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闲谨制》：当工匠的锤子砸向侵略者的刺刀

插图 | 鉴片工场 ©《得闲谨制》电影海报

尊敬的读者，当您看到这篇文章时，一部可能改写中国战争电影基因的作品正在悄然逼近。它不依赖千军万马的壮阔调度，不渲染超级英雄式的个人神话，而是将镜头对准一群“不忍不退”的普通人——他们手中握着的不是枪炮，而是锤子、镰刀与世代相传的手艺；他们守护的不是抽象的国族概念，而是脚下这片刚刚安顿下来的家园。

这部筹备近十年，标志着中国战争片从“英雄史诗”向“平民史诗”的关键转向的电影《得闲谨制》就要来了！！！

01 创新：微观史观下战争叙事突破

故事定位的“非典型性”选择

《得闲谨制》的核心创新首先体现在其反常规的叙事定位上。影片讲述的是一个“桃花源般的小镇”里，一群因南京沦陷而逃难至此的百姓，在数名日军误入后被迫奋起迎战的故事。这个设定本身就充满了叙事张力，它既不是正面战场的恢宏对决，也不是谍报战线的悬疑博弈，而是一场民间智慧与正规武装的殊死较量。编剧兰晓龙将故事背景锚定在1940至1943年间的鄂西会战时期，聚焦于石牌保卫战这一被蒋介石称为“中国的斯大林格勒”的关键战役，但视角却从宏观指挥层面下沉至“戈止镇”这个虚构的避难所。

这种选择本身就具有强烈的范式意义。过往中国战争片的成功范式，无论是《长津湖》系列史诗级战争场面，还是《八佰》的悲壮守卫叙事，本质上都在遵循“大事件、大人物、大场面”的三位一体法则。而《得闲谨制》则主动选择了“小切口、小人物、小空间”的叙事策略。肖战饰演的机械厂钳工莫得闲与被大部队遗忘彭昱畅饰演的防空炮长肖衍及其散兵游勇，共同构成了一个临时性的“战时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没有统一的军装、没有建制化的指挥、更没有先进的武器装备，他们的“武器”是莫得闲的钳工手艺、肖衍所剩无几的防空弹药，以及全镇百姓“不忍不退”的生存本能。

这种叙事定位的转向，与全球战争片的发展趋势形成了微妙共振。从《拯救大兵瑞恩》到《1917》，西方战争片早已开始从集体荣誉叙事转向个体生命叙事。但《得闲谨制》走得更远，它不仅要讲述个体的生存，更要探讨当正规军事体系崩溃后，民间社会如何自发组织起有效的抵抗。这触及了战争社会学中一个被长期忽视的问题：在“总体战”概念下，平民与士兵的界限被打破后，普通民众如何既是战争受害者，又是战争参与者？兰晓龙在此延续了他一以贯之的“平民史观”，正如他在《我的团长我的团》中聚焦“炮灰团”的视角选择，在《生死线》中书写四个男子的青春成长与抗日游击，他始终关注宏大历史褶皱中那些被遮蔽的微小生命。

“三幕式叙事”结构的历史哲学意涵

影片采用“南京沦陷→宜昌失守→石牌胜利”的三幕式叙事结构，这一结构选择绝非简单的线性时间铺陈，而是蕴含着深刻的历史哲学思考。第一幕“南京沦陷”作为背景前史，解决了人物动机问题，莫得闲们为何逃离？第二幕“宜昌失守”构成主要戏剧冲突，展现的是空间压缩下的生存困境；第三幕“石牌胜利”则提供了历史出口，但这个出口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大团圆”，而是以平民的巨大牺牲换取的惨胜。

这种结构巧妙地将微观个人命运与宏观历史进程编织在一起。莫得闲一家从南京逃难至宜昌深山的过程，本身就是抗战时期“西迁运动”的缩影。据统计，1937年至1943年间，中国有超过5000万人口因战乱而流离失所。影片通过一个家庭的空间迁徙，承载了整个民族的流亡记忆。而当他们在“戈止镇”暂时安顿下来后，日军侦察兵的闯入打破了“桃花源”的幻象，这象征着战争逻辑的残酷性：在总体战中，不存在真正的“飞地”，每个试图逃离历史的个体最终都会被历史追上。

第三幕“石牌胜利”的选择尤其值得玩味。历史上的石牌保卫战发生于1943年5月至6月，是鄂西会战的高潮。据台湾防务部门公布的战史资料显示，此役国军宣称造成日军死伤约25718人，自身阵亡23550人、负伤18295人、失踪7270人。但影片并未直接呈现这场战役的宏观场面，而是通过“戈止镇”百姓的抗争，从侧面映照这场被称为“东方斯大林格勒”的惨胜。这种“以小写大”的策略，避免了正面战争场面的同质化竞争，也体现了兰晓龙“不写虚假胜利”的创作理念，在他看来，真正的胜利不是数字的堆砌，而是普通人“拖家带口，朝天作吼”的精神觉醒。

02 主创：从剧集到银幕的美学嬗变

孔笙的电影化转型：纪实美学的工业化升级

作为正午阳光“铁三角”的核心人物，导演孔笙的电影导演首秀承载着业界极高的期待。从《父母爱情》的家庭温情到《琅琊榜》的权谋叙事，再到《大江大河》的改革史诗，孔笙在电视剧领域建立了“精品制造”的金字招牌。但电影与剧集是两种不同的艺术语法，后者依赖长时段的人物成长与情节铺陈，前者则必须在120分钟内完成高强度的情绪浓缩与主题升华。孔笙面临的挑战，不仅是媒介形式的转换，更是美学逻辑的嬗变。

在《得闲谨制》中，孔笙延续了其一贯的纪实美学基调，但进行了适应大银幕的工业化升级。在《山海情》中，他曾通过教演员开手扶拖拉机、用搪瓷缸加热水烫衣服等方式，抠出时代的真实质感；在《大江大河》中，他让演员自带上世纪七十年代蓝制服进组，追求服化道的考古级还原。这种对物质细节的高度痴迷，在电影制作中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据报道，剧组在湖北宜昌实地搭建了一座极具年代质感的“戈止镇”，从斑驳的牌匾到磨损的石板路，每个细节都经过反复考证。这种“建造真实”而非“模拟真实”的制作理念，与《八佰》在苏州耗时一年半搭建四行仓库实景的工业逻辑异曲同工，但孔笙的野心似乎更内敛，他不要观众惊叹于场景的宏大，而要观众忘记这是在看电影，相信这就是1943年的宜昌深山。

在镜头语言上，孔笙的“环境叙事”美学将得到充分施展。他擅长让人物与空间产生对话关系，在《山海情》中，黄土高原的贫瘠风景不仅是背景，更是角色心理的外化。《得闲谨制》中的“戈止镇”也将成为一个“有生命的角色”，当莫得闲手持铁锤守在镇口牌楼处，当周依然饰演的夏橙在炮火中紧紧护住孩子，当肖衍惊恐回头观望枪炮声，这些人物特写必须与小镇的空间纹理形成互文关系，才能让观众感受到“家园”二字的沉重分量。孔笙对影像质感的追求，不是要拍一部“放大的电视剧”，而是要利用大银幕的沉浸感，让观众成为这场守家战的“第六个参与者”。

兰晓龙的叙事诗学：平民弧光与历史重量

如果说孔笙负责“看见”战争，那么兰晓龙则负责“理解”战争。这位写出《士兵突击》、《我的团长我的团》、《长津湖》的编剧大师，在《得闲谨制》中延续了他标志性的“平民弧光”塑造法。他从不写天生的英雄，只写在绝境中被迫选择的凡人。莫得闲这个角色的命名本身就充满深意，“得闲”二字既是人物姓名，又暗含“偷得浮生半日闲”的反讽意味：一个只想安安稳稳过日子的钳工，最终却不得闲，必须拿起锤子守护家园。

兰晓龙的创作哲学在此前的采访中已有清晰表述：“我不想写一个虚假的胜利”。他笔下的战争从来不是浪漫化的英雄凯旋，而是“拖家带口，朝天作吼”的悲壮。在《长津湖》中，他通过七连的群像塑造，让观众看到每个士兵都有名字、有来处、有未完成的牵挂；在《得闲谨制》中，这种“赋名”的写作伦理将延伸至普通工匠与农妇。影片高潮是一场“双方武器相差悬殊的战斗”，但兰晓龙的重点不会停留在战斗本身，而在战斗前，百姓如何从“忍”到“忍无可忍”，从“退”到“退无可退”的心理转变过程。

兰晓龙在此采用了新历史主义的叙事策略。他不追求全景式的历史复刻，而是选择“戈止镇”这个虚构空间作为历史切片。这种“以虚构写真实”的手法，在现代战争文学中屡见不鲜，如：雷马克《西线无战事》中的保罗·博伊默尔，但在国产战争片中尚属罕见。它允许编剧将多个真实历史事件，南京沦陷、宜昌失守、石牌胜利浓缩于一个叙事容器，通过莫得闲一家的命运折射整个抗战时期平民的生存状态。正如他在《我的团长我的团》中创造的“孟烦了”既是具体人物又是时代症候，《得闲谨制》中的“莫得闲”也将成为1943年中国平民的精神化身。

演员配置：流量与实力辩证法

该片演员阵容的配置，体现了正午阳光“流量+实力”的精准计算。肖战领衔主演莫得闲，这位顶流演员面临的挑战是从偶像到演员的范式转换。他在《藏海传》中的古装形象已获认可，但战争片的粗粝质感与历史厚重感是全新课题。据报道，他为塑造钳工莫得闲，不仅深入研究抗战史料，更在造型上彻底褪去偶像光环，以粗布短衫、沾满泥屑的底层工匠形象出现。这种“去明星化”的表演自觉，与彭昱畅为贴近角色减重30斤的努力，共同构成年轻演员向实力派转型的集体宣言。

配角阵容的配置同样耐人寻味。杨新鸣饰演的老太爷、阿如那、甘昀宸、周思羽、严知度等组成的“戏骨矩阵”，与尹正的特别出演，形成了表演层次的丰富梯度。这种“顶流扛市场、戏骨保口碑”的策略，在《长津湖》中已得到验证，吴京与易烊千玺的搭档、胡军、段奕宏等实力派配角，共同构建了可信度与观赏性的平衡。《得闲谨制》复制了这一成功公式，但更激进地将“顶流”置于一个完全朴素的平民角色中，这无疑是对演员与市场的双重考验。

03 价值：工匠精神与家国认同的转译

“得闲谨制”的三重语义解码

片名“得闲谨制”本身就是一个充满文化密码的符号。据主创解读，它源自古代“物勒工名”的传统，工匠在自制武器上刻字，既是责任标识，也是精神象征。这个四字短语至少包含三层语义：首先是人物层面的写实，指代主人公莫得闲的钳工身份；其次是伦理层面的隐喻，“谨制”二字强调工匠精神的严谨与责任；最后是哲学层面的反讽，“得闲”与“不得闲”构成战争状态下个体命运的悖论。

这种命名方式延续了兰晓龙一贯的语言风格。从《士兵突击》中“不抛弃、不放弃”的口号式金句，到《我的团长我的团》里龙文章那些“让事情是它本来样子”的哲学呓语，兰晓龙擅长将宏大理念压缩进具体可感的语言符号。“得闲谨制”四字，既是对莫得闲个人命运的概括，也是对那个时代“被迫营业”的平民群体的集体命名，他们本想在乱世中“得闲”，却被历史逼成“谨制”武器的战士。

“工匠精神”的战时激活

影片最核心的价值表达，在于将“工匠精神”这一当代国家战略话语，置于抗战历史语境中进行重新激活。莫得闲的钳工手艺不再是和平时期生产工具的技艺，而是转化为改造农具、制造土雷、设置陷阱的战争智慧。这种“手艺的战时转型”，触及了技术伦理的深层问题：当生存受到威胁，技术的暴力化使用是否具有正当性？这个问题在真实的抗战历史中早有答案。在1943年的鄂西会战中，国军不仅依靠正规部队，更动员了大量地方民兵与工匠参与防御工事建设。

石牌保卫战的胜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军民协同构建的立体防御体系。影片将这一历史事实艺术化地浓缩于莫得闲一人之身，让他用钳工的逻辑拆解日军的军事优势，正如兰晓龙在《生死线》中让四个不同身份的男子以“四道风”之名组建抗日组织，他始终相信，普通人的专业本能中蕴含着抵抗的潜能。这种表达与当下倡导的“工匠精神”形成了跨时代共振。2025年，中国正处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期，“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的跨越需要技术工人的职业化与尊严感。

莫得闲的形象，因此获得了历史与当下的双重象征意义。他既是1943年的抗日平民，也是新时代技术工人的精神祖先。当他含泪带领村民手持斧头、锤子甚至改装武器与侵略者血战到底，观众看到的不仅是历史的悲壮，更是对“劳动创造价值”这一朴素真理的影像确认。

“家国认同”的底层生成机制

与《长津湖》中“保家卫国”的口号式动员不同，《得闲谨制》展现的家国认同是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莫得闲们最初逃离南京，只为保全家人性命；他们在戈止镇安家落户，只想重建日常生活。对“国”的概念，他们或许模糊；但对“家”的感知，却无比具体，那是几亩薄田、一间茅屋、妻子夏橙在炮火中紧紧护住的孩子。

影片的价值突破在于，它揭示了家与国的同构性并非先验的，而是在侵略者的刺刀下被迫生成的。当日本侦察兵闯入小镇，当枪炮声摧毁了最后一丝“得闲”的可能，守护家园的行动本身就升华为保家卫国。这种认同的生成逻辑，比任何说教都更具说服力。它呼应了社会心理学中的“威胁-认同”理论：当群体面临外部威胁时，内部认同会以最快速度凝聚并强化。戈止镇的百姓，正是在日军的枪口下，完成了从“难民”到“守军”的身份转换。

兰晓龙在此延续了他对“平民英雄”的重新定义。在《士兵突击》中，许三多的“有意义就是好好活”将宏大使命降解为具体行动；在《我的团长我的团》中，孟烦了的“只剩下坚强”让英雄主义回归人性本真。莫得闲的“不忍不退”，同样是这种“去崇高化”的崇高，他不是为了国家概念而战斗，而是为了不让孩子再逃难、为了让妻子不再担惊受怕、为了让老太爷能安享晚年。这些最朴素的动机，恰恰构成了最坚不可摧的抵抗意志。

04 技术：纪实美学的工业化升级

“空间叙事”的沉浸式设计

尽管《得闲谨制》在战争场面的规模上无法与《长津湖》动用7万名解放军士兵参与拍摄的宏大战役相提并论，但孔笙选择了一条“以质代量”的技术路径，通过空间叙事的沉浸式设计，让观众“活”在1943年的戈止镇。

据报道，剧组在湖北宜昌实地搭建的“戈止镇”，并非仅限于一两条街道的外景，而是一个具备完整生活逻辑的“小镇生态系统”。从铁匠铺的火炉到私塾的课本，从磨坊的石碾到井台的青苔，每个器物都承载着具体的使用痕迹与时间记忆。这种制作理念，与《八佰》在苏州重建四行仓库时，连仓库外墙的弹孔都根据历史照片精确还原的工匠精神如出一辙。但《得闲谨制》更进一步，它要求这些场景不仅是“可看”的，更是“可感”的，当莫得闲在铁匠铺改造农具时，锤击声必须在金属与铁砧的碰撞中产生真实的回音；当夏橙在灶台前忙碌时，炊烟必须从真实的烟囱中升起；这意味着戈止镇的每个角落都可能成为叙事的潜在载体。

观众在巨幕上不仅能看清角色面部的每一道皱纹，更能同时感知到他们所处空间的压迫感与庇护感。莫得闲手持铁锤守在镇口牌楼处的镜头，在IMAX画幅下，牌楼的高度、石板的质感、背景的远山层次都将被极致呈现，形成“一夫当关”的视觉隐喻。

“光影”的伦理化运用

在光影处理上，孔笙团队很可能延续《山海情》中“让光线成为叙事参与者”的理念。在《山海情》中，黄土高原的烈日不仅是自然光源，更是贫困与希望的辩证体，它炙烤着土地，也照亮了移民们的坚韧。在《得闲谨制》中，光影将承担更复杂的伦理功能。

晨昏的温柔与暴力的对比。在日军到来前，戈止镇的清晨与黄昏充满田园诗意，光线柔和、色调暖黄，象征着短暂的幸福幻觉。当日军侦察兵闯入，光影将突然变得生冷、锐利，高对比度的硬光制造出强烈的不安感。这种光影的伦理化运用，在《八佰》中已有成功先例，苏州河畔的租界灯火辉煌，而四行仓库内则是一片暗黑，光明与黑暗的分界成为生死与善恶的象征。《得闲谨制》将这一手法内化于同一空间内，通过光影的突变，展现“桃花源”如何瞬间变为“生死场”。

夜景中的微光叙事将是另一个技术亮点。战斗多在夜间或微光环境中展开。这不仅是历史真实，日军侦察兵多利用夜色掩护，更是技术选择，低照度摄影能强化紧张感，也让民间自制的“土武器”，如绑着火把的长矛获得视觉焦点。当莫得闲们点燃自制的火把与油灯，对抗日军的军用照明弹时，光的来源本身就构成了正义与邪恶、弱小与强大的视觉对决。这种“微光对抗强光”的意象，在《1917》的长镜头夜戏中已有精彩运用，孔笙团队如何在中国语境下实现类似效果，值得期待。

“声效”的暴力化与日常化辩证

声音设计在战争片中常被简化为爆炸的轰鸣与枪弹的尖啸，但《得闲谨制》的声效策略可能更复杂，它必须在暴力化与日常化之间保持辩证平衡。日常化的声景是建立“家园感”的基础。在战斗爆发前，戈止镇应该充满鸡鸣狗吠、打铁声、纺车声、孩童嬉笑声。这些声音构成了莫得闲们拼命守护的“生活本身”。

当这些声音被枪炮声突然打断，暴力的冲击力才会被最大化。这种“声音谋杀”的手法，在《拯救大兵瑞恩》的开场诺曼底登陆戏中被运用到极致，登陆艇马达的轰鸣与士兵的呕吐声，瞬间被德军机枪的哒哒声与炮弹的呼啸声撕裂，观众在声音层面即体验到从生到死的恐怖转换。

《得闲谨制》的暴力化声效，将通过质地的对比来强化悬殊感。日军武器的声响应该清脆、规律、有金属质感，象征着工业化的杀人效率；而莫得闲们改造的“土武器”声响则沉闷、杂乱、充满不确定性，斧头砍在肉体上的钝响、土雷爆炸时的闷响、自制燃烧瓶破碎时的爆裂声。这种声音质地的阶级性差异，本身就是战争残酷性的听觉注解。声音设计必须让观众不仅“听见”差距，更要“感受”到这种差距所带来的绝望与不屈。

05 娱乐之外，历史如何照见当下

当银幕渐暗，灯光亮起，观众走出影院时，《得闲谨制》留下的不仅是对战争场面的记忆，更是对“何为守护”的重新理解。孔笙与兰晓龙的合作，在这部影片中完成了一次从“英雄史诗”到“平民史诗”的范式转换，它告诉我们，真正的爱国主义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当莫得闲们举起锤子时，心中那份“不忍孩子再逃难”的最朴素情感。

一部好电影，刨去娱乐后，还应具备教育意义与社会责任。这不仅是观众需要的核心创作指令，更是《得闲谨制》题中之义。在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技术封锁与贸易摩擦频发的背景下，影片所展现的“民间智慧对抗正规武装”具有强烈的现实寓意。它提醒我们：国家的强大不仅仅依赖于正规军事力量，更根植于每一个普通公民的专业能力与守护家园的意志。当华为这样的企业在技术战中被迫“上演”自己的“得闲谨制”，当中国制造业在供应链重构中需要更多“莫得闲”式的技术工人，这部电影的价值便超越了历史叙述，成为对当下的一次精神动员。

当然，影片的最终成色还需市场检验。《得闲谨制》的真正意义在于，它为中国战争片开辟了一条“以小见大”的新路，不需要数十亿投资，不需要明星阵容堆砌，只需要一颗敬畏历史、尊重平民、相信手艺的诚心。如果这部影片能够成功，它将证明：在中国电影工业化的进程中，内容的深度与情感的真挚，依然是超越技术奇观与资本规模的终极竞争力。这或许是孔笙、兰晓龙、侯鸿亮这个“黄金三角”留给行业最宝贵的启示，真正的精品，从来不是算出来的，而是“谨制”出来的，正如莫得闲刻在武器上的名字，既是对质量的承诺，更是对责任的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