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与争鸣｜全国优秀青年学人年度论坛⑫：从实求新——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实践需求与概念供给

2022年12月11日，由《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主办、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承办的第二届《探索与争鸣》全国优秀青年学人年度论坛分论坛之“从实求新：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实践需求与概念供给”以线上方式进行。参与本次论坛的有来自中山大学、重庆大学、中央民族大学、西南大学、云南大学、云南民族大学等高校的14位青年学者。

开幕致辞

会议第一项议程是开幕致辞。由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院长李志农教授发表致辞。

李志农

她指出，覃延佳老师申报的“从实求新：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实践需求与概念供给”这一选题，在选题上具有时代性、创新性、思想性。同时，李副院长也介绍了云南大学民族学、社会学学科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学术底蕴，希望与会青年学人能秉持魁阁精神，不断在学术道路上努力探索，产出更多高品质、高水平的学术成果。最后，李副院长对未来各位学者能来云南大学开展学术活动表示热烈欢迎。

随后，会议召集人覃延佳介绍了本次论坛“从实求新”理念的来源，他介绍说，“从实求新”的概念源自于费孝通“从实求知”的学术思想，认为论坛的核心目的旨在以实践社会科学作为指引，从各自的经验研究领域中提取出关乎中国社会研究的标识性概念，以此来回应新时期中国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需求。

本次论坛设置三场专题学术研讨和一场圆桌讨论。

第一单元：行政实践、族际关系与社会运行：

中国社会实践研究的方法论

第一场学术报告的主题为：“行政实践、族际关系与社会运行：中国社会实践研究的方法论”。本场主持人为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民族学系系主任王越平教授，两位评议人是来自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谭同学教授和何海狮副教授。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张亮副教授报告的题目是：《政策代理人的参与式行政实践与乡村振兴衔接全面脱贫的动力机制》。

张亮

在这篇文章中，张亮主要探索的问题是如何解决从全面脱贫到乡村振兴的动力机制问题。他认为依靠农民的内生动力和主体性，很难解决小农户横向合作、一、二、三产业各个环节纵向衔接等困扰农民致富的难题。脱贫攻坚政策代理“责任到人”下沉到基层，将国家政策红利变现，推动了一个又一个农民组合，实现了一个又一个产业组合，才是决胜脱贫攻坚的关键。通过扶贫攻坚的实践，继续深化国家体制改革，锻造、选拔出一批既具有行政职业素养、又谙熟于基层社会实际的行政队伍，就是衔接乡村振兴动力机制的基础。

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陈浩老师报告的题目是：《试点-推广：中国政策实现与社会运行的方法论》。

陈浩

陈浩在发言中认为，中国这样体量的国家，要推行统一的政令，集中力量办大事，必然需要有效的方法和严密的逻辑。试点-推广制在实践历程中不断完善，其蕴含的实践理性已经成为国家政策运作的重要方法论。经验理性与经济理性是试点-推广制的两种基本逻辑，不仅为具体政策实践赋予了科学性，还为决策赋予了合法性和权威性，促使新举措的推行达成广泛共识。

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周文老师报告的题目是：《族际通婚能有效反映族际偏好吗？——概念反思与测量改进》。

周文

作者认为，族际通婚比例指标简单化使用无法反映族际偏好，需要克服由社会结构带来的交往机会的影响。这些社会结构因素包括族群相对规模，族群分布格局、族群性别结构和族群迁移流动。作者认为，我国不同于西方的民族社会特征使得交往机会的影响在我国更为严重。作者采用“偏好-机会”选择框架，将影响交往机会的结构性力量设定在“族际通婚圈”范围，建立了族际通婚偏好的测量新方案，新方案具有一定的优势。

对三位报告人的报告，两位评议人都一一做了点评。大家一致认为，三篇文章所讨论的问题，都是关乎当下中国社会运行的核心议题之一，需要结合以往研究经验，从认识论、方法论层面全面总结分析既有的社会事实，推进这几个研究实践领域的概念供给问题。

第二单元：中国社会的礼俗实践与文明再造

第二场报告的主题是“中国社会的礼俗实践与文明再造”，由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的黄瑜副研究员主持兼评议，另外一位评议人是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的杜树海教授。

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覃延佳副教授从“意识模型”与“主体实践”两个概念入手，重点讨论从礼仪视角出发的中国社会研究之范式问题。

覃延佳

他认为礼仪系统及其实践既是中国社会的重要表征，也是实现社会跨时空连接的重要路径。特定人群的多样意识模型及其围绕礼仪展开的仪式实践构成我们认知中国社会的研究取径。明代以降，社神作为伴随里甲制度而广泛推行的一种礼仪标识，在不同地区有别样的面貌。广西中部地区的社在乡民日常礼仪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一方面，社是国家大一统文化在地方的集中展现；另一方面，乡民自身的生命体系亦端赖社神崇祀而维系。师公不仅通过唱本和科仪书的创作对社神进行跨越时空的意义注疏，同时还为与社有关的祭祀活动提供“架构”。乡民日常礼仪实践、仪式专家的文本及仪轨，共同织构了一套基于社而生成的地方意识模型体系。这一体系借由文本、仪式与日常口传联结而成，构成我们将礼仪作为中国社会研究范式的基础。

杜树海评论认为，有关社神的文献记录过多，且地方性概念繁杂，使得考察起来难度很大。因此，相关研究所涉及的对象还是相对模糊，这是研究不得回避的问题。其次，相关民间文献与经学经典文献之间的关系依旧值得进一步考察。最后，理论回应还是不够明确，需要改进。黄瑜评议认为覃延佳针对以往研究的梳理方面做得比较系统，有关社的概念在实地考察中确实是比较模糊的概念。“社”应当可以用“神圣空间”来理解，个人与家庭如何通过社来与国家社会联结。村寨和国家的联结则更多的是通过仪式专家实现。

西南大学国家治理学院唐钱华副教授发言的题目为：《法律人类学视域中凉山彝族地区移风易俗法治化的思考》。

唐钱华

唐老师以“法律/法庭下乡”中的“费孝通式困惑”引出问题意识，基于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凉山彝族地区移风易俗法治化的考察，指出该地区移风易俗法治化经历了由启蒙到拓展，及至《凉山彝族自治州移风易俗条例》颁布后的最终确立。当前凉山彝族地区移风易俗法治化呈现出四重特征——从“送法下乡”到“迎法下乡”的转变，从“因俗而治”向“法俗并治”的协商，从“礼俗互动”到“法俗互动”的协同，从教育引导到教育法治的并重。把握上述四重特征，能够有效回应“费孝通式困惑”并化解当地移风易俗法治化中的难题。

评议人中山大学杜树海指出，关注国家进程中的移风易俗及其体现的“法俗互动”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新视点、新议题。评议人中山大学黄瑜指出，关注移风易俗中民众对国家法治的借用、转换，以及可能构建的新机制同样值得进一步讨论。

第三单元：边界、区域多样性与多元政治体

第三场报告的主题是“边界、区域多样性与多元政治体”，由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陈浩博士主持，评议人为云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历史学学院高朋教授和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刘彦副教授。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杜树海教授报告的题目是：《历史政治体理论：东南亚的经验》。

杜树海

他认为在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中，以阶级分析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与以强调特定国家边界内的暴力垄断为特征的韦伯式国家理论构成了国家理论的经典范式，长期影响甚至主导着关于东南亚前现代“国家”的历史研究与历史叙述。但是，运用这些国家概念形成的东南亚前现代“国家”研究并不符合历史事实。通过发掘东南亚本土观念，研究者提出了星系政治体、曼陀罗政治体、尼加拉政治体以及“剧场国家”等概念。本文认为东南亚历史政治体的特征有四：一为神圣王权；二为典范中心；三为人力控制；四为模糊边界（层叠主权）。

高朋评议认为，东南亚的区域可能存在差异，并建议比较东南亚与西欧、拉美的历史经验。刘彦评议认为，特征四（模糊边界）仍然使用了民族国家下面的概念，仍然无法逃脱国家主义。

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王越平教授发言的题目是：《边界感知、栖居共生与认同形成：中国西南边境地区的边界过程研究》。

王越平

她指出西方从事边界研究的学者有两个幻像：一是对于国家地缘有机体的幻像，把边界视为与国家同样的有机体，对于维持国家安全具有重要的作用。二是911以后恐怖主义危机国际化，使得各国表现出对于国家安全的空前重视，修建围墙——有形的边界构建与增加对人口和货物的筛查机制——无形的边界，都旨在构建一种国家安全感的幻像。文章则试图破除这一自上而下审视边界的研究路径，回归至特纳所言的边疆性或边界的地方属性，通过从边境居民的视角入手讨论边界线如何扩展成为边界地区，成为被当地居民具身感知、经验与实践的独特空间。在这一边界过程中，国家的权力渗入、地方民众的社会文化继承性、边境地区拓居开发的历史多赋予了边界差异化的特征，并促成边民形成较好的国家认同感和边界感知。

针对王越平的报告，评议人高朋认为，所谓“区域性认同”不是独属于边民的，考察边境，更多的还是要以国家的视角介入，没有国家框架内的影响，边境是不存在的。刘彦评议认为，王越平教授的研究的理论分析路径与经验舒展之间的联系可以进一步加强。

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孙旭副教授发言的题目是：《内生共治——区域整体性与地方多样性形成的历史-社会机制》。

孙旭

他在文中提出的“内生共治”的概念，希望通过对清水江、都柳江流域中的基本社会文化单元——村寨共同体的比较研究，在传统中国一体多元形成的结构过程中，通过村寨联合体的差异化发展、村寨联合体内部及村寨联合体之间的民俗互动，更好地理解他们如何在有意识地制造分殊的同时，相互协商、理解、联合的历史-文化机制。这一研究强调重视人群的主体性，并将文化视为一种社会分殊和建立共同理解的生产力和想象力，从历史进程，自然生态、社会生命历程和心理感知综合理解群体的认同意识和多元一体。

高朋对社会想象理论在清水江研究中的适用性提出了疑问，并认为研究强调了文化机制，但也要重视政治经济等更为重要的历史-社会机制。评议人刘彦认为孙旭报告的概念可以进一步清晰，需要在方法和认识方面继续探索，最终要形成一套客体化的认知。

第四单元：圆桌讨论

在三场报告会结束后，与会学者还就“从实践社会科学出发的概念创新如何达致？”这一议题开展了圆桌讨论。圆桌讨论由覃延佳、陈浩担任引言人。

云南大学谭同学教授发言认为，关于农业农村问题的探讨，需要在特定的学术脉络中才更具有理论冲击力。他总结历史人类学研究的经验认为，围绕中国礼仪文化的研究，需要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政治经济作为基础。唯有结合政治经济和礼仪传统分析，才能更好的呈现中国社会研究的礼仪范式。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黄志辉教授发言认为，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需要带上三个理论行囊，一是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传统，二是当前国家层面的意识形态话语，三是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传统。同时，他也批判了当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回到儒释道经典传统、“把XX作为方法”趋向及自我中心主义三大研究趋向存在的问题。他认为我们开展研究需要暂时搁置自我，从一个相对客观的角度来展开研究，回归人文传统是为了更好的回应当下田野调查遇到的问题，而不是躲在经典里做文字游戏。因此，他认为我们首先必须面对实实在在的经验事实，并认为“将......带回分析的中心”是值得提倡的一种研究路数。

高朋认为，当下中国语境下的社会科学研究需要我们有更好的理论素养，同时要敢于直面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突出“从实求知”的学术研究精神，王越平提出了从经验研究到概念创造之间存在的知识脉络繁杂问题。陈浩认为中国社会科学的有效概念供给实质上是不足的，需要做更多探索。覃延佳认为，当下中国学者的学术创新与概念创造需要面临双重困境，一方面学者的日常生活是高度个体化的，另一方面学者在开展理论创新的时候也是高度个体化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学者，如何在诠释相应社会事实的时候搁置自我，在认识论、方法论上取得突破，是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杜树海认为，人文社科的概念创造只是一个分析模型，并不一定与所有事实相符合。中国西南山地少数民族存在的社会与文化分殊是值得认知的领域。谭同学补充说，我们开展研究需要有比较明确的时空坐标，以聚焦我们在相关领域的对话。

总体而言，参与圆桌讨论的学者们一致认为，要实现从经验研究到概念创造的“从实求新”，首先必须立足于纷繁复杂的经验事实，在具体经验材料中探索概念的可能性；其次，要充分吸收国内外学术界的理论知识，做到兼容并包。第三，大家一致认为概念创造不仅是个体的思想过程，也是学者群体相互讨论、协商的结果。因此，大家认为参加这样的论坛，对各自的经验研究与概念创造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论坛召集人覃延佳亦借此机会呼吁大家在未来开展更多深入的思想交流和碰撞，共同推进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知识创新、理论创新。

与会人员云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