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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新评《瘟疫与人》:免疫多难

陈新(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2018-07-25 09:32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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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在复旦的时候,和预防医学的同事做了回同学,这才学到了“治未病”这个词。现在大家都了解,孩子打疫苗就是预防那些“瘟疫”病的主要手段。恰巧手上有一本书与此有关,不仅谈到小小的病菌,谈到病菌对人们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还谈到了我们这些天刷屏背后的心病——权力。

我们的“分级历史”公众号前两天才推荐过《麦克尼尔全球史》(即《人类之网》2003年);后面我们还准备推荐的有《西方的兴起》(1963年),这是威廉·麦克尼尔的成名作,那时他名声还不够大,直到13年后的1976年,《瘟疫与人》出版,麦克尼尔才真正成为世界级的史学家。

1967年,克罗斯比发表了一篇16页的小文章《征服者与瘟疫:第一次世界性流行病与印加帝国的衰亡》。文章中,他说起,在欧洲,天花已经是一种地方病了,每年稳定致死3%-10%。这对于当时的欧洲人来说,这个死亡率还不会导致文明的灭亡。当欧洲征服者到了美洲之后,带去的天花袭击了“与世隔绝”的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其死亡率之高,基本就灭亡了印加文明。1972年,克罗斯比将他的研究扩展成了《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一书,震撼世界。必须承认,麦克尼尔深受克罗斯比的影响,不过一位有创造力的史学家是不会只模仿克罗斯比的思路的。

1976年《瘟疫与人》出版,麦克尼尔把人类文明分为狩猎时代、上古农牧业时代、欧亚文明时代(公元前500年到公元1200年)、蒙古帝国时代(1200-1500年)、跨洋交流时代(1500-1700年)、近代医学实践时代(1700年至今)。他要谈谈在不同的世界历史时期,传染病的影响,病菌与人类的互动史。

如果只看到作为生物体的病菌和人类之间的关系,那就算不上智慧的麦克尼尔了。在该书中,麦克尼尔先是盯住了“实在之物”,即病菌的存在与传播途径,之后就将它视为一种比喻体,盯上了人类的顽疾“权力欲望”:征服与统治。为此,麦克尼尔创造了两个概念来统辖全书:“微寄生”与“巨寄生”。

简单的说,病毒、细菌这种微寄生物与其宿主(包括人类、鸟类、鼠类等等,抱歉,不懂生物学用语,只能用用口头语)存在的寄生关系就属于“微寄生”要讨论的。例如,人要是没有被病菌杀死,往往是因为它激发了人体免疫系统,免疫系统要么杀死了病菌,要么和它达成了平衡共存。

巨寄生指什么呢?我们都了解生态平衡和食物链的概念。麦克尼尔说:“当食物的生产成为某些人类社群的生活方式时,一种可调节的巨寄生方式就成为可能。”这句话引导出来了麦克尼尔的创新之处。人类社会中,就存在着“食物”与“生存”的关系。想想我们自身是如何思考“食物”与“生存”的问题的?想想在我们身处的社会系统之中,谁从你这儿获得“食物”,而你自己又如何赖以生存?或者说,你以谁为“食”了吗?谁又以你为“食”呢?这样,我们就很明白,寄宿在我们身上的那些病菌是谁。

蚕食孩子和家长、蚕食弱者,“巨寄生”无处不在,它是征服与统治的代名词。

人类的智慧有一些滑稽之处。对于微寄生,科学家们研发了疫苗,牢牢地把一些流行病控制住了;对于巨寄生,人类也想控制,但进展缓慢,以至于我们今天还能够看到,有的人可以通过玩弄疫苗,来体现他们在巨寄生系统内的残忍,他们把自己命名为“病菌”。

生命对于每个人是何等重要,但他人的生命对于某些作为“病菌”的人而言,只是他们的宿主。可是,我们的文化里有没有可激活的免疫系统?在没有疫苗的情况下,天花每年致死欧洲人3%-10%,在中国的历史中,人们在巨寄生系统里是不是也达成了这个平衡?后来,近代科学进步了,天花几乎被预防医学灭绝了,可是我们还没有为巨寄生系统中的这些“天花”找到疫苗。可见,近代科学的进步代替不了人文的进步,我们的人文,的确还停留在前近代。3%-10%死亡率,这在古代,或许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概率,今天,我们不能接受了,至少我们需要努力,将那3%-10%的致死率降低到0.3%吧。这是一位研究生物与历史的学者可以给我们的启发,“巨寄生”才是人类真正面临的问题。

    责任编辑:于淑娟
    校对:刘威
    澎湃新闻报料:021-962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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