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与争鸣｜全国优秀青年学人年度论坛⑤：术道之间——“数目字管理”与政治理性

明清以来的中国社会在政治治理、经济形态、社会秩序等层面都呈现出更多的“理性化”因素。近年来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更显示出，黄仁宇所批评的那种“缺乏数目字管理”似乎需要重新予以检视。这表现为明清以来政治与社会演变在两个方面的特征。其一，市场发育与社会秩序演变中所蕴含的内在活力；其二，政治治理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协同演化。这意味着，阐释传统中国政治治理的独特道路及其历史命运，需要更新的、更具内生性的理论话语与方法论。

11月27日，《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共同举办的全国青年学人年度论坛分论坛“术道之间：‘数目字管理’与政治理性”召开。与会学者重新审视了明清王朝在司法实践、财经模式、社会组织、商业流通等角度的治理问题。

会议内容

会议分为两个主题，首先是 “王朝体制中的‘数目字管理’如何可能”。

赖骏楠（复旦大学）从韦伯的“法律理性分类”入手，在通则化、综合化、体系化的框架下讨论明清司法实践。他指出，如果从一种精英主义的视角审视，则清代民事审判的法源的确与欧洲近代早期的民事司法有着显著差异。但是，由契约文书、民间惯习，及其地方司法实践所看到的图景则是，对于明清司法的法源与案件类型应当有更广阔的观察视角。由此，从君主统治、市场力量，及法律“内部”的理性化资源三个方面，可以重新审视近代早期中西法律理性化的共性和差异。

赖骏楠

申斌（广东社会科学院）的报告主要聚焦于“量化思考和技术如何参与王朝财经治理”。申斌认为可以跳出黄仁宇自己的语境，将“数目字管理”理解为一种社会性技术尤其是治理技术，以此来透视中国传统国家治理状况。政治理念上的“集权”、行政制度设计上的“集权”和财政管理实践中“集权”的实现程度应加以区分，而量化管理是推动集权程度提升的技术支撑。申斌区分了明代洪武时期与清代乾隆时期的财政运作差异。洪武型财政运作形式的特点是实物征调为主体，以仓储出纳为核心，建立“点对点”的供应关系，同时试图压缩官僚机构的空间。而乾隆型财政建立在商业化社会之中，货币财政运作与市场和交易高度关联，同时民间包揽体系和庞大的官僚体系构成了财政运作的基础。货币财富在官僚系统内大量积贮和流动，政府也面临着市场波动性的挑战，呈现出一种“定额化思维”与“重视波动性信息获取”的“两条腿走路”的模式。结合清朝的政治逻辑可以发现，清朝统治者是综合考虑维护“圣王”权威、确保百姓基本生存、利用并警惕包括官僚集团在内广大中间势力三者情况下进行制度构建与决策的。

申斌

赵思渊（上海交通大学）从17世纪英格兰学者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的《政治算术》入手，比较17至18世纪英格兰与江南政治治理中的计算能力及其背后的政治逻辑。作为比较的文本是来自18世纪后期江南幕友谢鸣篁所著《钱谷视成》。这一文本显示了“会计之学”在18世纪江南地方治理中的广泛作用。由当时人所创设的编纂册籍、会计核算、赋税催查之技术来看，18世纪江南地方治理中已经展示出熟练的计算能力。但这种计算能力以一种相对恒定的经济运转形态与财富观念为前提。发展与增长的观念尚未进入清代的政治逻辑。

赵思渊

郭永钦（广州大学）比较了18至19世纪中国与西欧的税收结构。郭永钦强调“均平思想”在明清王朝的财富分配、赋役征发、算学技术等方面都有着深远影响。均平思想在传统王朝治理中有着深远传统。其一是重心从晋、唐时期的财产分配制度向唐代两税法以降的赋役征发制度转移，使得均平的制度设计从分配向征收方面转移。其二是从追求制度设计转向务实的防弊措施，体现了实践中制度调适的务实取向。由此，政治经济思想、赋役制度和算学技术之间也存在着深层联系。也正因此，包税制度、“卖官鬻爵”等问题在同时代的中国、欧洲的政治运作中呈现出不同的逻辑，以及价值观判断。

郭永钦

分论坛下半场的主题为“政治治理如何面对市场流动性”。

蒋勤（上海交通大学）聚焦于清代捐纳制度对官员晋升路径的影响，以此回应传统中国社会流动性问题的若干关键辩论。以科举同年录和各省同官录为主要资料，个人能力、财富、人际网络等因素对官员流动的影响可以通过量化方法进行检验。由此亦可发现捐纳制度在清代皇权操作政治平衡中的作用。

蒋勤

胡岳峰（上海社会科学院）从货币制度的角度讨论了清代应对市场流动性的政治逻辑。清代建立了完整制度掌握银钱比价数据，试图维持较为稳定的银钱比价，以避免剧烈的物价波动。而针对货币管理上面临的观念转变、技术变革、制度更迭、实践反馈中出现的“无法固守例价”、“金属货币自身缺陷”等问题，胡岳峰将解决办法总结为建立信用化与本位币、主辅币制度。最后，胡岳峰指出，有关清代奏报体系在数目字的议题上的讨论在具体研究和宏观感知之间仍有很大研究空间。

胡岳峰

周健（复旦大学）讨论了清代赋税征收中的一个关键话题：漕运的账怎么算。同光年间，由招商局负责江广漕粮采运的制度框架下，政府采购如何应对粮食市场波动，成为户部、粮道、州县官、招商局之间的多方博弈。从长期来看，19世纪80年代起，采办经费逐渐减少，采办地三河的米价却显著上涨，招商局采办盈余大幅缩减。其对策则是减少江皖的采办，多用存津漕粮余米或在津采购，最终停止采办。1874-1894江广漕粮采买海运中，省级政府（督抚粮道）将采运业务外包招商局。两者共同面对市场波动性，官员是否承认乃至保障官督商办企业获取盈余，是重要的问题。

周健

郑彬彬（上海大学）在商贸情报生产的路径下呈现近代英国如何对中国市场的进行“数目字管理”和“理性决策”。19世纪英国驻华使领在中国进行广泛的商业情报搜集工作，形成了以数据报表和调查报告为主要类型的商贸情报。在条约体制下，领事肩负的“条约保税职责”虽便于其获取各类贸易数据，但也造成了数据的系统性缺漏。对此，自1845年担任驻福州领事始，阿礼国开启了另辟蹊径的情报工作方法。他主张以通商口岸为解剖样本，充分发掘中国政府、民间资料，并在中国既存贸易网络的视野下分析之，试图“客观”“正确”地理解中国市场。他的情报工作将英方的对华扩张方向从沿海导向长江腹地。中国海关成立之后，海关发布的商贸信息成为英方固定且权威的源数据，让英方改革统计口径，深入分析中国口岸贸易特性成为可能，并使英国政府在“直接贸易”、“间接贸易”统计口径下“再识”在华利益。由此亦可理解19世纪后半叶英国对华政策的调整，与在华英商的利益结合更为紧密。

郑彬彬

何永智（中央民族大学）基于清代捐监数据，讨论了外捐在清代财政结构中的意义。指出清代外捐呈现出由临时筹款而逐渐“常态化”的演变趋势，此一经费汲取模式，适应了政府汲取财政的实际需要。同时，在咸丰军兴的背景下，外捐在战时机制形塑下衍生出多种经费动员模式，而制度嬗变则影响到政府的资源调度与经费汲取效能。外捐也是清朝通过调度社会经济资源以维持收支平衡的“理财”手段，亦即清朝政治合法性与国家治理能力的晴雨表。

何永智

点评与自由交流

综合讨论中，邱澎生（上海交通大学）首先对黄仁宇的“数目字管理”的意涵进行解读，认为以英国为代表的世界观与转型诚然重要，但是黄先生以“法律既以私人财产权之不可侵犯作宗旨，也能同样以数目字上加减乘除的方式，将权利与义务分割归并来支持这样的分工合作。这在推进科技的发展中，产生了一个无可比拟的优势条件”界定英国数目字管理社会转型的核心原因还需进一步探究。本次所讨论的各个议题亦显示出，随着16世纪中国市场因素越发活跃，国家、社会乃至知识体系等不同的面相如何用技术手段去回应“市场”成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就“数目字管理”这一议题，邱澎生以赖骏楠讨论的法律理性化问题做了补充，指出滋贺秀三曾经强调明清律例采用“绝对刑”定罪量刑系统，故与近代西方的“相对刑”定罪量刑系统具有重要差异。但认真比较两者，我们其实不应该即将明清中国法律类型说成更加不理性，而就是类型之间的不同。甚至可如陶安指出的，明清律例绝对刑的设计，其实立意是想更有效地降低地方司法官员的专断与枉法裁判，内在实有一套理性的考量。因而，所谓的法律“理性化”，应该更好地视为是一个渐变的光谱，不宜简单只以“是”或“否”做出二元对立的论断。整体来看，我们仍需重视王国斌与彭慕然提倡的兼顾相似性与差异性研究取径，持续更细致地审视中西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互动关系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