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竹山︱人参的全球旅行与史学新视野

2026年4月2日下午，台湾“中央”大学历史所蒋竹山教授受邀做客上海大学文学院，做了一场题为“文化转向与全球视野：当代人参史研究的几种新视角”的专题讲座，上海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张勇安主持本次活动，近五十名上海大学历史学系师生参加。

此次讲座以东亚人参为核心研究对象，借由这一兼具自然属性与文化属性的物质载体，探讨当代史学研究从制度思想向“物与自然”的转向趋势，同时挖掘人参史背后所蕴含的全球贸易、帝国治理与跨文化知识流动的深层内涵，为以小见大的史学研究提供了典型范例。

蒋竹山教授

史学研究的“物”与“自然”转向

当代历史学研究正经历着一场从传统制度与思想研究向“物”与“自然”的重心位移，这一转向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全球史、环境史、博物学等新兴研究领域深度融合，成为史学发展的重要趋势。蒋竹山教授指出，当下史学研究已突破对国家制度、经济运作的单一关注，转而将自然资源、生态体系与物质文化纳入核心研究范畴。这一研究转向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其承接了科学史、环境史的研究脉络，并引入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核心在于关注“知识—物质—权力”三者的互构关系。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博物学不再只是简单的自然观察活动，更是国家治理、帝国秩序与知识权威的展演过程，自然物、植物、药材等皆被视为“行动者”，与人类共同构成复杂的历史知识网络。围绕这一核心转向，当代史学形成了多个重要研究方向，而这些方向均为人参史的跨维度研究提供了理论与方法支撑。

医药与自然知识的再诠释成为研究的重要切入点，Carla Nappi（那葭）以李时珍与《本草纲目》为核心的研究，挑战了“中国本草医学是一个单一、整体传统”的既有印象，转而强调早期近代学术与医学文化中，辩论与分歧的重要性。He Bian（边和）则通过探讨1500-1800年药局、药 物市场与知识文化的关系，凸显了医药知识在社会实践层面的流动与重构，这让学界开始重新思考明清之际“本草”“药物”的分类与实践过程，以及知识在士人、商人、药局之间的传播路径。科学帝国主义与知识的权力结构研究也备受关注，Fa-ti Fan（范发迪）对清代英国博物学家在中国活动的研究，揭示了18至19世纪西方博物学在中国建立知识霸权，以及中国本土群体在这一过程中的参与与被规训状态。环境史与资源生态体系、边疆物种与全球环境网络的研究，则进一步拓展了物质研究的空间维度。张萌在《流动的森林：一部清代市场经济史》一书中分析了清代木材贸易中的产权制度与可持续性，揭示了自然与市场的互构关系，该书将清代林木贸易置于市场与可持续发展框架中，让自然不再是历史的背景板，而是成为参与历史进程的重要主体；Jonathan Schlesinger（谢健）的《帝国之裘》则以满蒙文献为基础，展现了毛皮、人参、蘑菇及东珠等物种如何构成清帝国的生态—政治网络，将清代边疆的自然资源与全球贸易紧密联结。而帝国博物学与文化转译的研究，重点关注东西方知识传统的碰撞与融合，探讨博物学家如何将“中国自然”转译为欧洲知识，以及本土行动者在这一过程中的角色与作用。

《帝国之裘：清朝的山珍、禁地以及自然边疆》

这些研究方向共同塑造了从博物学到“知识—物质—帝国”的方法论特征，行动者网络理论让非人的自然物成为历史叙事的一部分，知识的在地化与转译强调了早期近代科学的多中心性，自然资源的政治经济学则打破了“帝国对自然单纯掠夺”的刻板认知，展现出市场与国家协商的可持续模式，而从帝国史到全球史的联结，更是将明清博物学置入全球早期近代知识转型的整体脉络中，实现了研究视野的突破。与此同时，明清史研究也因此形成了新的范式，打破了“中西/古今”的二元对立，重估了“帝国”概念的内涵，整合了社会史与环境史的研究方法，并能对全球环境与气候议题作出历史回应。近年来史学界更出现博物学转向与多物种史转向，将动物、植物等非人类主体纳入历史叙事，突破以人为中心的传统框架，从“人如何看待自然”转向“人与万物共同构成社会与世界”，为物质史与环境史研究打开了全新路径。而人参史研究，正是这一新范式下的典型实践。

人参史研究的多维视角与学术突破

人参作为东亚特有的药用植物，其历史研究经历了从单一维度向多元视角的转变，近十年更是成为东亚史与全球史研究的热点领域。蒋竹山教授梳理了人参史研究的发展脉络，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今村鞆《人参史》的奠基性资料研究，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Van Jay Symons对清代人参专卖与国家控制的探讨，早期研究多聚焦于本草医学的药理临床应用与制度史的帝国财政管控，而2000年之后，以蒋竹山、金宣旼、薛惠心等为代表的学者，将文化史、边疆史、全球史等视角融入其中，不仅参考了《历代笔记医事别录》的医疗史资料汇编，还挖掘了地方志、医案等史料，实现了人参史研究的跨域突破，让这一小小的药用植物，成为窥探帝国治理、边疆关系与全球贸易的重要窗口。

以物质文化史为核心的研究视角，实现了从“微观之物”到“宏观帝国”的研究跨越，蒋竹山教授的《人参帝国：清代人参的生产、消费与医疗》便是这一视角的代表作。该书将人参定位为清代唯一纳入国家专卖体制的药材，是财政、医疗与文化的交汇点，突破了传统制度史的研究框架，实现了从国家制度向社会文化的转向。在研究方法上，以“物质文化史”“消费文化史”“医疗文化史”为三大理论支撑，围绕人参如何体现清帝国权力、如何成为医疗与消费交织的象征、如何构筑跨国交流网络三大核心问题展开研究。这一研究从药物视角解读帝国治理逻辑，同时引入法国传教士杜德美的域外信件，实现了宫廷与社会、本土与域外史料的相互印证，从消费视角分析社会价值转变，从全球视角展现早期现代的物质互动，让人参成为解读清代社会的重要物质符号。

《人参帝国：清代人参的生产、消费与医疗》

边疆视角的研究，则将人参置于清朝与朝鲜的政治关系中，重新定义了边疆的历史内涵，高丽大学副教授金宣旼（Seonmin Kim）的Ginseng and Borderland: Territorial Boundaries and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Qing China and Choson Korea, 1636- 1912为代表。该研究将朝鲜纳入研究的主体位置，打破了以清帝国为单一中心的研究视角。其理论核心在于区分Frontier/Borderland/Border三层概念，提出“边界是历史协商产物”“空地政策是治理策略”的重要观点，以鸭绿江、图们江流域的人参采集、贸易、管制为研究核心，探讨了人参贸易如何影响清鲜边界的形成，以及空地与话语外交在边疆治理中的作用。这一研究的学术贡献在于，将人参视为权力与知识的媒介，展现了边疆地区并非被动的帝国管辖区域，而是清鲜双方通过物质贸易不断协商、建构的动态空间，同时让朝鲜成为边疆历史进程中的主动行动者，丰富了东亚边疆史的研究维度。

全球视野的融入，则让人参史研究从东亚内部的政治与空间互动，推向了全球贸易与文化体系的宏大框架，首尔延世大学教授薛惠心（Heasim Sul）的《人参的全球史：帝国主义、现代化与东方主义》实现了这一研究突破。薛惠心的研究揭示了人参在十七至十八世纪已超越东亚地域范畴，成为连接中国、朝鲜、俄罗斯、欧洲与美洲的全球商品，核心探讨了人参如何从东亚药材转变为全球商品、全球史如何重新定义医疗史的研究对象、跨文化接触如何改变药物知识的生产与再诠释的三大问题。这一研究以Harold J. Cook的全球医学史理论为基础，该理论提出医疗史不应再以国家或文明为单位，而应关注知识与物质的流动，医疗与贸易、殖民、科技并列成为全球互动的关键面向，医疗史也由此从“理论史”转变为“流通史” ，医学被视为商品与文化资源的混合体。薛惠心的研究正是这一理论的实践，展现了人参在全球市场中的多重价值，其不仅是各国追逐的经济利益载体，更蕴含着医药学、文化想象与外交象征的多重内涵。

《人参的全球史：帝国主义、现代化与东方主义》

人参的全球意义与史学研究的未来启示

人参从东亚本土的药用植物，转变为牵动全球贸易的重要商品，其历史轨迹成为早期全球化的生动缩影，也揭示了东半球与西半球、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域外之间复杂的跨文化互动。蒋竹山教授指出，人参的全球旅程，伴随着欧洲对东方药材的认知转变，在十七世纪的欧洲，因人参“长生”“壮阳”的传说掀起了一股“东方药材热”，人参成为欧洲人眼中神秘的东方珍宝，而到了启蒙运动之后，随着实验药理学的发展，人参的功效未能得到科学验证，其形象也从“神奇药材”被贬为“东方神话”，这一认知转变，背后是欧洲科学理性对东方传统医药的重新审视，也是不同知识体系碰撞的结果。而人参在美洲的传播与贸易，更是成为中美早期贸易的重要象征。十八世纪末，美国开始将本土的野生人参出口至中国，成为美国首批对华贸易商品之一，这一贸易行为的意义远超经济层面，更成为“美国进入亚洲”的重要历史叙事，人参成为连接美洲与亚洲的物质纽带，让早期全球化的网络延伸至更广阔的空间。在这一全球流动过程中，人参的身份不断被重构，它既是清帝国的专卖物资、清鲜边疆的协商媒介，也是欧洲的东方想象、美国的亚洲敲门砖，多重身份的叠加，让人参成为全球现代性的隐性媒介，串联起自然、帝国、商业与文化四大维度，揭示了被传统史学所遗忘的东亚贡献，以及跨文化互动背后的多层级联结。

与此同时，蒋竹山教授还展望了未来史学研究的六大发展趋势：知识秩序的研究将关注分类学与全球标本网络；殖民与帝国研究将聚焦植物猎取与全球市场；多物种历史将进一步凸显非人行动者与知识生产的关系；博物馆与展示研究将挖掘生态、文化与历史想像的联结；深时历史将结合古生物学改变传统世界观；保育与危机治理研究将关注种子库与生物多样性。人参史的研究实践，也为当代史学研究提供了诸多重要启示。

蒋竹山教授结合自身研究与当代史学发展趋势，提出了史学研究的五大建议。其一，打破以人类为唯一主体的研究思维，不要只问“人做了什么”，而要问“谁在一起作用”，将自然物、植物、药材等非人的“行动者”纳入历史研究，关注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复杂互动，这也是多物种史与动物行动者转向的核心内涵，让历史研究从“人如何看待自然”走向“人与自然如何共同形成社会与世界”。其二，坚持从“物”出发的研究路径，而非从理论出发，以具体的物质为研究核心，通过物质的生产、流通、消费与认知，挖掘背后的历史逻辑，实现“以物观史”的研究目标，人参、檀木、毛皮等物质的研究实践，均证明了这一方法的有效性。其三，把“分类”当作历史问题，而非研究的背景，无论是医药学中对药材的分类，还是博物学中对自然物的分类，其背后均蕴含着知识权力、文化认知与帝国治理的深层内涵，分类体系的转变，也是历史进程的重要体现。其四，重视“叙事”的价值，而非仅仅堆砌史料，史学研究不仅是对历史事实的梳理，更是对历史意义的阐释，优秀的历史叙事，能让物质的历史更具生命力，也能让读者更深刻地理解历史的复杂内涵。其五，坚持跨领域研究，当代史学研究已打破学科边界，全球史、环境史、医疗史、物质文化史等领域的交叉融合，成为研究的常态，只有跨越学科边界，才能更全面地解读物质的多重历史内涵。而人参史研究作为这些趋势的综合实践，不仅为东亚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全球史研究提供了以小见大的典型案例，让人们认识到，每一种看似普通的物质，背后都蕴含着跨越时空的复杂历史，而对这些物质历史的挖掘，正是当代史学研究的重要价值所在。

讲座最后，张勇安教授对讲座内容做了总结，提炼了当代史学与人参史研究的关键转向与方法。问答环节，蒋竹山教授针对现场听众提出的史学研究方法论、人参史的跨领域研究等问题逐一解答，现场交流氛围热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