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麦克尼尔的全球观

威廉·麦克尼尔于1917年生于温哥华。他的父母来自加拿大的两端：一方来自爱德华王子岛省的农场，另一方则来自温哥华岛上的林场。他的父母相识于麦吉尔大学，都主攻英语文学。据未经考证的家族传闻，两人还都是优秀毕业生代表。当时，对于一个来自爱德华王子岛的男孩来说，上大学并不容易，但是约翰·麦克尼尔（John T. McNeill）通过赢得当地的最优学生奖获得了上大学的机会。而对于一个来自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纳奈莫锯木厂的女孩子来说，上大学就更不容易了。内特·哈迪（Netta Hardy）还不得不违背家人的意愿，并依靠一个较为富裕叔叔的经济资助才能够到麦吉尔上大学。她的父母希望她能够帮着抚养九个弟妹，而不是到蒙特利尔市成为摆架子的城市人。

麦克尼尔父母的选择和发展道路留给他两个重要的遗产。其一就是他对于英语的热爱。他有加拿大最具文学修养的一双父母。由于儿童时期深受长老会的影响和神学训练，日后又成为一名研究基督教教会的历史学家，他的爸爸能够将大段大段的钦定版《圣经》铭记于心。他的母亲能够熟练背诵大量的维多利亚时期的诗歌。麦克尼尔从父母那里继承了对于语言的热爱以及准确使用语言的习惯。

威廉·麦克尼尔

第二个重要遗产就是个人抱负，这一点主要得益于他的母亲。他的母亲不得不与自己的父母决裂，并且迫切地向她的父母证明接受大学的思想和教育并不是一个轻率的决定，而是一个十分有价值的选择。她对于自己的丈夫和儿子同样具有强大的抱负。她是那种飞机还没被发明出来就鼓励孩子去飞翔的父母，因此她鼓励她的儿子拥有远大的目标，努力工作，并且追求卓越。她的丈夫和儿子最终都成了芝加哥大学的教授。这并无益于弥补她与温哥华岛上亲人之间的嫌隙，但是却能提供给她一种深深的满足之感。

从在芝加哥大学的本科生阶段起，麦克尼尔就已经立志要写一部关于所有人类历史的大部头著作。他于1950年代中期开始认真落实自己的计划。在写作过程中迸发出的无数灵感和想法最终无法全部包含于他在1963年出版的《西方的兴起》一书中。 其中有一些被他遗忘，有一些他虽然心向往之却最终没有实践，还有一些则包含在了他在美国以及加拿大大学进行的一系列讲座中，并最终呈现为这本小书。

他于1979到1986年间准备的五场讲座构成了这本书的核心。那个时候，麦克尼尔处于他在芝加哥大学执教的后期，课程日少而旅行日多。这本书证明，他仍然保持着自己智识方面一贯的高超能力。通过这些讲座，读者能够迅速联系到他那些最富影响力的著作，因为这些讲座包含了他自认为最杰出的三部著作——《西方的兴起》《瘟疫与人》（1976）以及《竞逐富强》（1982）中被遗漏的思想闪光点。

前两章是麦克尼尔1982年在贝勒大学做的讲座。它们代表了麦克尼尔对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理论中令人欣慰的美式虔敬的批评。他有时候说，他的加拿大血统使他对任何天真的爱国主义式的美国历史保持警惕。

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

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于1880年代晚期提出的理论认为，美国边疆的广阔地带与美国社会的民主文化以及坚定的个人主义密切相关。这一理论丝毫没有提及奴隶制以及1861年之前奴隶制的西扩。数十年间所有学习美国历史的人都会学习特纳理论，并将其作为美国例外论的一部分加以接受。麦克尼尔则拒绝这一观点，将之称为一种“浪漫的迷惑”，并倾向于用一种更为广阔的边疆政治观点将其替代。

在这种视域更为广阔的边疆观点下，麦克尼尔认为人口密度较低、国家管理较为松散的土地常常会吸引那些已经建立了严密等级结构的人类社会：两者的相遇要么形成了特纳所看到的原始的平等主义，要么则正好相反地形成主人—奴隶式的残酷社会。在美国，这两种现象同时存在，并且它们也存在于巴西、俄罗斯、南非以及澳大利亚。这两个篇章是麦克尼尔延续沃尔特·韦伯（Walter Prescott Webb）和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先前的研究，试图在更广阔的全球模式之下理解美国历史所做出的努力。

在解释边疆现象为何以及如何出现在1492年之后的美洲、1788年之后的澳大利亚、1652年之后的南非，以及俄罗斯、乌克兰方面，麦克尼尔较之韦伯和哈茨走得更远。他认为在疾病史中能够找到主要的解释原因。比如他引证在14世纪及之后的若干世纪中向定居者开放的乌克兰，黑死病像在美洲那样导致了大量的感染及死亡。不过麦克尼尔关于乌克兰和东欧的研究观点很少得到这方面专家的同意。他将欧洲向海外扩张以及在欧亚大陆向东扩张看作两个平行并列运动的观点，也难以说服大部分的世界史学家。

不过麦克尼尔更好地讨论了边疆的特征。他认为相较于粗犷的平等主义，强制劳动制度是世界各地边疆中更为常见的特点。俄国的农奴制、美洲的黑人奴隶制以及南非的奴隶制都是对劳动力缺乏条件下治理的回应，它们较之特纳和韦伯所推崇的民主个人主义更为常见。只有在因海洋的隔离军事保护成本较低的地方，例如北美和澳大利亚，自由和平等的社会才有条件兴旺发展起来。（即使是这样也难以解释1861年之前美国北方和南方的不同发展道路，或者解释1788年之后澳大利亚罪犯劳工的盛行。）

这两场讲座中的第二场之中，麦克尼尔将欧洲的人口增长现象与向地价低廉的大边疆的人口迁移联系了起来。这一连串既包括强制也包括自由移民的迁徙将一些致命性的疾病传播到了更远的地方。这一过程导致了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西伯利亚以及其他地区的人口减少，并反过来为更多的移民提供了机会。然后到1920年代时，大边疆地带持续的人口增长终结了上面所述的这种模式，因此麦克尼尔将这一过程看作是暂时性的。故而大边疆形成所依赖的其实是1500至1920年间世界历史当中颇为不寻常的人口分布不平衡现象。

这些文章展示了麦克尼尔对于1500年之后世界人口统计史、迁移模式以及各地政治史的熟稔掌握。它们都试图说明前几代美国历史学家所认为的关于美国例外的各种特征其实是更为一般性的人类特征。麦克尼尔将自己的努力看作是对于偏狭的、爱国主义式历史的一种矫正。很多时候，这些文章都包含了20世纪80年代冷战期间美国和俄国之间的种种对比，但是麦克尼尔试图在那些美国人难以沾沾自喜的地方去寻找两国之间为何享有不同程度自由的解释。这些章节将人口增长、疾病以及人口迁移作为世界史发展的动力，可以说非常具有麦克尼尔的研究特征。

第三和第四章则包含了麦克尼尔1979年在克拉克大学做的讲座。简单来说，它们展示了麦克尼尔关于人类历史中微观寄生关系（microparasitism）与宏观寄生关系（macroparasitism）的思考。这些术语和概念是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一书中提出的。在这两章当中，他对这些概念进行了精练。

《瘟疫与人》

多层次的寄生关系概念在生物学上并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在1733年一首名为《关于诗：一首狂想曲》中预言了这一关系：

所以自然学家观察到，一只跳蚤

还有很多更小的跳蚤以它为食；

又有更微小的跳蚤咬着它们。

所以无限延续下去

大部分关于生物多样性的研究都得出结论认为在生物世界中寄生物要远多于非寄生物，因此自然界中在另外一个生物体内或依赖于另外一个生物获取营养的寄生关系，非但不反常还很常见。寄生物可能生活在宿主体内，可能是在宿主的皮肤上，抑或（像老鼠）是生活在宿主储存粮食的地方。虽然我们还没大方到要让所有的寄生物都寄生于人体内，但至少有437种常见寄生物寄生于人体，这还不包括大量的病毒和细菌。它们可能引起也可能不会引起疾病，但是麦克尼尔用微观寄生物（microparasite）特指病原体。

微观寄生关系作为人类历史中的重要变量已经得到了时间验证。麦克尼尔和其他若干学者已经利用其历史学专业素养，证明必须将疾病看作重要的历史力量，特别是那些他称之为“文明的疾病”，即像天花或者麻疹等，当人类没有得到免疫时，便会引起严重的致死性感染。如今世界历史的课本已经将疾病作为其中重要的讨论主题。世界上所有地区的研究者们都将疾病作为一个重要的主题进行研究，其中一些研究者将自己的课题放在麦克尼尔提出的疾病史框架下进行研究。

至于“宏观寄生关系”，麦克尼尔意指人类群体中的小团体。生物学家意识到人类是其他寄生物的宿主，但没有意识到人类本身也是寄生物。将寄生一词用来形容人类并不容易，即使是用作一种比喻也没有降低这种使用的难度，因为寄生虫（parasite，而非宏观寄生物[macroparasite]）过去以及现在也时常被用来作为一种政治上的蔑称：马克思主义者们在批评资本主义时常常用到这个词，而纳粹则用这个词来辱骂犹太人。

麦克尼尔用宏观寄生关系形容的人类小团体包括统治者、官僚阶层，有些时候也包含军人。他们自己并不生产粮食，而是靠着他人生产的粮食生存。因此，从比喻义来说，他们就是寄生虫。辛勤劳动的农民将他们的一部分劳动果实通过税收或者其他征收形式交出去，进而供养着这些非生产阶级。用寄生这个概念去指称国家中的人员，会假定这些统治者、官僚阶层以及军人没有为他们所得到的给养提供任何作为交换的服务。但一般来说，尽管不完美，统治者、官僚阶层以及军人都声称提供若干服务，在现代社会中尤其如此。这些服务包括保护生产者免受武力攻击，提供司法行政服务，以及诸如建设以及维护基础设施等其他公共服务。在早些时候，统治阶级声称通过天赋权力（事实上是通过游说）对公共事务进行干预。随着国家和统治者逐渐将其中一些服务委以劳动大众，这个宏观寄生关系的概念至少可以说已经不够准确了。

相较于微观寄生关系，宏观寄生关系这个概念并不十分受历史学家欢迎。根据谷歌的N-gram语言模型计算，“宏观寄生关系”这个词最早于1974年在英文书籍中开始出现。但是用谷歌图书进行搜索并没有显示出在《瘟疫与人》之前使用这个词的著作。这个词在1997年有一个快速且短暂的应用高峰（每50万本出版的书中就有一本包含这个词），但到2000年时这个词就又一次被几近遗忘。从1966到1970年间，“宏观寄生物”这个词出现在书中的次数微乎其微，到1981年时已接近绝迹。在这之后，虽然出现频率仍然极低，但它成了英文书籍中一个固定表达。当然，谷歌N-gram模型并不能说明麦克尼尔以外的其他作者是如何使用这些术语的；也许它们只是被医学领域的作家用来指称那些比一般虫子或者细菌大一些的寄生物。

麦克尼尔已经意识到了这个概念所蕴含的不完美之处，并在1980年代早期以后越来越少地在自己的写作中使用宏观寄生关系这一术语。这个术语最开始吸引到麦克尼尔是由于它和微观寄生关系形成的对称性，以及它提供了将人类历史中的种种张力纳入生物平衡的视角进行理解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他对于农民辛勤的劳作也一直抱有同情和敬佩，这一点通过他在爱德华王子岛上的表亲和祖先的生活深深烙印在麦克尼尔脑海中。一直到青春期尾声时，麦克尼尔都会在每个夏天去那里亲自体验这种农民生活。 但是宏观寄生关系这个词并没有流行起来，它常常被人误解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书，但其实麦克尼尔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这个术语最终被麦克尼尔不情愿地抛弃了。

这本书中的最后一章是麦克尼尔于1986年在普林斯顿所做的讲座。它代表了麦克尼尔又一次试图解释人类历史中另一个反复出现的现象，并将其纳入一个大的解释框架的努力。这一现象就是灾难，其核心思想即是无论人类具有怎样的智慧和野心，灾难都不可能从人类经验当中消失。每一次试图从灾难中保护某个群体的努力都有可能会对其他群体造成影响，抑或引起频率更小但影响更大的新灾难。他在这一章开始时讨论的对密西西比河洪水泛滥进行治理的例子，正是对这一核心思想的解释。那些建造堤坝的社区通过将洪水疏导到他人的地界来保护自己，当所有人最终都建造了堤坝时，洪水就会越来越少地越过河床。但是洪水一旦来袭则必然造成比之前泛滥更为灾难性的后果。

麦克尼尔将这个概念引入对宏观经济管理的讨论，将金融以及财政的种种政策工具类比为堤坝的建造。根据他的观察，设计精良的经济政策往往通过转嫁的方式保护自己所处的群体免受经济危机带来的不良影响。而巧妙的经济管理总是会由于减少小型危机的频次导致更大规模危机的发生，1930年代的大萧条就是一个例子。麦克尼尔还将堤坝原则应用于企业管理，认为管理更好的企业往往以那些管理不善的企业的利益为代价为自己谋利。但是这一谋利过程并不是可以无限进行下去的，最终那些管理不善的企业会消亡，抑或加强自身管理。

唯一对麦克尼尔这一章公开发表的回应来自身为经济学家和金融危机历史学家的查尔斯·金德勒贝格尔（Charles Kindleberger）。他的文章和麦克尼尔这一篇章同时出现在1989年《代达洛斯》（Daedalus）杂志中。金德勒贝格尔通过反驳将若干次经济衰退，特别是自1873年开始的那次，算作灾难的观点，为经济学家的荣誉以及经济调控的有效性进行了辩护。麦克尼尔这篇文章的价值很难通过谷歌学者的引证量去判断（26年当中被引证21次）。

查尔斯·金德勒贝格尔

然而，2008年的经济崩溃赋予了这篇文章新的意义，但无论是用于理解洪水控制还是经济管理上，其中心思想仍然有待进一步考察。2008年之前的约25年间，美国的经济管理史无前例地充实了金融和银行的款项，但与此同时几乎掏空了工业部门。政策方面以牺牲制造业的方式保全了金融部门。当自由被政府交给金融家们时也带来了经济崩溃，而2008年的经济崩溃的破坏力史无前例。对于这次经济危机仍然能够用麦克尼尔提出的灾难守恒定律进行解释。但金德勒贝格尔（已于2003年逝世）是否会把2008年的经济危机及其余波视为灾难，我们将无从得知。

如麦克尼尔在其前言中提到的，这五篇论文涉及人类事务中有意图行为的种种悖论。我们的种种努力常常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而这些结果往往是不被我们欢迎的。他将持续地发现那些人类历史中的众多意料之外的行为结果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之一。他私下里轻视那些将自己囿于档案资料，并认为统治者和政治家的所思所为主导了历史进程的历史学家。他自己研究教会历史的父亲，很少允许自己脱离档案材料进行思考。但威廉·麦克尼尔的治史路径恰恰相反，他乐于思考、概括，以及寻找模式（patterns）——他最喜欢的一个词。麦克尼尔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优势不是基于对档案材料的研读，而在于他对更大历史图景的描绘。这五篇文章完美地表现了他的思考习惯。

（本文系《全球观：征服者、灾难和群落》一书序言，[美]威廉·麦克尼尔著，任一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出。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