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陆海对立的迷思：重识南洋与中国区域国别学的文明自觉

长期以来，学界对东南亚概念的接纳，近乎一种不假思索的知识惯性。研究者们惯常地运用该术语指称那片毗邻的海陆区域，却鲜有人追问，这个诞生于二战盟军司令部、定型于冷战战略部署的地缘标签，究竟遮蔽了这片土地与海洋的何种本真面貌。偶有学者重提南洋旧称，其背后承载的是朴素而正当的民族情感，是学术自觉弥足珍贵的起点。但若停留于命名层面的更替，便尚未触及问题的要害。西方长期主导的东南亚概念，表面是中性地理术语，实则服务于殖民与冷战霸权逻辑，它将区域范围限定于中南半岛与马来群岛，却将更为广阔的南太平洋诸岛排除在外，人为切断了从南海延伸至南太平洋的海洋连续性。历史上，下南洋的足迹从未止步于印尼东界，华人先民与太平洋诸岛先民的航迹早已将这片浩瀚海域连为一体。此种知识霸权绝非仅存于历史，它至今仍深嵌在全球学术生产的肌理之中。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历史使命，要求我们以文明自觉的姿态推进学术创新。当此之时，区域国别学亟需实现一次本体论转向，不纠缠于名称归属，而是直指西方知识霸权的深层遗毒，它以陆权中心主义划定区域边界，割裂了从南海到南太平洋的海洋连续性，以此维持其全球地缘政治的支配地位。

理论转向的起点，在于跳出西方地缘政治学设定的二元对立陷阱。西方经典理论将世界粗暴地剖为心脏地带与边缘海洋，前者是陆权驰骋的疆场，后者是海权游弋的水域。在麦金德与马汉的视野里，东南亚不过是一片散落在大陆边缘的松散拼图，其存在的意义仅仅是为了满足殖民划界与冷战部署的战略算计。西方的地缘分析固然精于空间的丈量与权力的权衡，却始终缺乏体察文明肌理的温情。此种视角天然地盲视于海洋的连续性，全然忽略了那片海域之上早已绵延千年的港口星链、季风贸易，以及太平洋诸岛先民横跨万里的迁徙足迹，那才是构成流动文明真正血肉的所在。有鉴于此，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理当标举陆海复合文明圈为全新范式。中华文明最核心的特质之一，恰恰在于陆与海的辩证统一。长江与珠江奔腾入海的咆哮之处，既是万里沃野的终点，更是向浩瀚南海张开怀抱的辐射起点。山海相连、陆海双生的格局，一举超越了西方陆权与海权非此即彼的零和逻辑，其深处涌动的，正是天下宇宙观下山海一体的浑融智慧，是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本体论大观。

笔者主张以“东亚—南洋走廊”为轴线，重新擦亮亚洲“陆海复合文明圈”的历史轮廓。从地理的本然面貌观之，华南沿海的无数港汊与吕宋、爪哇、马六甲等地，自古便同属一个呼吸与共的季风贸易圈。季风年年如期而至，稻种、香料、陶瓷与造船的技艺随洋流南北流转，思想与信仰亦在这片无垠的蔚蓝之上往来如织。若将目光投向更遥远的太平洋深处，帕劳、汤加诸岛虽在季风贸易的常规网络之外，却与这片海域共享着同一段以舟楫丈量世界的文明记忆。这正是“南洋”所代表的海路共生图景：它不止于南海的季风故事，而是中华文明与万里海路上的诸岛世界、印度洋文明在惊涛骇浪中结成的血脉纽带。然而，西方地缘政治学的利刃却将这片海陆交融的过渡地带强行剖开，以“东亚”与“东南亚”两个政治板块的命名，筑起了隔阂历史本真的人为高墙。“东亚—南洋走廊”的提出，正是要拆除这重观念的藩篱，还原本相：它绝非现代民族国家间那条僵硬的边界，而是文明互动、血脉交融的天然通道。

从文明属性看，中华文明不仅是黄河、长江孕育的大河文明，更是面向太平洋的海洋文明。过去的历史叙事格外倚重“西域”，强调陆上丝绸之路的张骞凿空，却长期低估了“南洋”作为中华文明向海延伸的自然梯度。如果说“西域”代表了中华文明与中亚、欧洲的陆路交融，那么“南洋”则代表了中华文明与万里海路上的诸岛世界、印度洋文明的海路共生。两者一陆一海，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与世界互动的双翼。从空间形态看，“南洋”不是中国的“海外飞地”，而是中华文明影响力的过渡带。它与“西域”一样，不应被理解为现代意义上的主权边界，而应被理解为文明交融的缓释地带。在这个地带里，儒家文化、南传佛教、伊斯兰教与太平洋诸岛的古老信仰长期共存、相互嵌合。

“陆海复合文明圈”的提出，既是对郑和下西洋宣威求贡那场和平海洋实践的历史回响，也是对华南—南洋文化圈海纳百川气质的当代激活。在此范式下，南洋承载着海权文明的深层基底，那是繁密的港口网络、绵延的文化传统与千年不息的季风航迹共同编织的活力之海；东南亚则体现着陆权文明的制度建构，是现代民族国家、主权框架与地缘格局的集中投射。二者并非割裂的上下两层，而是在相互缠绕中达成一种环流共构的动态平衡。此种互构智慧，既尊重东盟的主权现实，又唤醒了沉睡的海洋基因，为“一带一路”的海上延伸以及RCEP与太平洋岛国论坛的战略对接，提供了厚重的本土理论根基。由此，新的区域观得以确立，既有大陆治理的沉稳连续性，亦有海洋网络的开阔流动性。陆海并重，方成大观。

重构“南洋观”对于中国区域国别学建设具有三方面深刻意义。其一，它确立了“中国史研究必须包含南洋视角”的内在要求。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传统史观始终存在“重陆轻海”的惯性，海洋被视作陆地的附庸与边缘。然而，不懂季风与海贸，便无法真正读懂宋元以降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更无从体察近代化萌动中那股来自海洋的推力。一个缺失海洋维度的中国史观终归是残缺的。“南洋”理应与“西域”对举，共同构成中华文明与世界互动的双翼。其二，它为对冲西方“印太”话语提供了更具包容性的替代框架。西方的“印太”概念是高度军事化、排他性的地缘战略棋盘，旨在维持霸权支配。而“陆海复合文明圈”强调的是共生与网络，无意建立排他性的势力范围，意在恢复区域内原本存在的陆海连接性。这种基于文明互动的区域观，更能呼应“海洋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其三，它为“全球南方”提供了一种摆脱殖民知识霸权的认识论方案。在西方知识体系的长期形塑下，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岛国被牢牢锁定在“边缘地带”的叙事之中。“东亚—南洋走廊”的视角则证明，这些地区在历史上曾是全球贸易最活跃的中心枢纽。叙事权的回归，有助于区域内国家共同书写一部去中心化的、以海洋为纽带的共生史。

本体论转向的深层意蕴，是为中国区域国别学注入了一种久违的文明自信。过往的研究流于单向度的投射，西方所谓的“area studies”则从不掩饰其服务于权力型知识生产的底色。新的取径追求互构型知识——在讲述“华侨下南洋”那绵延不绝的历史连续性的同时，也正视“南洋现代性”的内在生成。在菲律宾、印尼、越南近代民族主义的叙事深处，这片区域本就是反殖民抗争与现代国家建构的原生场域。以“东亚—南洋走廊”为纽带，重新缝合曾被西方殖民利刃人为割断的陆海联结，中国学者方能从根本上挣脱范式依附的枷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一份深植于本土历史的中国方案。

构建陆海复合文明圈，是时代赋予中国区域国别学的使命。中国的南方不仅有坚固的大陆，更有流动的海洋。陆权的连续性与海权的流动性并重，才能真正读懂亚洲的过去，也才能为构建更加公正包容的区域新秩序提供深厚的学理支撑。它不是封闭的自说自话，而是开放的文明对话——以天下观回应西方霸权逻辑的挑战，以陆海双生超越西方二元割裂，最终走向学术自主与全球贡献的统一。这本身便是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信自强的生动实践。

（作者：秦博 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中心四川省协同研究基地(电子科技大学)研究员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与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立场无关。转载或引用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