还有评论家和知识分子等社会类别与范畴。未能融入的观众，不接受演员想表达的意思的观众，往往会上演他们自己的反表演。

澎湃新闻：在第四章中，您解释了知识分子如何为社会生活的戏剧提供剧本。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演员开始改变剧本，知识分子还能制约或影响演员的表演吗？

杰弗里·亚历山大：根据定义，知识分子是独立于政治和经济权力之外的，因为他们相信自己可以直接触及合法性的文化根源，他们比有权有势的演员更善于解释其正确的含义。随着教育的发展，我相信普通人也能拥有一部分“属于知识分子的批判力量”。我相信，无论政治家有着怎样的表演野心（大多数政治家都想控制观众的反应），公民和网民都相信他们拥有独立的解释权。

《是什么造成了社会危机？》，【美】 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ery C. Alexander）著，陈雪梅 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11月

澎湃新闻：在《是什么造成了社会危机？》中，您提出了社会问题从“稳定阶段”转向社会化（通过引发符号代码），唤醒社会良知，引发文化评判和社会干预，最后回归稳定的过程。在您看来，能够突破掩盖机制，引起大量讨论的社会问题需要具有怎样的特征与条件？

杰弗里·亚历山大：在我的分析中，这一过程的重点是：任何问题都有可能引发社会化。这是一个公民领域的符号学准则（即我们对好社会的理想化期望）是否已经被违反的问题。如果有足够多网民或公民观众相信并感觉到在一些非公民部门发生的事情是“违反公民权益”或极端反人道的，就足以引发问题的社会化。观众们可能会（也可能不会）从这样的角度看待金融危机、恋童癖等社会问题。当然，职场性骚扰直到最近才被视为重大的反民权（anti-civil）行为。女性主义文化运动以及政治运动花了数十年的时间，才在社会层面形成对性骚扰的广泛理解与认知。一旦有了这些背景信念，就需要勇敢的调查记者来揭露性骚扰的普遍性，因为只有通过大众媒介化的方式来表达公民的愤怒才能引发问题的社会化。

澎湃新闻：在新冠疫情中，许多媒体报道了家庭的性别分工不平等、家庭暴力等现象。然而，尽管这些问题引发了大量讨论，却并未成为您定义中的“社会危机”。有部分声音认为，这些问题属于家庭范畴，距离公共事件尚有距离。然而，这种阿伦特式的区分似乎在现代社会中已经不再准确，您对此如何评价？

杰弗里·亚历山大：这与我刚才的回答相互呼应。值得指出的是，职场性骚扰仅仅在美国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危机；这场社会危机并没有发生在欧洲社会。但是，#MeToo运动在美国的影响已经蔓延到世界各地，引发了愤慨的涟漪和全球观众的批评，尽管并没有引发全球性的社会危机。

汉娜·阿伦特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但在我看来，她对女权主义的思考是非常混乱的。当私人问题涉及统治、剥削和压迫时，它们应该成为公共问题，也应该成为社会化的目标。这是我作为一个道德思想家的观点。作为一名社会学家，我只能说，这些问题经常成为公共问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常常被视作家庭或私人范畴内的问题。

澎湃新闻：您在书中提到了社会共同文化意义背景对于反精英公民联盟的形成与要求对社会危机实施制裁的重要性。然而，随着身份政治的兴起，形成同盟的难度似乎也随之增加。在当下的时代，如何让人们意识到特定社会问题与自身息息相关？社会良知又将如何被唤醒？

杰弗里·亚历山大：我不相信女权运动、LGBTQ运动以及种族运动仅仅是带有贬义的“身份”运动。在过去75年里，这些运动推动了西方社会正义的进步。在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国家，阶级政治实际上已经消失了，新的运动是关于承认差异、相互尊重与多元文化的融合。这些所谓的身份认同运动所宣扬的是公民权利、人类尊严以及摆脱被统治和被剥削的权利。正是这种 “共同的背景”允许各种不满的群体建立共同的联盟。正如我在整个采访中所说的，创造成功的表演离不开很多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成功的表演需要挑战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权力合法性的反表演（counter-performances）。我认为，所有的“现代”人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即个人是神圣的；埃米尔·涂尔干称之为个体崇拜（cult of individual）。不尊重这种个体崇拜的大国，就会不断面临表演失败的危险。

澎湃新闻：结合这两本书的内容，我们似乎能看到这样一种现象：演员在进入政治舞台后，代表着公民观众的立场，积极为他们发声，尝试解决社会问题。但当一些演员成为政治精英后，会选择与民众保持距离，甚至有意掩盖社会中存在的种种问题。直到意识到观众的不满情绪后，才会对此作出回应。在您看来，演员、观众与社会危机之间存在着怎样的互动与制衡关系？

杰弗里·亚历山大：这个可悲的事实是真实存在的，演员变成了精英。这就是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在其巨著《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中所说的“寡头统治铁律”（the iron law of oligarchy），该理论认为组织使当选者获得了对于选民、被委托者获得了对于委托者、代表获得了对于被代表者的统治地位。组织处处意味着寡头统治。米歇尔斯是韦伯的学生（令人震惊的是，米歇尔斯后来支持法西斯主义）。

然而，我并不认为寡头政治实际上是一条铁律。挑战麻木不仁、反民权精英的关键，是社会要坚定地将“反权力”制度化（institutionalize “counter-power”）。交流和监管机构必须拥有独立的资源，以及在法律保护下使用这些资源的权利。例如，（在西方世界）可以获得象征性生产的手段，保持独立和专业性的新闻，以及建立能对“不受经济阶层、政党或国家控制的法院”作出迅速响应的法律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