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碳关税”落地，中国钢铁业迎来外部规则与内部转型叠加考验

1月8日，在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俗称“碳关税”）正式生效的第一周，一场聚焦“绿钢”的研讨会在南京梅山钢铁工业文化旅游区内举行。来自钢铁行业、学界与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多位专家指出，CBAM并非单一的贸易政策，而是一道正在加速敲响的“外部时钟”，促使中国钢铁业直面深度绿色转型。

这一压力叠加在中国国内减排目标全面加码的背景之下。2025年9月，中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宣布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NDC3.0），明确提出到2035年，全经济范围温室气体净排放量较峰值下降7%—10%，并力争取得更大成效。钢铁行业作为中国碳排放占比最高的工业部门之一，被视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领域。

“钢铁行业碳排放约占全国总量的15%，其转型成败，直接关系到中国NDC目标能否兑现。”晋青可持续发展公益服务中心理事长王晓军在会上指出，这已不仅是环保议题，而是事关产业竞争力、国际贸易地位乃至经济安全的结构性挑战，“钢铁行业站在了一个几乎‘没得选’的转型路口”。

“碳关税”冲击波     

欧盟碳关税（CBAM）是欧盟的“碳边境调整机制”简称，旨在对进口的钢铁、水泥、化肥、电力、铝、氢气等高碳产品征收碳税，以防止碳泄露，确保进口产品碳成本与欧盟内部持平。该机制于2023年10月进入过渡期，并定于 2026年1月1日正式开始征收。

目前欧盟自中国进口的钢铁制品占欧盟相关产品总进口的近40%，随着CBAM进入正式实施阶段，中国钢铁及其下游产品进入欧洲市场，将首次直接面对以“隐含碳排放”为核心的贸易成本。

会议披露，目前中国钢铁生产仍以高炉—转炉为主的长流程工艺主导，平均吨钢碳排放强度约为1.7-1.8吨二氧化碳。相比之下，欧盟正加速向电炉短流程、绿电和低碳冶金体系转型，试图通过制度与市场双重工具重塑全球钢铁贸易规则。

瑞典钢铁行业分析师康斯坦丁·约翰逊（Constantin Johnson）指出，CBAM正在重塑全球钢铁贸易的竞争逻辑，未来出口竞争力将越来越不取决于劳动力成本或规模优势，而是取决于产品的碳强度。在这一框架下，高碳钢铁产品的“价格优势”将被系统性削弱，低碳甚至近零碳钢铁将逐步获得制度性溢价。

这一变化，正在通过具体规则迅速显现。绿色创新发展研究院（IGDP）绿色经济政策项目主任刘雪野指出，欧盟最新公布的CBAM实施细则中，“默认值”机制带来的冲击尤为明显。该机制在企业无法提供经欧盟认可的完整碳排放数据时，直接采用偏高的排放强度进行核算，且默认假设生产方式为传统长流程工艺，并未充分考虑短流程等低碳路径。

根据刘雪野团队测算，在现行默认值下，中国约95%的对欧出口钢铁产品，CBAM成本将超过800元/吨；更严峻的是，2026年至2028年间，该默认值还将面临每年10%的加成处罚。

与此同时，欧盟对绿色电力的认定标准极为严格，中国现行的绿证体系尚未被采信。这意味着，即便部分钢厂实际使用了可再生能源电力，在CBAM核算中也可能无法获得认可，其减排努力难以转化为直接的成本优势。

此外，欧盟已提案将CBAM范围扩大至汽车零部件、工程机械等下游产品，这将使整个供应链面临复杂的碳足迹追溯与核算压力。

技术突围与成本之困

眼下，中国钢铁市场利润面临供强需弱、需求侧压力、行业“内卷”竞争等挑战。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重点钢企利润总额同比大跌超50%。

面对政策与市场的双重压力，钢铁行业绿色转型的技术路径虽已绘就，但前路依旧崎岖。东北大学冶金学院教授张琦在研讨中系统展示了多条低碳冶金的技术路线图，包括提高电炉短流程比例、探索氢冶金以及应用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技术等。然而，每一条路径都伴随着显著的技术复杂性与商业不确定性。

成本高昂构成最现实的挑战。张琦教授指出，以中国宝武集团在湛江建设的百万吨级氢冶金示范线为例，该工艺虽能实现50%至80%的深度降碳，但目前仍处于“烧钱”的示范阶段，远未达到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经济性。

梅山钢铁规划负责人胡云的介绍进一步印证了这一困境：其富氢碳循环高炉改造技术虽能大幅降低吨钢碳排放，但会导致吨铁生产成本增加约260元人民币。在行业整体利润微薄的背景下，企业进行大规模技术改造的决策变得异常艰难。

资源约束与技术瓶颈同样突出。绿色钢铁的规模化生产，依赖于两大关键资源的稳定供应：一是充足的废钢资源，但目前国内废钢资源存在区域分布不均、回收体系尚待完善的问题；二是廉价的绿色氢能，而当前绿氢的成本高昂且供应链远未成熟。张琦教授特别强调，即便企业转向电炉短流程，如果所用电力的来源并非可再生能源，其整体的减排效果也将大打折扣。

张琦教授还在调研中发现，不同所有制企业面临的压力梯度分明。相较于将绿色转型视为国家使命与长远“责任”的国有大型钢铁企业，数量众多的民营钢铁企业则面临着更为严峻的“生存问题”。它们在当前的市场波动与经营亏损中挣扎，用于大规模绿色技术改造的资金与风险承受能力更为有限，转型阵痛尤为剧烈。

绿钢如何突围

尽管CBAM带来显著压力，但在多位与会专家看来，这一机制并非只意味着被动承压，也可能在中长期内重塑中国钢铁业的竞争位置。

约翰逊指出，从结构性条件看，中国在多个方面具备发展绿钢的潜在优势：一是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持续扩大，为低碳电力供应提供基础；二是随着城市化进程推进，废钢积蓄潜力巨大，为电炉短流程发展创造条件；三是钢铁行业在政策引导下已形成较为明确的转型共识和行动能力。

“如果这些优势能够被制度性地释放出来，中国绿钢在未来全球竞争中，未必处于劣势。”约翰逊认为，CBAM并非简单的贸易壁垒，而是一场围绕低碳生产能力的长期竞争。

从企业层面看，中国钢铁行业已在多条路径上展开探索。首先是结构调整，扩大电炉短流程炼钢比例，被普遍视为当前最具可行性的减排方式之一。与长流程相比，短流程在现有条件下可降低约70%的碳排放，但废钢资源分布不均、区域差异明显，仍制约其快速推广。

其次是在既有长流程体系中，通过能效提升、富氧高炉、智能控碳等方式持续“挤出”减排空间，这仍将是未来十年的现实主线。

第三是前沿低碳技术布局。包括氢冶金、CCUS（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技术，已在宝武、鞍钢等企业启动试点示范。尽管这些技术目前普遍面临成本高、商业化路径尚不清晰的问题，但被视为应对更严格国际碳约束的关键技术储备。

张琦指出，要实现钢铁行业的深度减排，中国必须在废钢循环、低碳电力和氢能供给等方面形成系统性突破，否则难以承受未来不断收紧的国际规则。

“CBAM既是压力，也是一个窗口期。”王晓军表示，如果中国钢铁业能够在绿钢技术、碳核算体系和供应链协同方面率先形成规模化优势，不仅有助于稳住出口市场，也可能在全球钢铁低碳转型中争取更主动的位置。

在“碳关税”倒计时不断逼近之际，中国钢铁业的绿色转型，已不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一道必须作答、且容错空间正在迅速收缩的必答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