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飙专访（上）︱重建附近:年轻人如何从现实中获得力量？

人类学家项飙提出“附近”的概念，尤其将“重建附近”作为对当下年轻人的一种劝说。《当代青年研究》近日对项飙进行专访，访谈分为上、下两篇发布，上篇访谈讨论了“附近”作为一个概念的缘起、背景、价值和所能扮演的角色。项飙认为，“附近”的概念受到存在主义和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旨在发展一种“生活的人类学”，希望能使个体在无法改变整体性环境的条件下学会如何处理自己的生活，而“附近”正是解决这一难题的现实的、小的突破口。通过对退出与逃避、生态与功能、“大”与“小”等几对关系的讨论，“附近”希望倡导一种态度， 即用生态性的视角重新认识周边和安顿自身， 从而能更好地欣赏和理解社会的差异性，以及这种差异性存在的合理性，从中看到它的价值，帮助年轻人可以勇敢地、智慧地为今天看似失控的生活重新找到一个“锚”。

该专访首发于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办的《当代青年研究》期刊2023年第5期。澎湃研究所获得授权，予以转载，以飨读者。

项飙专访（下）︱年轻人在寻找自己在世界上的存在方式和意义

近年来， 项飙成为一位频频将学术概念转换成公共话语的人类学家。他认为，21 世纪的社会科学研究一定要是对话式的，那种话语操作式的理论生产，跟大众的感受对不上号；在今天，学问做得好，一定要寻找一种效果，你可能给不了具体答案，但要对人们寻找答案提供帮助。

项飙一直对中国年轻人的焦虑比较敏感，他希望能把年轻人心头的痛点解读出来，能回应年轻人的焦虑感这类常识性问题。同时，生活中的问题又是一团乱麻，怎样从大众的现实感受出发，把经验中模糊不清、相互缠绕的问题清晰化，跳出将生活按学术领域进行切割的思维，形成对生活整体的、有效的思维方式和思考角度，是项飙正在探索的一种新的研究方法，他称之为“共同的焦虑”（Common Concerns Approach）。为此，他频繁参与公共讨论，与不同群体展开对话，希望更加直接地介入社会与生活中去。

这种把自己作为方法、把痛点作为方法、把对话作为方法的研究尝试，在讨论今天年轻人的问题时到底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带着这样的疑问，《当代青年研究》对项飙进行了独家专访。访谈从引起广泛关注的“附近”概念开始，讨论了今天年轻人理解生活的基础、对大环境的无力感和失控感，以及他们的应对方式和后果，并进一步深入今天年轻人的精神状况、现实感、心理健康等问题。本访谈的上篇，主要涉及以下问题：（1）今天，人们理解世界和生活的方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2）为什么浸淫到具体的“附近”中，可以对抗生活的失控感和无力感？（3）面对不利的生存环境时，退出和逃离的区别是什么？怎样的选择是勇敢和有力量的？（4）为什么要用生态性的态度去看待身边的环境和自己的选择？（5）为什么要从具体的个人经历的角度去分析宏大的主题？（6）今天的社会，为什么抱怨和维护都这么激烈？出路在哪？或者说，在大环境给定的条件下，普通人如何通过周边的小环境来保持自己思考和行动的能力？

一、“附近的消失”：我们建立对世界的感知，越来越通过一些抽象的概念和原则，而身边的“具体性”不再成为我们理解生活的基础

康岚：您最早在什么时候提出“附近”这个概念？为什么想到提出这个概念？

项飙：其实这个概念的提出，并没有一个事先的设想，它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这个逐步发展的过程也不是我自己在那里观察思考，更多的是一个互动，很大程度上是别人推着我往前想；这个别人是指社会学界、人类学界的同行们，但是远比学术界重要的是大众、是青年朋友们通过社交网络上的讨论来推着我。我一开始完全没有想到这个概念会有这样的影响，所以现在需要回头看，为什么它会有这样的效果出来。所以你的问题很好：它的缘起在哪里？

我第一次提“附近”应该是在 2019 年夏天，我跟许知远在“十三邀”节目上的对话。当时好像是在谈现代人的时空观念，为什么现在人们对快递小哥迟到两分钟会非常不耐烦，我们说到现代生活完全是被时间逻辑统治了，空间逻辑消失了。原来我们对时间的理解是通过人的行动，比方说我和你的距离是一袋烟的工夫，或者说这个距离是从你们家走到荷塘边上的那个工夫，其实时间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空间来衡量的。但是在工业化之后，抽象时间，也就是钟表时间变得非常重要（这个当然不是我的发明，大家都这么说过）。而现在又有了数字化科技，比如超高频金融贸易就是一个时间游戏，它赚钱的方式就是我要比别人快半秒，依靠极高速、高频次地买进卖出来赚钱。当这种抽象时间统治了我们的生活，空间就完全变成了附属性的东西。对快递小哥迟到两分钟会非常不满，是因为你根本不考虑他是从空间中哪个点到餐馆拿了东西，以及路上的交通是怎样的、进你家小区的门时他要跟保安怎样交涉，这些经历性、空间性的东西，以及这一切是如何在空间中展开的，你是不管的，你要的就是那个东西要在你规定的时间内送到你的手里。所以这是一种“去空间”的或者说“时间的暴政”吧。我是在这样的场景下，提到“附近的消失”。

“附近”这个空间的消失，一方面是因为“时间的暴政”，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建立自己对世界的感知越来越通过一些抽象的概念和原则， 而不是通过对自己周边的感知来理解。比如，你的邻居是干什么的，楼下打扫卫生的人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家在哪里，如果家不在这里，一年回几次家，他们的焦虑和梦想是什么，门口卖水果的、下午四点钟来卖菜的那些人都是谁。这些人对你的生活很重要，但是他们不会被允许进入小区，把他们挡在小区外面的是保安，保安跟这些人又是一样的人。这些就是“附近”。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是由他们来组织的，没有他们，我们的生活不能够正常运行。但是，我们对这些“附近”经常是视而不见的。

这个“附近”，它是一个空间，它的有趣在于它有很强的社会性，它是你这个社会主体的物质基础，把你托起来。在这里面，有很多很细密的又很复杂的、看似好像不重要的但其实是很重要的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

所以最早提出“附近”的起点可能是两点，一个是对中国社会生活怎么被时间焦虑组织起来的一个反应，另一个就是对大家如何理解生活的认知，就是“附近”消失了。所以我提出，要关注“附近”，一方面来重构自己的生活，从“时间的暴政”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在主观意识上，重新树立一种理解世界和生活的方式。最早就是这么提出来的，当时就是一个描述性的，但有它的针对性；后来大家觉得“附近”值得讨论，我想是因为确实觉得有针对性。

二、“附近”是年轻人面对失控的生活时，可以为生活重新找到的一个“锚”

康岚：您说过，“重建附近”不是一种论述，而是一种劝说，尤其是对年轻人的劝说，为什么“附近”对年轻人尤其重要？

项飙：当时我好像还提到，年轻人关心的就是两极。一方面他们非常关注自我，比如考试、毕业以后去哪里等，对这些问题的焦虑是很大的；但另一方面，通过社交媒体，他们又非常关心远方，比如全球的一些危机、民族的兴盛啊，这些宏大叙事造成了社交媒体上各种辩论中情绪上的很大波动。情绪波动是因为这些宏大叙事是通过各种抽象的说法来形成的，但是人们对自己周边的生活究竟是怎么样的，认知反而是很模糊的。

我（在牛津教书的时候）问来自中国的学生，你父母是干什么的，你从小是怎么回事，你亲戚是怎么回事，你大学里的老师这么教、那么教的原因在哪里，教师的激励机制是怎么样的，很少有人能够讲清楚。很多年轻人对自己的整个生活是怎么被编织起来的、这一路走过来是怎么回事，是讲不清楚的，但他可以给你讲很多概念和大的理论。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对身边的事情都讲不清楚，那他讲远方的事情肯定也讲不出什么意思来，因为他缺乏对人的经验进行洞察的能力，他讲来讲去都是书面上的词语。所以我感到非常失望。从一个教师的角度，我觉得，学生不懂得“附近”，也就不可能懂得世界。

我在想，“附近”这个概念为什么后来会引起反响，比较重要的原因是它点出了一个症结，我当时没有意识到，就是很多年轻人觉得自己的生活是失控的。一方面，年轻人觉得社会非常复杂，充满不确定性，他缺乏安全感；另一方面，他又觉得自己的生活没有选择，只有一条路可以走，特别是从小地方出来的或者说一般家庭的孩子，只有考学这一条路。当然现在物质条件还是可以的，但精神压力是很大的，只能一根筋地往前走。这一方面造成很累，同时他又不知道这么累之后，究竟能不能获得他要的东西，因为他觉得这个世界一旦超出他那个“泡泡”（注：项飙喜欢用“泡泡”指代边界明确的小世界，比如以考试为中心的、由学校—家庭—补课—电玩构成的封闭世界），是一个好像特别不能把握的世界。从这两重意义上来讲，年轻人都觉得不能够控制自己的生活：第一，不能控制他日常的活动和兴趣，因为有家长、教师和职场的压力，逼着他只能这么做，不管他喜不喜欢都必须这么做；第二，他又不知道这样做会引向何方，他觉得，超出周边的、超出他那个“泡泡”的世界是他完全没有能力去了解的。所以他会觉得“都是运气啊”等，但同时又不断告诉自己“幸运只会光顾勤奋的人”，所以他就要加倍勤奋。当觉得自己的生活失控，感到焦虑、劳累、恐惧和无意义时，他会产生一种很自然的愿望，就是要重新在生活里找到一个抓手，重新找到一个锚、一个立足点。

那这个立足点是什么呢？家庭好像算一个，但是家庭又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如果你过分依赖家庭，那个温情也会变成一个很伤害的来源，这是很多年轻人有感触的。然后剩下的社区、单位，都已经没有这样的依托了，不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了。我觉得，大家在“附近”这个意象里看到了一种可能，觉得“附近”可能是一个新的抓手和立足点，是大家重新建立对生活的可控感、至少是可知感的一个基础。

康岚：为什么“附近”能够满足这一点？

项飙：因为“附近”跟地方、跟社区、跟小区、跟群体、跟部落都不一样，“附近”不是一个有边界的单位。跟“附近”最接近的单位可能是社区， 但在社区里面是一群相对固定的人，它有相对固定的边界，内部的关系是稳定的，人员是相对同质的。但“附近”不一样，就像我前面说的，在“附近”，你要看到那些卖菜的、卖早点的、搞保洁的；而且这个“附近”是跟着你走的，你走到哪里，“附近”就跟到哪里。所以“附近”跟社区不一样：第一，它很强调人的具体的经验，强调你怎么去看它；第二，“附近”不是一个可以行政化的、可以去客观描述的单位，“附近”是以你为中心的。在这个意义上，可能“附近”有它特别的使用价值吧。

三、关于退出和逃避

康岚：一方面，“附近”是跟着你走的，是以你为中心的。但另一方面，现在的社会又有很强的流动性，所以我们对“附近”是有选择权的，对不对？如果这个“附近”我们不喜欢，是可以逃离的。比如我们会听到，今天的年轻人很难管，“一言不合就辞职”。所以在今天的社会，身边的小环境大家都可以选择，而真正逃不掉的是大环境。所以让年轻人充满无力感的其实是大环境，但他又没有能力去好好建设身边的小环境，这是他们的困境。可不可以这样说，在现在流动很方便的条件下，“附近”的“实在性”很大程度上已经被瓦解掉了？

项飙：年轻人对身边的小环境不断在选择、在逃离，但是逃来逃去，其实到最后，情况没有改变。在这个意义上，“附近的消失”跟我原来提出的“悬浮”的概念是有关系的。提“悬浮”， 最早是 20 世纪 90 年代在东莞调查的时候，我看到有民工跟同事或者跟车间主管闹不合，马上就跳槽，跳槽是他唯一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到最后，其实经济上损失很大，一直就没有积累、没有稳定，而且在自己的身心上损失也很大，跳来跳去就是跳不出那个基本的状况。这种对小环境的选择权，可以叫作逃避，通过逃避来简单地解决问题，而不是面对问题。但是，他可以“逃避”，却不可能“退出”，就是他不能够退出这样一个基本的生存状态，这是导致无力感的非常重要的原因。讲到无力感，如果你完全不努力的话，你不会有无力感，佛系的人不会有无力感。你有无力感，是因为你想努力，但又觉得努力没有用，最典型的无力感来源就是通过逃避、通过这样的小的选择希望改变而不能改变。

康岚：这个跟“附近”是什么关系？

项飙：“附近”是反对这个做法的。我不是说人不要流动，因为个人兴趣、生活方式及各种各样的客观原因，流动是非常正常的。年轻人从一个村子里或从一个小镇上出来，他想在一定的人生阶段去大城市看看，这样的流动是非常自然的。但问题是，流动是不是等于逃避，你不断地流动是不是在永久性地逃避。你离开一个地方，这个本身没有问题，但是你离开后进入一个新的地方，你要能够跟你进入的那个“附近”建立关系，如果又发现问题的话，首先要面对这些问题，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先去分析、处理和解决这些问题， 那这样的一种态度就不是逃避。所以年轻人对小环境的选择， 可以有很多种，如果你一不高兴就辞职，那是要反思的。现在社会的流动成本非常低，这背后是有问题的，它让人不必对具体问题进行认真的对待和分析，有问题就走人，可问题还在那里。用经济学的概念来讲，就是退出成本很低，从而使游戏不用改变规则就能够不断地玩下去，因为你退出了，其他的人可以再进来。

而“附近”要形成的一个格局是，流动的态度不是一种逃避的态度，而且流出去可以再流回来，等等。最关键的是，在流动的过程中，人是跟每一刻的“附近”发生关系的，觉得每一刻的“附近”都是值得生活的，我是能够浸淫在具体的“附近”中的。

所以，“附近”本身跟流动不流动没有直接的关系。再说了，现在的流动一定都是人们自己的选择吗？很多也都是被迫的。所以选择不选择是一个很中性的问题，很难说流动就是选择的结果。但不管怎么样，应该用一个生态性的态度去看流动的具体过程和具体结果，看流动在每一步和周边形成什么关系。

四、关于生态和功能

康岚：讲到“生态性”，我印象很深。您说过，现在我们的城市生活是功能性过剩、生态性不足。功能性是指做一件事情的效率，比如点个外卖立刻送到你手里，今天的技术条件使效率很高。但生态性是跟功能性相对的，它没有那么直接的目的，比如森林里的动物、植物，丰富多样，不管你喜不喜欢，它们就在那里，相生相克，形成一个稳定的系统，这是生态性。今天城市生活的功能性过剩和生态性不足，导致了一些悖论，比如一方面人与人的联系非常方便，做事很有效率，另一方面，年轻人又感到非常孤独无援；还有，年轻人只有在线上才能坦露最真实的自己，而到了线下就“社恐”，变得很有戒备心。所以今天，我们虽然在线上能很高效、舒适地选择各种功能来满足自己的需求， 但也慢慢失去了与线下的各种“不舒服”打交道和相处的能力，又回到了前面讲的，如果对线下的生态不喜欢，就逃离。关于生态和功能这对概念，我觉得很有启发，您能不能再具体讲讲？

项飙：关于生态和功能的关系，这主要是个态度的问题。当你把自己的生活当作一个生态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身边的一切人、一切事都是可以被替代的。

比如对家庭的看法。在中国，人们经常在语言里把家庭成员说成是可替代的。比较典型的是夫妇之间，会拿自己的爱人和别人做比较，然后做假设，如果我跟另一个人结婚，或者如果你（配偶）能跟隔壁小王那样，我就会怎么样怎么样，把对方认为是可替代的。对孩子也是这种态度，这并不意味着他不爱这个孩子，但他会做这种比较，会说“看别人家的孩子”，倒不是说他认为孩子是可替代的，但是他会做一种假设，就是你可以是不一样的，你在性格上、做事风格上、处事态度上都可以变成另一个人，有时候甚至是必须变成另一个人。为什么觉得你是可以被替代的呢？因为你本身是不重要的，你要为一定的功能服务，这个功能比方说赚更多的钱、有更好的工作、让更多人羡慕，等等。这种（对功能有要求的）态度造成家庭关系内部的一种紧张，给人造成心理上沉重的阴影，有时候是终身的阴影，而且是比较细腻的、比较隐形的。这种态度就不是用一种生态性的视角去看待家庭。

如果去看邻里、看周边的环境，就更是用一种可替代的眼光去看了。这个东西不好，马上想办法换掉；这个人看上去不舒服，那就不打交道或假装这个人不存在。一切东西都是可以“退货主义”的，一切都要达到最佳组合、最高效率、最佳效果，而不是像你说的生态。用生态的角度看，一个东西存在，它肯定有可欣赏的地方， 你去欣赏它在关系网络里面的一个独特的位置、独特的作用，它和别人之间有一系列有趣的关系。

我们现在失去了对生态性的欣赏能力。比如， 难道每个人都想跟所谓最优秀的人交朋友吗？其实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没有说一定要跟那些特别优秀的人交朋友。一方面，会觉得那些人比较无趣，一天到晚一根筋做一件事情；另一方面，压力也会比较大。有些人可能比较懒散，但也会很有趣，会给你带来一种能量、一种你没有的视角。像小孩子能玩到一块、能成为好朋友， 都是因为家住得近，上下学经常一起，这个好朋友不是他选择的，因为小孩子在一起玩，只要基本性格相符，他们自然会玩出“互动性”。小孩子不是从选择开始的，他是从不选择开始的，然后欣赏到对方性格的特殊的地方、互补的地方，这就是生态性。还有我们在社交里面对彼此的评价，也是比较单一的，对人的评价一般就是成功不成功、好与坏。但是一些有趣的人，比如很有文学才能的人，他们对别人的评价是非常丰富的，比方说他们会看到一个人有趣的点就是懒散，能懒散出一种艺术来，等等。但是现在，我们在私下聊天里听到的也都是说这个人成功不成功、优秀不优秀，都是这一套。我感觉，这是把自己的生活做一种自杀性的简化。

“附近”的概念不是要做一个社会的宏观理论，它要发展的是一个“生活的人类学”，要讲的是你如何处理自己的生活，让学术思想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为生活服务。为生活服务的思想，不可能给你提出一二三的建议和结论，更重要的是提出一些看法、视角、态度，然后你自己可以用这些看法去生活。生态性就是这样一种态度，让你能更好地欣赏和理解社会的差异性，以及这种差异性存在的合理性，从中看到它的丰富，看到它的丰满，看到它的奥妙，而不是简单地拿一个效率最大化的标准来评价对方。而这个态度的形成，是需要很多思考和说法在后面支撑的，是要有意识的，就是需要用一定的语言和意象来调动意识的。我在想，“附近”可能调动这样的意识吗？

五、关于“大”和“小”

康岚：前面我们讲到大环境和小环境，这里我还想提另外一个“大”和“小”，是关于代际差异的。有一种说法，老一代的人，比如“50 后”“60 后”，他们其实是有一些大梦想的，家国天下的大梦想，有一些理想主义；而年轻一代，比如“90 后”“00 后”，他们更关注的是跟个人相关的小梦想、小目标，是更现实主义的。但同时就像您说的，年轻人在网上讨论的又都是一些很宏大的叙事、一些虚无缥缈的大主题，表现出观点的极化和情绪化。这是不是也印证了一点，当大环境影响他们小目标的实现，而他们又没有能力营造身边小生态的时候，他们是最无力的，所以要提“重建附近”？

项飙：你讲的代际，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点，我还没有想到过。问题可能不仅仅是“大”和“小”的区别，更重要的是“大”和“小”的关系。我们讲的“大”， 是可以落实到“小”的“大”，还是要把“小”完全忽略的空洞的“大”？老一代人为什么会有宏大的理想，我们要从非常具体的个人经历的角度去分析那些宏大想法对个人意味着什么。对于老一代人，宏大叙事意味着个体可以直接参与改革开放，这个“大”是有道理的。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机会非常多，比如当时农民工离乡进城，农民可以感受到自己直接参与一个洪流当中，这是比较真实的。当时整个社会又有很强的一个方向感，大家都觉得要往一个方向去，社会分化不明显，大家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社会学界的一个重要说法是，20世纪 80 年代的改革是普惠式的，虽然大家的受益程度可能不一样，但所有人基本上都受益。那个“大”好像是“小”的自然汇集。

但到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特别是 2000 年以后，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模式不一样了，不再是普惠式的，而是分化式的，贫富差距变大，不同的人对社会生活的感知不一样，然后是共识的破裂。这时候，个体在自己的生活意义上，没有一个直接的对宏大叙事的参与感；但同时，个体也没有建构出自己的“附近”来，对自己身边的事情也没有参与感。比方说，今天有多少银行工作者觉得真正参与了中国金融事业的发展，有多少律师觉得自己真正在进行中国法治建设的探索，有多少教师觉得在有效地推进某一种教育方式。背后的原因很复杂，比如你的职业生涯被一系列的规则很功能性地定义好了，你就是要发挥规定好了的功能，不允许你有生态性的探索、回到它专业的应有之义上去思考。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没有对“大”的具体参与，而一些小的公共参与也放弃了，最后剩下的就是用一些非常口号式的、象征性的说法，来宣称一种归属感，对一个想象中的“大”的东西的归属，比如文明。这也是我最早提出“附近”的背景原因之一，我觉得重新对“附近”感兴趣，可以把那个空洞的、大而化之的趋势稍微缓解一下。

因为你在“附近”跟人面对面地交谈时，你不会绝对性地做判断，你会自然而然地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而那个“大”的东西，因为比较抽象、远不可及，你可以宣泄式地表达情绪，是不用负责任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讲，其实是人性的丧失。因为从孔子、从儒学的精华来讲，做人就是要对自己的情绪进行调整和反思，能够达到一种德性，如果直接去宣泄，那是缺德。在“附近”，人的德性自然会出来，因为你会看到“附近”的复杂性和具体性， 而且有具体的人站在你对面，你自然会注意到对方对你所讲的话的反应，你会注意到你所讲的话的客观社会效果，其实这是一个德性培养的实践过程。孔子、荀子、亚里士多德都很强调“养成”，在他们看来，德性不是一个大的理念问题，而是要在实践中、从小处、从日常逐步培养，一点一点“修”出来的（Aristotle，1999）。“附近”就是“养成”的一个处所。

六、“附近”的价值：“附近”是在大环境给定的条件下，让普通人能够保持思考和行动能力的小空间

康岚：我感觉现在有时候大家在行为和观念上有一种很大的张力和分裂，一方面对环境的抱怨很厉害，另一方面又身不由己地甚至很努力地在维护既有的环境和规则。包括您前面提到的各行各业专业人士的公共参与的微妙，我们经常能听到的一个说法是，我个人再努力也无法改变大环境，那我不如顺势而为，先把自己的小目标安排好。于是，个人所有的行动都在配合和维护那个现存的让人不满的东西。这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吗？抱怨和维护同时存在，这其实会导致一个长期的、很大的压力。

项飙：既有埋怨又有维护，这是人类的一个普遍现象，但中国现在的特殊性是，埋怨和维护都比较激烈。埋怨是觉得看不到希望，维护是因为被一种恐惧所驱遣，觉得我这一步走不好，可能对我的影响会很大，然后他的维护就不仅是消极地维护，而是很积极地投入式地去维护，所以两边的表现都比较极端。这种极端造成的心理的无力感是很强的，他明明知道自己在做一个自己不认同的事情，但还是在“鞭打”自己，非常努力地做一个自己非常不认同的事情。

“附近”作为“为生活的人类学”的一个例子，受到存在主义和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它背后很重要的一点想法是，人没有办法对生活和世界做一个整体性的批判，不能等对生活有了全面判断之后再去生活，关键是在当下给定的条件下，不要让自己的思考能力和行动能力丧失掉。这其实是很难的，所以要找一个现实的、很小的突破口或者说抓手来做。

你刚才说的这种两难境地其实是讨论“附近”很重要的背景。我国外的朋友觉得很奇怪，他不明白“附近”有什么有趣的，这不是最简单的东西吗？我要说的是，不是说“附近”本身有什么特殊性，它就是最平常的，但我们现在的生存环境比较扭曲，所以有没有一个东西是我们普通人能够抓得住、能让我们普通人多一点坚韧性的。在这种扭曲的状况下， 如果能有一个空间，有一个我们自己可以抓得住的、可以喘息的地方，这就是“附近”的价值。

康岚：那“附近”到底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项飙：“附近”可以扮演什么角色，要靠大家一起探索。但在理论上讲，我觉得至少可以有两点。

第一点是，对总体性的抱怨至少可以变得更加分析性一些、更加具体一些，看看在一些很不合理的情况下，是不是还有一些小的空隙、小的突破口，在一些具体的场景下可以让你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我给你举一个浙江村的例子。浙江村的第一批农民 1986 年来到北京，要自己租房子、要做衣服卖，这在政策上是完全不允许的。当时的户籍制度本身、城市管理制度、派出所和警察对他们的态度，使这些人在北京的生存空间是零。那他怎么会打出一大片空间来，很重要的就是他的“附近”意识。他不管那些正式的制度，他在他的“附近”、他的周边看，这些有实权的、掌握着土地资源的、能够出租房子的人都是谁？他们彼此之间是什么关系？他们发现，“附近”的权力关系是特别复杂的：在城乡结合部，有中央部委、有北京市的单位，还有区的单位，还有乡和村，这些部门还有自己的三产公司或门市部，这些单位都有权来处置自己的土地和资产，而彼此管不了。这帮浙江人就是在这样一种生态里面找出了很多空隙，最终他租到了房子、盖起了厂房；遇到清理的时候要跑，他就把缝纫机等东西交给房东代管，等清理完了再回来。这些浙江农民到北京，他们完全是体制之外的人，但是他们就是在具体的“附近”里面找到了各种机会。

这给今天年轻人的启发可能是，你要有这样的勇敢，要有退出的勇敢。前面不是讲到退出和逃离吗？你不断地逃离，很多时候是因为你不敢退出， 你总是觉得要更好、要更受主流欣赏，然后你又不愿意去解决问题，就不断地期望能逃到一个相对好一点的地方，现在这越来越不可能实现了。像浙江的这些农民，他完全是流动的，但他不是逃离， 他流动过来之后他就看、就找新的机会；他的流动其实是一种退出，他退出原来的城乡控制体系，这是他的勇敢。退出之后当然是有风险的，退出之后自己的粮食怎么来，生计怎么弄，这些是不知道的，都得靠自己去闯。

当然，“附近”不是要搞什么岁月静好， 你还是要看到各种各样的矛盾和不合理的地方， 但是不能够让自己彻底瘫痪掉了，这不行。哪怕在最不乐观的情况下，你一定要在“附近”里面找到一点光，为自己生活的改变找到突破口， 哪怕有时候不得不做一些妥协， 但要有这份勇敢。这是“附近”角色的第一方面，怎么样在无法改变总体情况的时候，从“附近”找到一点改变的力量。

第二点是，“附近”也会给你一点力量，不用那么刻意地去维护主流。维护主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安全感、没有归属感，觉得唯一的价值的来源、尊严的来源、认可的来源，以至于生计的来源，就是要为主流服务。其实是不是这样呢？如果去城乡结合部走一走，你会发现很多人的生活不是这样的， 那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呢？去维护主要是一种害怕。很简单的，如果你在学校的班级里，或者在公司的班组里，或者在社会上的朋友圈里，是彼此信任的、团结的关系，你们表达自己的声音的胆量就会大一些。

作者简介

项飙，德国马克斯 · 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 英国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作为人类学家，项飙早年因浙江村的调研而成名，其后赴海外求学并在澳洲、东南亚等地开展海外民族志研究。他长期致力于人口迁移和流动、劳动力市场、跨国再生产等领域的研究，通过移民的视角，他的研究涉及广泛的政治经济学议题，包括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劳动、社会再生产和流动性治理等。他的著作 Global “Body Shopping”获得 2008 年 Anthony Leeds 奖，论文 Predatory Princes and Princely Peddlers 获得 2012 年 William L. Holland 奖，2000 年出版的中文著作《跨越边界的社区》（2005 年英文版）于 2018 年作为社会人类学的当代经典重印。他的中文作品《把自己作为方法》《中国社会科学“知青时代”的终结》《中国人像蜂鸟， 振动翅膀悬在空中》等在中国读者中引起强烈而持续的反响。他的作品被翻译成日语、法语、韩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

康岚，《当代青年研究》编委，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