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丨区域国别学为何要进入公共卫生领域：从“默会知识”到全球卫生治理的人才缺口

公共卫生研究擅长发现普适性规律，却容易遗漏深嵌于地方社会的疾病认知与健康行为。区域国别学以田野调查和对象国语言能力为核心训练，恰好能补上这一环。两者交叉的真正价值不在于研究议题的新旧，而在于知识生产方式的差异：当区域国别学以整体性认知整合多学科洞见，以规模化学术建制积累系统性知识，并以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时，它就能为中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提供一种不可替代的知识支撑。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学术界的学科版图正在经历静默而深刻重组。值得关注的信号是公共卫生这门传统上隶属于医学门类的学科，开始进入区域国别学的研究视野。202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区域国别学学科评议组发布的学科简介明确提出，区域国别学与公共卫生及预防医学等学科"均有相关联系"。这份看似平淡的学科目录表述，实则开启了重要的制度空间。2025年，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启动"全球南方卫生发展合作需求评估体系构建与应用"研究项目；同年，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获批国家留学基金委专项，启动"中国与东盟合作国际公共卫生及泰国国别研究高层次人才培养计划"。从学术建制到高校实践，区域国别学与公共卫生科学的交叉融合，已从少数先行者的探索上升为全国性的学术布局。

学界对此反应不一。有人乐见其成，认为学科交叉本是好事；也有人质疑，社会流行病学、医学人类学、医学社会学早就在研究疾病的社会决定因素、地方性健康行为和文化叙事，数十年积累不可谓不深厚。区域国别学此时入场，是重复前人的路，还是真能带来独到的知识增量？

这正是本文要论证的核心。区域国别学与公共卫生科学的融合，不是简单的学科拼盘。公共卫生擅长提炼普适规律，却常常忽视地方性知识；区域国别学精于在地深描，却缺少硬科学的实证工具。两者的结合能够产出任何单一学科都无法独立完成的知识，既深植于地方语境，又经得起方法论检验。公共卫生追求可推广的科学规律，这本身就意味着对地方复杂性的某种抽象。这种抽象不是学科的失误，而是科学追求的必然代价。问题在于当这种抽象被带入政策制定和现场干预时，那些被过滤掉的地方情境细节，恰恰可能是决定成败的关键变量。

这个问题在公共卫生实践中有着生动的体现。老挝文化中，疾病常被视为身体与灵魂之间的失衡，佛教特别是村庄层面的信仰与神灵（phi）观念相互交融，一些僧侣被认为具有为病患驱邪的能力。这些观念在跨境卫生合作中会带来具体的挑战：一个听懂对方语言但无法进入其疾病认知体系的疾控人员，可能始终徘徊在真正问题的门外。因为，病毒传播的路径，既遵循生物学规律，也被社会关系、文化信仰和信任网络深刻塑造。忽略后者，再精准的医学方案也可能在落地时失效。

二、公共卫生科学的地方性盲区

公共卫生的既有研究范式在捕捉地方性知识方面，存在某些值得关注的薄弱环节。主流流行病学和预防医学长期追求普适性结论。随机对照试验证明某种疫苗有效后，它通常被默认为在所有人群中都能产生大致相同的保护效果。某项干预措施在某个地区验证成功后，推广时也倾向于假定其核心机制具有跨情境的通用性。这种普遍主义取向的科学价值毋庸置疑，但它天然地倾向于将“地方性”视为需要控制的干扰变量，而非需要理解的关键信息。

这不能算方法的缺陷，更多其实是这套范式自身的边界。公共卫生以“人群”为分析单位，以“干预”为实践目标。面对统计学意义上的抽象人群，按年龄、性别、收入分好层，它的工具可以高效运转。但换成真实村庄里活生生的人，情况就不一样了。老人吃不吃降压药，药品可及性和副作用只是其中一层。子女在不在身边、村医有没有时间上门、村里是不是流传着“降压药伤肾”的说法、他更信寺庙的草药还是卫生院的处方？这些变量，流行病学的标准问卷难以捕捉，因为它们深嵌于地方性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认知之中，只有通过长期的在地田野工作才能被辨识。

迈克尔·波兰尼在《个人知识》中提出的"默会知识"概念，恰好切中了这条认识论边界。波兰尼区分了两种知识：可以被明确陈述、编码和传递的"命题知识"，以及难以言明却时刻指导实践判断的"默会知识"——它体现为技能、直觉、情境判断与身体记忆。"我们知道的远比我们能说出的多"，波兰尼这句话指向的正是这样一种认知现实。实验室里的病毒基因测序属于典型的命题知识，而理解村民缘何拒绝疫苗、感知社区内部隐藏的信任危机、辨识地方性疾病叙事的文化逻辑，则属于默会知识的范畴。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知识，需要两种不同的认知路径，因此也需要两种不同的学科训练。

用波兰尼的框架来看，公共卫生在认识论上的困境在于，它精于处理命题知识。发病率、死亡率、相对风险、置信区间，这些都能被精确编码和统计。但那些深嵌在地方社会关系中的知识，往往要靠长期浸润才能获得，已经超出了命题知识的覆盖范围。方法本身未必粗糙，知识类型的差异却规定了不同的认知路径。

三、区域国别学的方法论贡献：为什么它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

区域国别学与公共卫生科学的交叉，其独特的方法论贡献恰恰在于能够获取那些无法通过标准化的流行病学工具捕捉的“默会知识”。这种特殊能力建立在区域国别学两个核心训练传统之上：田野调查与对象国语言能力。

田野调查传统，从马林诺夫斯基（Bronisław Malinowski）的参与观察到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的深描，核心在于培养研究者在长期在地浸润中对地方社会肌理的默会理解，远非单纯的数据收集技能所能涵盖。格尔茨在《文化的解释》中倡导的深描方法，要求研究者辨析眨眼与眨眼示意。二者外观无异，意义构造却迥然有别。深描方法进入公共卫生领域，意义不容小觑。村民对医生说"我吃药了"，流行病学路径倾向于将其编码为依从性良好。深描路径则会追问，此话是否属实？患者为何可能隐瞒实情？是出于对医者的礼貌，还是源于社区内"看病要说大夫爱听的话"的共识？未曾长期生活在当地、不通晓方言的研究者，很难察觉这些微妙却至关重要的差异。

语言的意义远不止于工具性交流。当研究者通过对象国语言进入社区，他获得的不仅是信息，更是一套当地人自己如何分类世界的认知框架：怎么命名疾病，怎么区分症状，怎么在日常对话中谈论生死。在缅甸的佛寺村落，村民们把反复发热归咎于水神动怒；在湄公河的渔村，疟疾被理解为因果轮回的一部分，而不是蚊虫传播的疾病。这些对疾病的解释方式，标准化的问卷很难触碰到。反过来，精通当地语言、理解当地宗教文化的研究者，恰可将这些“默会知识”转化为可分析的经验材料。

与此同时，与此同时，公共卫生与区域国别交叉的另一重价值也不应回避。公共卫生的实证方法，反过来也为区域国别学提供了急需的方法论支撑。传统的国别研究精于制度分析、政策阐释和历史叙事，遇到健康、环境、技术等切身议题，却常常缺少硬科学的工具。引入流行病学调查、生物统计、卫生政策分析，相当于给区域研究配上量化标尺，使原先停留在质性描述的社会不平等判断，得以转化为具有统计显著性和政策说服力的证据。学科之间在认识论上双向互补，不存在谁向谁单向输出。就疾病的社会决定因素而言，区域国别学的视角有助于将研究从宏观统计，如收入差距、教育水平与健康结局的关联，引向微观机制，如某座村庄里留守老人为何停药、村医为何缺位、寺庙仪式缘何替代了医学治疗，补全普遍主义框架在因果解释链上遗漏的缺环。

四、必须回应的质疑：区域国别学不可替代的贡献在哪里

行文至此，须直接面对最有可能的尖锐质疑。前文着力论证区域国别学可为公共卫生研究带来独特认知贡献，但社会流行病学、医学人类学、医学社会学不早就在做类似的工作吗？社会流行病学早已关注社区信任、社会资本与健康结局的关联。医学人类学对地方性疾病叙事、文化信仰与治疗实践的研究已有多年积累，从解释模型到结构性暴力理论，均为理解非西方社会的健康行为提供了深厚资源。如果这些学科已在研究前述议题，区域国别学介入公共卫生的不可替代性究竟何在？质疑须坦率回应，且要有力。回避它，论证基础便不稳固。回应失当，又容易陷入唯我独尊的傲慢。

（一）议题重叠并不否定价值

必须承认，议题上确有重叠。区域国别学与公共卫生的交叉地带，和社会流行病学、医学人类学、医学社会学的研究疆域存在交集，无需讳言。介入公共卫生领域，不能假装这些学科不存在，更不能宣称自己提出了旁人未及的问题。重叠本身正是交叉学科的常态，交汇之处向来多有耕耘。区域国别学的成立，无意替代或超越既有学科，其目标在于特定制度框架内对相关学科加以整合。

（二）优势在整体性认知

议题重叠不等于知识生产方式重合。社会流行病学与医学人类学虽也涉及特定地域人群，知识组织方式却不以国别或区域为基本单元。

在社会流行病学中，分析单位通常是人群，按社会经济地位、种族、性别等维度划分，并不按国家或区域的空间边界界定。医学人类学常在特定社区开展田野工作，理论目标却在提炼具有普适性的人类学命题，而非对特定国家或区域形成系统性、全方位的知识覆盖。一篇关于缅甸佛寺村落疾病叙事的医学人类学论文，学术对话的对象是国际人类学界，对缅甸的研究可以是碎片化的、以个案为中心，研究者无需对该国政治结构、经济转型、语言分布、宗教格局形成整体把握。

区域国别学的核心特征在于，要求研究者对特定国家或区域形成整体性系统认知。区域国别学者进入缅甸某村庄研究疾病叙事时，所受训练要求将村庄的微观发现与该国宏观政治变迁、族群关系、宗教网络乃至区域地缘格局关联解释。社会流行病学可以发现社区信任与疫苗接受度正相关，区域国别学则要进一步追问，信任嵌入在何种政治结构中？族群关系、宗教网络还是地方权力格局在塑造信任的具体形态？这些并非社会流行病学或医学人类学的核心关切，却是区域国别学分析传统必须涵盖的维度。

换言之，社会流行病学和医学人类学可以研究社会因素如何影响健康，却不必也无意将特定国家或区域的政治、经济、语言、文化、历史作为整体加以系统把握。区域国别学负有整体性认知的制度性要求，使其对健康问题的分析天然连接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的区域知识，不限于健康行为本身。这构成区域国别学在知识生产层面不可替代的首要维度。

（三）优势在规模化积累

研究若要从泰北推广到柬埔寨、老挝、缅甸乃至越南湄公河三角洲，进而勾勒东南亚地区的整体性健康图景，区域国别学的规模效应就不只是人数上的优势，更带来知识形态的质变。单一学科视野下的健康研究，往往由个人兴趣驱动，空间分布零散。某人类学家可能毕生只研究泰北某个少数民族社区，某流行病学家可能只关注胡志明市的特定人群。这些研究自有价值，却没法自动拼成东盟区域卫生治理的完整图景，也难在同一框架内跨国比较。

以区域为基本单位，区域国别学要求研究者在多国多场域间展开系统比较，不停留在单一社区深描。制度化的规模效应还带来常被忽视的后果，知识积累、储存与代际传递获得了制度保障。某医学人类学家退休后，其对泰北村庄数十年的理解可能就消散了，传承靠个人传帮带，缺少持续运转的学术系统。区域国别学作为独立一级学科，借助课程体系、学位授权点、导师梯队、研究基地等建制，可将区域知识生产、储存和再生产固化为可持续的系统。制度化后，区域知识不再随学者老去而消散，成为可以积累、验证并代际传承的学术传统。

（四）优势在战略对接

区域国别学不可替代之处，还体现在学科使命与国家战略的紧密嵌合上。

社会流行病学和医学人类学的研究，多与国际学界对话，理论框架和问题意识主要来自学科内部传统。区域国别学同样追求学术品质，学科建制却自始与国家战略需求深度绑合。教育部2011年启动国别与区域研究基地建设，2022年将区域国别学设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此类制度安排使学以致用成为区域国别学的内在要求。

国家战略嵌合于公共卫生领域的价值尤为突出。中国与东盟国家依托健康丝绸之路开展卫生合作，仅靠零散的社会流行病学调查或个案医学人类学深描远远不够。合作需要能够系统理解对象国医疗体系、卫生政策、社区健康行为模式，并将中国方案与当地实际有效对接的桥梁型人才。精通对象国语言、系统掌握该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整体知识、具备在地田野经验，区域国别学的训练与战略需求高度匹配。

须特别指出，健康是人类社会中最低限度的共同关切，意识形态色彩最淡，天然适合作为建立信任的切入点。卫生领域合作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占据重要位置。中国援建老挝的玛霍索医院投入运营，中老铁路开通后边境地区开展传染病协同监测，湄公河流域六国推进艾滋病联防联控项目，此类实践所需不止临床医生和公共卫生专家，还离不开精通当地语言、理解当地文化、善于协调多方利益、熟稔当地行政逻辑的复合型人才。此类人才在现有单一学科培养体系中极为稀缺。区域国别学与公共卫生科学的交叉培养，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五、公共卫生和区域国别交叉领域的制度演进与实践展开

这一交叉领域的制度演进，并非行政力量的一时兴起，在相当程度上是对学术实践前沿的追认。

2013年，国别与区域研究纳入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成为五大方向之一。彼时定位相对有限，外语学科长期承受隐性的工具性期待，核心任务被理解为语言技能培养，学术合法性也多依附于此。2022年，区域国别学列入交叉学科门类，成为独立一级学科，可授予经济学、法学、文学和历史学学位。这一步迈得很大，区域国别学从外语学科的派生分支，转变为多学科共同支撑的交叉平台。2023年，学科评议组在学科简介中列出相关学科名单，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名列其中。

制度演进的意义不在于它允许了什么。学术实践从来不靠行政命令才得展开。真正重要的是，制度确认了一种趋势：知识本身是流动的、缠绕的，而学科建制作为凝固的社会结构，始终在追赶知识的脚步。每一次学科目录的修订，都是学科壁垒被现实需求突破之后的迟来追认。近年来，外语学科向理工农医等领域交叉拓展的政策导向日益清晰。2024年，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负责人在全国高校外语教育改革论坛上明确提出深化外语教育与文理工农医不同学科专业的交叉融合。复旦大学蔡基刚等学者也呼吁英语专业向医科、工科、农科方向转型。

实践层面的布局同样在快速推进。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2025年获批的国家留学基金委专项，是全国首个将区域国别研究与公共卫生科学结合在一起的项目，选派专业涵盖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区域国别学、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学、人类学等。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启动的研究项目，覆盖拉美、中东、非洲、中亚、东南亚等区域。广西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依托地缘优势，发起成立东盟区域国别研究联盟。从北京到成都再到南宁，学术版图正在展开。区域国别学与公共卫生科学的交叉融合，已从个别学者的探索上升为全国性的学术布局，从少数人试水走向顶层设计推进。

2025年8月，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翟崑教授领衔启动“全球南方卫生发展合作需求评估体系构建与应用”研究项目。项目把实地调研、数据建模与政策分析打通，每位青年学者扎根一个具体国家，让问题意识从对象国的社会语境中自然生长出来，而不是悬浮在外部文献的推演上。用项目团队的话说，就是给不同国家逐一制作一张精准的体检表。政策上，研究成果转化为咨询建议；操作上，联合政府、学界、企业和在地组织一起推动方案落地；人才培养上，项目本身就成了孵化区域国别研究人才的平台。这是国内首个由区域国别学机构牵头、系统聚焦全球南方公共卫生合作需求的跨学科项目，它的运作方式本身就回答了区域知识、公共卫生数据与政策应用怎么结合的问题。

从翟崑教授的战略构想到电子科技大学、广西医科大学等高校的具体实践，区域国别学与公共卫生科学的交叉融合，正在从自发探索转向自觉建构。推动转变的深层动力是中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对复合型人才的迫切需求。

六、开放的知识生产命题

回到开篇的追问。区域国别学介入公共卫生，是在做别人已经做的事，还是在贡献新的东西？答案应当是后者。

区域国别学的真正贡献，不在于提出了前人未及的议题，而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其他学科难以替代的知识生产方式。它将微观健康行为嵌入宏观国家语境，将默会知识转化为可分析的经验材料，将零散个案固化为可积累、可传承的学术传统。它不寻求替代社会流行病学或医学人类学，而是成为连接这些学科的枢纽，将各方洞见整合进以区域和国家为基本单元的分析框架。

在此意义上，区域国别学与公共卫生科学的交汇地带是个开放的知识生产命题。其价值不在划定新的学科领地，而在打开新的可能：从追求普适性规律，转向同时尊重地方性差异、兼顾实证精度与文化深度。门已打开，真正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作者秦博系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