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勇对话方延明：文化传承要始终坚持开放的姿态｜政邦茶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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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方延明教授第二次受邀参加政邦茶座。

上次是2022年5月20日，时值南京大学120周年华诞，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首任院长方延明教授，推出了校庆纪念特别礼物《方延明新闻作品集》。这不仅是一部个人新闻作品集，也是一所大学的历史记忆。我们一起聊了聊“如何庆祝一所大学的校庆”。

这一次，我们请方教授谈谈他所理解的“传统文化”，他读大学时学习数学，毕业转而研究传统文化，多年从事新闻写作与研究，曾出版“文化三论”（新闻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数学文化），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

本期政邦茶座嘉宾：方延明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首任院长，著有《方延明新闻作品集》《方延明文化三论》《新闻文化外延论》《新闻实务方法论》《数学文化》等。

政邦茶座主持人：高明勇 政邦智库理事长

高明勇：我一直对您的“文化三论”记忆犹新，您把传统文化、新闻文化和数学文化融为一体。如果文化可以定义的话，您如何为“中国传统文化”定义？

方延明：

其实，要给“中国传统文化”一个比较适合的定义，绝非是一件易事。古往今来，关于文化的定义汗牛充栋。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人、文化、社会、自然，这四者构成了一个庞大且相对稳定的时空系统。经年累月，文化是人类生活的化石，文化是民族的，文化是语境的，文化是传承的。胡适说，“文化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方式。”文明应该更宽泛，文化是文明的灵魂。梁启超讲，“凡人类心能所开创，历代积累起来，有助于正德、利用、厚生之物质的和精神的一切共同的业绩，都叫做文化。”钱穆强调，“文化是指时空凝合的某一大群的生活之各部门各方面的整一全体，属精神方面。”梁漱溟则说，“文化是人类生活的样法。”庞朴讲过一句掷地有声的话，“文化传统是形而上的道，传统文化是形而下的器。道在器中，器不离道。”我比较赞成梁漱溟和庞朴的观点。如果要给中国传统文化一个定义的话，窃以为：中国传统文化是数千年来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生活样态，而这样一种样态是通过有形和无形、物质和非物质、文本和非文本积淀留存下来的，是中华民族所独有的。很显然，这种传统文化是丰富的、复杂的、优劣杂陈的，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如庞朴讲的文化传统，文化传统是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

高明勇：三十多年前，您曾撰文提出《当代中国传统文化面临六个转变》（《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分别是：从人伦为本转变为知识为本，从民本意识转变到民主意识，从重视人生功名主义转变为重视物质功利主义，从坐而论道转变到参与社会现实，从重视群体价值转变到重视个人价值，从保守型文化转变为开放型文化。今天如何看这“六个转变”？

方延明：

毕竟三十多年了，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总体来讲，其中一些主要的想法依然没有过时，有的转变还是任重道远。比如，在重视物质利益和功利主义，包括重视个人价值等方面，与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及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并紧紧围绕这个社会主要矛盾，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任务就非常紧迫。特别是从民本意识转变到民主意识，需要走的路更长。1957年7月9日，毛主席在上海干部会议上指出：“我希望造成这么一种局面：就是又集中统一，又生动活泼，就是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两方面都有，不只是一方面，不是只有纪律，只有集中，把人家的嘴巴都封住，不准人家讲话，本来不对的也不准批评。应当提倡讲话，应当是生动活泼的。”历史走过了将近70年，我们离这样一种政治局面的形成还有很大距离，在有的地方和部门甚至渐行渐远。以往，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思想，对后世影响还是很大的，从某种意义上制约了个人积极性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鼓励个人积极性的发挥，邓小平同志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共同富裕，起到引领经济发展的作用。但是，人本性中的自私性是天然存在的。马克思说过，“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是自己出丑。马克思还讲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我们的市场经济是一个不完备的市场经济，加之资源分配不公、不正当竞争和裙带关系的腐败，先富带后富、共同富裕遇到严峻挑战，贫富差距扩大导致更多社会不稳定出现。

高明勇：如果观察“当下以及未来的传统文化”，您认为又面临哪些转变？

方延明：

我以为最主要的还是两个转变，毛主席早就说过，“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对内来说，传统文化要与当前的社会现实紧密接合，向现实转变，不能坐而论道，好高骛远，传统文化要为今所用。“中国式的现代化”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去实现，有它的特殊土壤。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就是在与其他教条主义的斗争中，把马列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毛泽东早在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就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遗产。”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不是把过去的东西照搬。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现在有些人又要恢复孔家店，似乎真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神话。我以为，单靠儒学不能实现现代化。但是，传统儒家思想里面有许多可以借鉴的思想精华，是可以为今天所用的。早在四十年前的1984年，我就写过一篇《日本经济发展与儒家集体主义道德观》，发表于《解放日报》的《新论》（未定文稿）。

后来我又写了一篇《儒家的传统思想与日本的经济发展》，刊登在上海社科院的《社会科学》（1985年第二期）上。批判继承一定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譬如“为政以德”，既有它值得借鉴的地方，也有它的局限性。从历史发展来看，不能把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治理都寄托在人的“德治”上，寄托在政治家的个人品格与德行上。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政权理论，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依法治国，行稳致远。对外来说，传统文化一定要与世界文化相结合，师夷之长。既有“以夏治夷”改变世界的胆识和气魄，也要有“以夷治夏”，洋为中用的胸襟和务实精神。陈寅恪说过，中国的新文化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传统，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使得“相反而适想成”。集众家之长为我所用，不能游离于世界潮流，言为世则，行为世法，融入到全球化、现代化、民主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分享先进的世界主流价值，不能故步自封，好为人师。要始终坚持开放的姿态，敞开胸怀，接受和学习所有世界先进文化。

高明勇：我看您提到文化现代化的时候（《我国文化现代化的未来趋势》，《科学学研究》1992年第4期）也认为主要是人的现代化，并认为首先是“观念现代化”。前段时间，我去深圳大学参加“文化与人的现代化”学术研讨会，发言的题目是《“人”的现代化及其思维方式：基于<中国的现代化>报告的思考》，我认为“人”的现代化，具体抓手是“思维方式”。您认为从“观念”到“思维方式”，有哪些变化？

方延明：

我认真看过你《“人”的现代化及其思维方式：基于<中国的现代化>报告的思考》这个发言的内容，很赞成你讲的“人”的现代化，具体抓手是“思维方式”。既高屋建瓴，又接地气管用。毋庸置疑，所有现代化都是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首先是“观念现代化”，观念引领思维。观念现代化就是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过去，我们大都是单线思维，现在要向立体思维、全方位思维转变，不能一条路走到黑，不撞南墙不回头。二是过去大都遵循逻辑思维，现在要向非逻辑思维、发散性思维转变，既要我注六经，也有六经注我。

高明勇：从“思维方式”角度，您如何看待庞朴先生曾经提出的“一分为三论”？

方延明：

庞朴先生提出的“一分为三论”影响很大，南京大学老校长匡亚明也赞成“三分法”，并将其运用到对孔子的评价中。我不太赞成“三分法”，我曾本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原则，与匡老探讨“三分法”。1987年4月14日，我写的《“三分法”之我见》，在《文汇报》“学林”专版刊发，用了大半个版面，文章发表后，得到著名史学家复旦大学蔡尚思教授的好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对“一分为二”都有明确论述。毛泽东曾把对立统一规律准确、生动、通俗地表述为“一分为二”，并指出:“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辩证法”。用一分为二叙述事物的可分性，指明其差别的内在发生，说明事物、现象、过程都必然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方面、属性和趋势。黑格尔所提出的“扬弃”就是辩证法的否定，他认为:“扬弃在语言中，有双重意义，它既意味保存、保持、又意谓停止、终结。”只有去掉旧东西的直接性，才能使它成为新东西的构成因素而被保存下来。马克思、恩格斯说，“被‘扬弃’了，就是说，‘既被克服又被保存’;按其形式来说是被克服了，按其现实的内容来说是被保存了。”这是一个继承与克服二者辩证统一完整的具体扬弃过程。列宁也曾强调过两种思想之间没有调和的余地，没有中间思想可以代替，“那么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为人类没有创造任何‘第三种’思想体系，而一般说来，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

高明勇：二十年前，学者甘阳提出了知名的“通三统”的论述，即“孔夫子的传统、毛泽东的传统、邓小平的传统，是同一个中国历史文明连续统”，分别对应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国传统文化或儒家文化）、新中国的社会主义传统（毛泽东的传统）、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市场自由传统（邓小平的传统）。今天，如何看待这三种传统？

方延明：

我以为，二十年前甘阳先生提出“通三统”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经过这些年的实践检验，恐怕还是有可以商榷的地方。应当说，孔夫子的传统、毛泽东的传统，都是没有问题的，历史已经做出了最好的回答。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们国家并没有形成一个市场自由的传统（所谓邓小平的传统）。虽说我们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功，但是我们还有许多待完善的地方，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我们并没有积淀一些有别于孔夫子、有别于毛泽东的传统啊？细究起来，我们是提倡了很多，但是践行很少；说的很多，做的也很少；虚的很多，实的很少。

高明勇：我看您去年还撰文谈“毛泽东的文化观”，指出以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为主要内容，同时吸取西方思想文化精华，构成“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价值导向与实践意义，是毛泽东文化思想的主要源流和重要内容之一。这种观点对当下有哪些意义？

方延明：

这篇文章是为了纪念毛主席诞辰130周年写的，《阅江学刊》发表后反响还是不错的。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２ 日，习近平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时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第二个结合”。历史铸成这样一个事实：讲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讲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毛泽东仰之弥高，是一座巍峨大山。毛泽东的文化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的文化观以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为主要内容，兼顾吸取西方文化思想精华，构成“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价值导向与实践意义。毛泽东的文化思想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深厚的中国底蕴和浓郁的中国韵味、中国气概、中国特色。毛泽东的文化观不拘泥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世界眼光、国际视野，高屋建瓴，一览众山小。因此，它是开放的、包容的、多维的、敞开胸怀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它的价值诉求。

高明勇：张岱年、许倬云等先生等曾提出“中国文化的精神”，您如何理解“中国文化的精神”？

方延明：

陈寅恪曾在一九二七年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评价中国文化之精神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 idea 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我理解，所谓“中国文化的精神”，就是几千年来绵延不断的一种文化传承，一种文脉，一种精气神，一种气韵流淌，恐怕很难用一句话两句话去概括。其主旨在于规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籍此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中国传统文化有滴水穿石之力，春风化雨之功。它应该是有一组精神谱系，比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忧国忧民；协和万邦；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以及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等。

高明勇：您理想中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什么样？

方延明：

对思维方式来说，我以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思维方式一般是指看问题的方法和路径，基本的譬如有归纳思维、演绎思维、逻辑思维、创新思维和系统思维等。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色彩浓厚，我比较欣赏以人论世，以世论人，以人领事，以事带人那样一种人与历史的有机结合，这种结合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屋建瓴和纵横思维。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还是要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经得起历史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