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与争鸣》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奖10年回顾｜杨宸：眺望未来，探寻超越人文学科边界的可能

作为一本自创刊起就将“与大时代同频共振与青年学人共成长”作为办刊使命的学术刊物，《探索与争鸣》长期以来以发现和扶持青年学人为己任。2013年底，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和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下，在上海市社联党组的领导下，《探索与争鸣》编辑部启动实施了包括“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奖”在内的一揽子“青年学人支持计划”，目前这一计划举办学术活动50多场，收到各类来稿5000多篇，100多位青年学人获奖，近万名青年学人受益。十年来，这一计划见证和助力新一代青年学人登上学术舞台。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以“助力厚植学术的青春力量”为专题，邀请了29位《探索与争鸣》十年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征文获奖代表进行专访，现将访谈发表于此。

本期邀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杨宸，他的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幻文学、中国八十年代文学、后人类主义理论、电影与媒介研究、游戏与动漫研究等。

杨宸，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幻文学、中国八十年代文学、后人类主义理论、电影与媒介研究、游戏与动漫研究等。在《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理论与批评》《文化研究》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在《人民日报》《文汇报》《ARTFORUM艺术论坛》《新京报书评周刊》《澎湃新闻·思想市场》等媒体发表评论数十篇。

澎湃新闻：能不能介绍一下您的主要研究方向和内容？

杨宸：我目前的研究从大的方面来说，主要是探讨自二战以来发展到今天的新技术革命对人类生存状况的影响，具体到我所在的学科方向，就是讨论我们今天的文学形态、文艺表达与文化境遇正在如何为这场以网络等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所改变，以及人文学科如何能为应对这场革命所可能带来的负面结果提供对策。因此，虽然通常我会介绍自己的研究内容是中国当代文学、后人类主义理论、电影与大众文化研究、媒介与游戏研究等，但实际上目前这些内容都为新技术革命这一问题视域所观照。

澎湃新闻：您能向我们介绍一下您的学术经历吗？您认为自己在学术上取得进步的主要经验和体会是什么？

杨宸：我本来考入的是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读了一年之后转专业到了华东师大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到了北京大学，先后在中文系的中国当代文学专业和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专业取得了硕士与博士学位。现在回到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我并不敢说我在学术上取得了多大进步，但回顾来时路，我确实能感到前进了一些。促成这种前进的经验，我以为是不要过早地框定自己。每个人都有很多可能性，不要用专业来为自己设限，特别是人文学科的学者，更应该打开自己的视野，广泛了解各学科的知识，同时有所坚持，这样无论是将来从事研究还是别的行业都能有更加宽广的道路。

澎湃新闻：在您的学术生涯中，遇到过哪些困难？您觉得对于青年学者来说，哪些方面的帮助是很重要的？在您学术成长道路上，哪些人哪些经历对您有重要影响和帮助？

杨宸：我想每个学者的学术生涯中遇到的最大困难，可能都是博士论文吧。作为人生中第一次完整且大型的学术写作训练，写博士论文是“为了结婚谈恋爱”，从选题到准备到写作，每个阶段都困难重重，问题多多。要克服这些，导师的建议、朋友的支持、学术共同体的思想激荡必不可少，当然最重要还是得靠自己。对我来说，我的本科导师罗岗教授、硕士导师贺桂梅教授、博士导师戴锦华教授都以他们严谨的治学态度与强大的人格魅力给了我莫大的帮助与激励。

澎湃新闻：作为一名青年学者，您觉得当下的学术氛围是如何促进您个人的研究的？

杨宸：由于互联网等技术的发展与大学学科建制的不断完善与扩展，当前各个学术共同体的学术氛围是越来越浓厚。通过线上群组、公众号和视频分享，每个学术共同体都能自在地表达自己的学术思想，并从线上发展到线下的会议沙龙等，互相进行切磋讨论，大家在这种表达与争论的氛围中彼此激励，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澎湃新闻：面向青年学者有不少相关的扶持政策，这些政策对您的学术研究工作起到了哪些帮助？

杨宸：我目前所在的华东师范大学为青年学者提供了相应的学校资助项目，为刚刚进入大学校园的青年教师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来保障他们的课题研究并激励他们申请相应的国家项目，这一点对于今天处在非升即走等考核压力下的教师而言，帮助是挺大的，因为它既是当下的、实实在在的，又是面向未来、具有前瞻性的。

澎湃新闻：您认为您所开展的哪些课题研究及其成果，对您获得《探索与争鸣》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奖有所助益？

杨宸：我获得《探索与争鸣》理论创新奖的作品是一篇关于后人类主义的文章，它来源于我对90年代西方兴起的后人类主义理论的研究。正如前面已经回答过的，这一理论的出现实际上是人文学科对于新技术革命的冲击进行反馈的一个结果，它既可以辐射到西方从古希腊思想家一直到德里达、斯蒂格勒等哲学家的思想史脉络，又可以触及自科学革命而至信息论、控制论等技术史、社会史的面向，正是从这一理论出发，我开始了对新技术革命之于“人”这一概念以及相应的文化生态之改变的探讨与追问。

澎湃新闻：您所开展的学术研究，与当下的社会现实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

杨宸：我常给学生们举一个例子，说如果现在有一个外星人来到地球观察人类，它会怎么给它的领导汇报。我的回答是，这个外星人会告诉它的上级，地球人是这样一种生物，它有一个可分离的硅基器官，这个器官以电能为食，一旦它离开人类太久，人类就会陷入某种病态。学生们这时候马上明白，哦，是手机。我通过这个例子实际上是在问他们一个问题，一千年前没有见过任何机器产品而宣扬着人文主义的人们和今天手机不离身地学习人文主义的人们还是同一种意义上的“人”吗？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作为“人”的生存状态已经永久地为新技术革命所改变了。这就是我的研究与当下现实之间最直接的联系。

澎湃新闻：在强调“学术未来感”的当下，您所开展的学术研究如何做到结合当下，放眼未来？

杨宸：我想可能我的研究是从我当下最直接和切身的焦虑出发的，就是我经常会问自己，网络时代到来了，人工智能来了，大语言模型来了，作为一个中文系的学生和学者，我们如何思考和应对？我当然可以在我们原有的学科内部进行自己的研究，这种研究也可以具有很强的现实感与未来性，但我总是忍不住去想，在一种新技术革命“兵临城下”的状态下，人文学科未来的可能性在哪里？所以我当前的现实感是与一种技术带来的进步与焦虑联系在一起的，我眺望的未来或许是某种不得不超越人文学科自身限定的未来。

澎湃新闻：获得《探索与争鸣》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奖，对于您的课题研究会有哪些助益？这一奖项对您的学术生涯的展开会有哪些助益？

杨宸：老实说，对于我的获奖论文中的不少观点，我在我以后人类主义理论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中都已经推翻或进行了大幅修改，所以那篇文章我至今没有发表，因为我觉得写得太糙太草率了。但很有幸的是，这篇有许多不完善之处的文章得到了理论创新奖评委们的赏识，这给了我莫大的信心，让我得以更坚定地将当初还很简单的研究发展为完善的博论并扩展至其他层面。因此我认为《探索与争鸣》的青年理论创新奖对于青年来说是相当有激励意义的。

澎湃新闻：您对于未来有志于参与《探索与争鸣》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奖的青年学者有何寄语？

杨宸：于虚无处坚守，向平凡中证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