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数治｜从新制造业看数字技术重塑下的产业形态与就业结构

近年来，数字技术在经济社会生活当中深度渗透，给整个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和福利，彰显了科技向善的价值和伦理。然而，不可否认，数字技术也给社会不同阶层的各个群体制造了新的焦虑。譬如，互联网领域从业者“35岁现象”，就是说，如果一位员工到了35岁还没有上升为公司管理层，很可能就会被裁掉。这种焦虑正逐渐成为数字经济不可避免的一面。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理解数字技术的经济影响？又如何看待数字技术重塑下的产业形态与就业结构？同时，为应对这些变化，我们的教育又需要展开怎样的转型？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的黄少卿教授就上述问题分享了自己的思考和洞察。

数字技术赋能“新制造”：产业重塑与模式重整

前几年，研究界谈新零售比较多，近来则更加关注新制造业。人们容易产生一个误解，认为新制造业是一个新产业。其实，新制造业只是制造业的一种新形态。可以说，它的“新”主要体现在运用新兴的数字技术，包括移动互联网、工业互联网、物联网，还有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等，对制造业的制造环节进行全面改造，进而实现智能化、自动化、绿色化的目标，由此提升整个制造业的生产效率。

在新制造不断涌现的过程当中，有一种早已出现的制造模式，也就是所谓的“大规模定制”正在成为制造的主流模式。虽然这个模式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已经被人提出来，但是在今天才越来越被广泛采用，成为我们经济中制造环节所运用的主要生产模式。

当然，新制造业在本质上还是一个服务的故事，是一个运用数字技术实现各种服务，对制造进行服务化以后所形成的新业态，是“制造+服务”下两者深度融合后形成的产业。

为了推进新制造业，各个国家都推出了自己的智能制造计划，像德国的工业4.0，美国的先进制造国家战略计划，日本的制造业白皮书，当然，也包括我们的“中国制造2025”。这样的智能制造，实际上正体现出越来越多的新特点。比如，它往往是以云平台作为载体，以用户需求作为导向，基于市场的协调机制，把整个制造业的价值链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向打开，然后再通过市场机制进行集成所形成的一种定制化生产。通俗地说，不管大到家庭的一个厨房，小到你的一件衣服，当然也包括你想驾驶的汽车，都可以通过这种定制化模式来生产。

智能制造的纵向和横向分解   黄少卿教授制图

从上图可以看出，这样的一个智能制造过程，它的起始点是从云端开始，用户在云平台上设置自己的账户，提出自己产品和需求的具体目标。当然，也可以自行设计，给出数据参数。这个订单会自动发到与生产相联系的参与者手上。例如，某些品牌商会在这个数据参数基础之上，对用户的需求进行准确设计，并在设计好以后让用户在虚拟空间进行试用，在获得认可后再把这个订单交到生产环节来进行柔性化生产。也许每个品牌商所获得的订单不一定多，但是，多个品牌商的总订单汇聚在一起，同样可以实现大规模生产的效果。当然，如果这个生产还需要有上游投入品，或者说零部件的定制化生产，也可以让供应商在这个系统里面按照定制化模式提供，即纵向地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一体化的生产模式。

从横向上来讲，为了实现生产环节的柔性化，或者说生产设施的有效投资，同样可以把投资规划、工程建设、构建和测试以及生产系统的事后维护、优化、升级交给不同参与主体，在市场机制的协调下来完成。

如此一来，整个生产过程就会变成一种数字化、智能化和网格化的生产模式。在这个过程当中，信息技术同样还可以和多种其他新制造技术，包括增材制造、机器人辅助自动化等相结合，我们就能看到，在这种新模式之下所实现的大规模定制和过去的大规模生产出现了非常多的维度差异，比如大规模定制的核心目标是要通过柔性和快速反应来实现产品的变化和对用户需求的更好满足，以足够的便利性来和不同的用户化程度去开发、生产、销售，让每一个用户都得到满意的商品和服务。

总之，智能制造的需求是动态的，市场是分散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又要实现低成本，还要有高质量，精准地达成用户需求。而且，它要求产品的开发周期一定不能太长，而且就生产商本身而言，它的产品生命周期也比较短，所以它要尽快实现盈利。

在这一模式下，我们需要依靠各种服务才能把这样一个制造过程顺利完成。所以，人们会看到，云端可提供各种各样所谓的基础设施即服务，平台即服务，软件即服务，论证即服务，还有产品加工本身也是一个服务的模式，还有实验仿真经营、管理以及最后的集成，都是一种服务。

在此新模式主导下，不难发现，其实数字化走得比较早的发达国家，在本世纪的前十年，他们的服务业占整个经济总产值的比重都已有5-10个百分点的提升，而这个提升的实现，主要是源于服务作为中间产品，其使用的比重在日益提高。平均意义上，在这些发达国家服务作为中间产品的比重提高了大概3个百分点，所以，在这种模式之下，新的产业形态必然会对就业和工作带来相当显著的影响。

数字技术驱动就业转型：创造性毁灭下的持续向新

众所周知，当下人们的工作已经越来越少受制于地理的局限，工作的位置属性正变得非常弱。通过基于网络的分工协作，我们可以调动远距离的资源和远距离的合作者来共同工作。

所以，连接到网络以后，我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新工作模式。比如，疫情期间，通过远程会议与全球不同地区的学者专家进行讨论，以及远程医疗服务等，这些都是在数字技术进步之下，我们所实现的工作维度的拓展。

为了适应上述要求，新的就业形态也在不断涌现。比如，除了传统上早就存在的创业型就业，即自由职业者，我们也有通过服务众包方式形成基于某个业务的从业者，以及社群经济，等等。当然，传统已经存在的就业模式在数字化时代也在大规模地拓展，而且在今天还催生了新的就业方式，比如共享用工、零工经济等。共享用工可以通过兼职化、多职业化的方式，让我们参与到更广泛的社会分工和协作当中去。正因为如此，斜杠青年正越来越成为大众普遍欢迎的一种新型生活和就业状态，当然，零工经济同样也是在网络平台和企业岗位外包背景之下被逐渐创造出来的新就业形态。

我们看到，在美国，千禧一代来自于零工收入的比重在不断提高。多位中国学者的研究也发现，我们的县域经济当中，零工经济和互联网相关工作的比重正持续提升，就业者参与零工经济的年龄也变得越来越大。同时，一种新趋势正在形成，即零工经济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呈现不断低化的趋势。当然，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数字经济对就业的影响中，最值得关注的是：数字经济会不会带来将来就业岗位绝对数量的减少。

这样的担忧可以追溯到马克思所强调的“资本替代劳动”的观点，即如果数字经济通过数字化设备替代越来越多地的劳动岗位，也许未来我们都会变成失业者，机器人会成为我们就业的竞争主体。其实，对于这个问题不必过于焦虑，因为在很大意义上技术并不会替代我们的就业岗位。这个过程不仅会受到技术自身可行性的限制，还会受到技术的经济可行性限制。换言之，如果一个行业持续利用新技术提高效率，这个行业在GDP中的占比会相应持续下降。对于使用新技术的人而言，这种持续的下降会导致使用新技术在经济上的不划算，从而最终会让技术的使用在某一个时点上停顿下来。

因此，我们不必对使用数字技术会减少劳动就业总量的问题过于担忧或过度夸大它的影响。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什么？我认为应该是数字技术的使用所带来的就业结构变化。这个问题我们更应该从熊彼特所讲的创造性毁灭的角度去理解。数字技术它一定是一方面大量地把某个品种、某个种类的岗位消灭，但又会从另一个方面把新的工作岗位给创造出来。这种创造性毁灭在我们前面所讲的产业形态变化当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制造业的就业岗位将会不断减少，而服务业的就业岗位将会越来越多地被创造出来。这就是创造和毁灭两种效应对就业所带来的根本性变化。

在这些就业岗位中，由于与数字化机器设备资本具有互补关系，因此一方面会创造出更多需要配置高技能劳动者的服务性质的岗位；另一方面，这些从事生产性服务业的高技能劳动者又将会更倾向于将自己的时间配置到专业生产领域，同时将自己的生活性服务需求交给低端的劳动者。由此，我们会看到生活性服务类的岗位也将越来越多。

在这样的就业结构中，大量高端服务岗位会被创造出来，同时大量低端服务岗位也将产生。这会对劳动者的素质形成哑铃化需求，既需要有大量高技能、高人力资本的劳动者来适应这种需求，又会有很多低技能、低人力资本服务岗位需要低端劳动力供给。所以，传统上中间层次、可编码、偏计算的工作岗位将很可能会如同预测的那样被智能化设备所取代。由此，就会出现今天人们所关注的“35岁现象”。换言之，如果你的工作更多偏向于运用可编码的知识——一种死记硬背的知识技能，在体力和脑力不断衰减的过程中，你被年轻一代所取代是完全可能的。

经济学家钱颖一教授曾经讲过，数字技术时代，中国人过去善于掌握书本知识的优势将会被极大削弱，而未来更需要具有创造能力、学习不可编码知识的能力，以及冒险能力的人才，而这恰恰是今天中国的教育模式所无法培养和难以适应之处。

就业转型呼唤机制创新：挑战与应对

与此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将有大量低端服务性岗位被创造出来，类似于过去的低端制造业一样，由此也会形成低技能、低保障，甚至因为用工模式的灵活化、零工经济的普遍化，带来劳动合同关系日趋复杂，劳动者权益保护变得更加严峻等问题。以上种种，给我们提出了一系列新挑战，急需相应的政策和机制创新。

第一个挑战，如何缓解数字技术对总就业的冲击，尤其是对于低端就业人群权益的保护问题。

对此，我认为首先是要创造或提倡多模式、多业态的就业。不但要重视高端服务性质就业岗位的创造，还要考虑发展低端生产和生活型服务性质岗位，并且要想方设法让数字平台从业者的法律地位得到更加明确的确认。

第二个挑战，在两极分化的就业岗位结构之下，如何解决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问题。

对此我并不主张政府过多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来解决，而是依然要通过教育培训、再就业培训等措施来帮助劳动者有能力在市场上找到新工作。当然，政府在基本养老保障或者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上的改进也必不可少，甚至也可以考虑引入所谓的“全民基本收入”计划（UBI）。

第三个挑战，如何培养适应数字技术需要的高素质人才。

解决这个问题需要通过加快教育体制改革来实现。当前亟须改变孩子从小刷题、做作业、死记硬背的教育模式，转而培养新一代年轻人形成批判性思维，强调创造和思考能力的训练。

第四个挑战，完善法治化营商环境。

由于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本质上是一种合约密集型经济，涉及各行各业的整个产业链打开以后，参与主体之间的协作将越来越依赖市场协调机制来完成。离开独立、公正、高效的第三方执法，这显然无法实现。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要真正地拥抱数字经济，拥抱数字技术，让数字技术变成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力量，当前亟须加快法治化建设。在不断完善的法治条件下，我相信，数字技术一定会给中国经济带来新一轮的经济增长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