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三大洲的人参之旅：一则关于知识、权力与正义的现代寓言

1716年的某个秋日，法国耶稣会士拉菲托（Joseph-François Lafitau）在加拿大蒙特利尔附近的树林中，发现了一株令他瞠目结舌的植物。这株植物的外形特征与他在来华传教士杜德美（Pierre Jartoux）书信中读到的满洲人参高度吻合。拉菲托随即意识到，他正站在一个足以震动欧洲博物学界的发现面前：中国人视为万灵圣药、欧洲商人梦寐以求的人参，竟在北美大陆的土地上生长着其近缘物种。这一发现的意义远超植物学本身，它开启了一段横跨亚、欧、美三大洲的知识与商业流通史，其中交织着西方帝国对异域资源的占有欲、命名欲，以及跨文明的药学对话与误解。

杜德美《鞑靼植物“人参”考：附其功效述略》图版 

人参的故事，是理解西方帝国博物学知识政治的绝佳入口。在现有学术文献中，关于中国植物学知识西传的研究，多聚焦于西人在华的植物采集、物种命名或贸易统计等维度。然而，人参案例的独特性在于，它揭示了一种更为复杂的“三角知识”结构：中国本草传统提供了认识论前提，欧洲博物学提供了分类与传播框架，美洲殖民地则提供了替代性的物质来源。三者之间的互动并非单向输出，而是一个充满张力的多向博弈过程。

起点：人参在中国本草传统中的知识积淀

在中国本草学的漫长历史中，人参占据着无可替代的核心地位。中国人将人参视为补益元气、调和机体的重要药材，这一服用传统源远流长。李时珍《本草纲目》（1596年）对人参的记载长达数千字，详述其产地（辽东）、形态特征、采集时节、炮制方法与药效主治，是中国本土人参知识的集大成之作。《本草纲目》指出人参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久服轻身延年，将其定位为补气首药，并系统辨析了东参与高丽参、新罗参等易混淆物种的形态差异。这种精细的形态鉴别知识，恰恰是日后欧洲植物学家能够在北美辨认出美洲人参的关键前提。

《本草纲目》附图

值得注意的是，清代以前，人参知识的流通主要依托中朝贡赋体系与东北地区的采参网络。到了清代，辽东地区的野山参被视为最高品级，清廷对其采集实施严格管控，吉林将军负责监管人参的年度采集配额，未经许可的私采行为依律严惩。这一政治/经济框架，意味着人参知识在进入国际流通之前，已经历了国家权力的深度介入。当耶稣会士得以进入北京宫廷时，他们所接触的人参知识，是经过宫廷医学与国家采参制度双重筛选后的产物。

第一个旅程：从北京到巴黎——耶稣会士的知识传递

杜德美的书信与“有用知识”的欧洲建构。1709年，供职于康熙宫廷的耶稣会士杜德美随清廷测量队深入满洲地区，得以近距离观察人参的生长环境与采集过程。他随后致信耶稣会巴黎总部详述人参的植物形态、生态习性与药效，并附上精确的植物素描。这封书信于1713年发表于巴黎的《耶稣会士书简集》（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同年被译为英文发表于伦敦皇家学会的《哲学汇刊》（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迅速引发欧洲学界的广泛关注。

杜德美的书信具有双重意义。就知识内容而言，它首次向欧洲读者提供了基于亲历野外观察的人参的系统性植物学描述，包括其掌状复叶结构、红色肉质核果与肥厚根部的形态特征，并附有本人绘制的精确图谱，使受过博物学训练的读者能够在野外辨认这一物种——此前曾德昭、卫匡国等人虽已有文字提及，均属间接记录或地理物产性叙述，尚未达到实物观察意义上的博物学描述。就知识政治而言，这封书信将中国本草传统中的人参知识转化为欧洲博物学话语，完成了从“中药”到“植物标本”的认识论转换——这一转换在赋予知识以新的传播形式的同时，也悄然抹去了中国本草知识的主体性。

德国医师恩格尔贝特·肯普弗（Engelbert Kaempfer）的工作构成了杜德美书信的重要补充。肯普弗曾任荷兰东印度公司随船医师，1690至1692年驻留日本出岛期间，通过日本中间人收集了大量来自中国与朝鲜的药材标本，其中包括人参样品。他在1712年出版的《异域采风记》（Amoenitatum Exoticarum）中，提供了人参的第一份欧洲植物学记述，尽管其形态描述因依赖二手样品而不够精确。肯普弗的工作表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业网络与耶稣会的传教网络，构成了中国博物学知识西传的两条平行而相互补充的渠道。

林奈的命名与知识的欧洲秩序化。杜德美书信与肯普弗记述共同为著名瑞典植物学家卡尔·林奈（Carl Linnaeus）提供了命名人参的文献依据。1753年，林奈在其划时代的《植物种志》（Species Plantarum）中，将人参命名为Panax ginseng，属名Panax源自希腊语“万灵药”（panakeia），直接呼应了中国本草传统对人参药效的夸张性评价。这一命名行为，在赋予人参以欧洲科学秩序中固定位置的同时，也完成了一种知识的重新占有：中国数百年积累的本草知识，经由双名法命名（为每个物种分配两个拉丁化名称，即属名及种加名，旨在提供全球通用的唯一物种标识），被整合进欧洲博物学的分类体系，其原始知识来源——中国本草学者与满洲采参者——则被隐没为匿名的前文本背景。

值得指出的是，林奈的命名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远程博物学的产物。他本人从未赴华，其命名所依据的，是传教士书信与二手标本，而非第一手的田野考察。这一事实揭示了西方博物学知识生产的一个根本特征：知识的最终秩序化权威，存在于欧洲的分类中心，而非知识的原产地。

第二个旅程：拉菲托的发现与美洲人参的诞生

跨大西洋的植物学侦探工作。拉菲托的美洲人参发现是近代科学史上罕见的跨文明知识应用案例。拉菲托在其1718年出版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正是杜德美书信中关于满洲人参的精确描述，使他得以在加拿大莫霍克族（Mohawk，易洛魁联盟的下属民族）印第安人居住地附近的森林中，辨认出一种与中国人参高度近似的植物。换言之，一份从北京发出的耶稣会士书信，经过巴黎的出版、伦敦的翻译，最终在北美洲的树林中实现了其植物学价值——这一知识旅行的路径，本身就是早期现代全球知识网络的绝佳缩影。

拉菲托的发现过程包含一个常被忽略的细节：他并非独自在丛林中漫步偶然发现了人参，而是在莫霍克族女性向导的引导下，才找到了这株植物。莫霍克族及其他北美土著对当地人参的使用知识，构成了这一“发现”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然而，在拉菲托的叙述以及随后的欧洲科学文献中，这一本土知识来源被系统性地低调处理，土著向导的贡献被淹没在“欧洲科学家发现新物种”的叙事框架之下。

这一知识政治的运作机制，在拉菲托的命名行为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他最终选择沿用中文名称的音译“ginseng”，并将新发现的美洲物种定名为与中国人参的近缘变体，而非采用莫霍克族对这一植物的本土称谓。由此，美洲人参从一开始便被定位为中国人参的“替代品”，其价值完全依附于中国本草知识体系对人参药效的认定——北美土著对这一植物的独立知识传统，自始至终未能进入欧洲科学的命名秩序。

商业发现与知识流通的加速。拉菲托的1718年报告迅速引发了北美殖民地商人的商业兴趣。美洲人参（Panax quinquefolius）的采集与出口很快成为一项有利可图的贸易，其主要目标市场正是中国——一个拥有数百年人参消费传统、同时面临本土野山参日益减少的庞大市场。

1784年，美国独立后派出的第一艘驶往中国的商船“中国皇后号”（Empress of China），其货舱中装载的最重要商品之一便是约三十吨美洲人参。这艘船的成功抵达广州，标志着美国对华贸易的开端，也意味着人参的三角旅程进入了其最富戏剧性的阶段：源于中国的人参知识，经由欧洲人的中转，促成了美洲替代品的发现，而这一替代品随后又以商品的形式大量涌入中国市场，与中国本土人参形成竞争。 

第三个旅程：美洲人参的逆向流通与中国的回应

美洲人参进入中国市场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广州十三行的行商与药材商人很快对这种来自“西洋”的人参产生了质疑：其外形虽与辽东人参相似，但根据中医气味形色的鉴别体系，西洋参的药性被判定有别于东参。这一判断意味着，中国的本草知识体系并非被动地接受欧洲商人强加的等价性，而是主动运用其传统认识框架，对外来物种作出独立的品质评估。

清人赵学敏在《本草纲目拾遗》（约1765年成书）中专门为“西洋参”立条，指出其性味功效与辽东人参有别，“气味冲和，而补气之功不及东参”，洋参与东参应区别使用这一判断在药理学上是否准确，至今仍有讨论；但从知识史的角度看，这是中国本草传统面对全球化商品冲击时的主动回应——它拒绝接受欧洲商人希望建立的简单等价关系，坚持维护中国知识体系内部的品质差异标准。

美洲人参贸易对中国本土人参产业的冲击是深远的。大量廉价西洋参的涌入，压低了市场价格，削弱了东北野山参的竞争优势。这一过程与苏格兰植物猎人罗伯特·福琼（Robert Fortune）将中国茶种转移至印度具有结构性的相似之处：在两个案例中，欧洲殖民力量均通过获取中国的知识或物种，在其他地区建立起能够与中国本土出口竞争的替代性生产体系，从而损害了中国的经济利益。 

知识的占有与沉默：批判性分析 

帝国博物学的知识政治机制。人参的三角旅程，为分析帝国博物学的知识政治提供了一个结构清晰的案例。贯穿这一旅程的核心机制，是玛丽·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所描述的“帝国凝视”（imperial gaze）与“反征服”（anti-conquest）话语，也即欧洲博物学家将自身建构为中性的知识记录者，却通过命名、分类与出版，实现了对他者知识的系统性占有，在话语层面掩盖其知识生产活动对帝国扩张的实质性服务。

在人参案例中，这一机制的运作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来源的沉默：无论是中国本草学者对人参的数百年研究，还是莫霍克族对美洲人参的本土知识，在欧洲科学的命名权威确立之后，均被降格为匿名的“民间知识”或“前科学”背景；第二层是价值的重新界定：人参的价值被欧洲科学话语重新框定为植物学物种的经济开发潜力，而非中医语境中以整体调理与辨证论治为基础的药用价值，前者追求可提取、可标准化的有效成分，后者则依据患者体质与证候因人施治，人参在其中不过是复方配伍与动态调整中的一味药材；第三层是利益的不对称分配：知识流通产生的商业利益（美洲人参贸易的丰厚利润），绝大部分流向欧洲商人与北美殖民地商人，原始知识来源地中国东北与莫霍克族社区几乎未能从中获益。

生物剽窃的历史前例。当代学术界通常将“生物剽窃”（biopiracy）概念的历史界定为十九至二十世纪殖民时代的产物，并以《名古屋议定书》（2010年）作为规范性回应的起点。然而，人参案例表明，生物知识的跨境占有与不平等利益分配，早在十七至十八世纪便已以相当系统的方式运作，只是彼时既无相应的法律框架，也无“生物剽窃”这一批判性概念来对其加以描述与约束。

将这一历史案例纳入当代生物剽窃讨论的分析框架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拓展了我们对生物知识不平等流通问题之历史深度的认识，揭示这一问题并非现代专利制度的副产品，而是与近代西方帝国扩张的知识实践相伴相生；另一方面，它也提示我们，《名古屋议定书》等当代制度安排的局限性——其所能规范的，仅是现行法律框架生效之后的生物资源获取行为，对于历史上已经完成的知识转移，则既无追诉机制，也无补偿路径。

知识流通的多向性与中国的能动性。然而，若将人参的三角旅程单纯诠释为欧洲帝国主义对中国知识的单向掠夺，则未免过度简化了这一历史过程的复杂性。如前所述，中国的本草传统并非被动地接受欧洲商品冲击，而是通过《本草纲目拾遗》等文献，主动对西洋参作出独立的药学评估，维护了自身知识体系的主体性。

法国科学史教授卡皮尔·拉杰（Kapil Raj）在其关于知识流通与近代科学建构的研究中指出，西方帝国博物学的知识生产从来不是单向的“中心—边缘”传输，而是一个依赖“中间人”的双向协商过程。在本案例的历史语境中，中国通事、行商、本草学者以及北美土著向导，都在人参知识的全球流通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主动作用，即便这种主动性在欧洲科学的正式文献中遭到系统性的低调处理。从这一视角重读人参的三角旅程，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知识的占有与沉默，还有知识的韧性与抵抗：中国本草传统以其内在的认识论标准，在商业压力下保持了对外来物种的批判性鉴别能力。 

人参知识的三角旅程——从中国本草典籍，经耶稣会士书信与欧洲博物学命名，至北美发现与逆向贸易——是近代全球知识流通史的一个微缩样本。通过这一案例的细读，我们得以观察帝国博物学的知识政治机制在具体历史情境中的实际运作：知识来源的系统性沉默、认识论权威的单向赋予、商业利益的不对称分配，以及本土知识传统面对外来冲击时的主动回应与韧性坚守。人参的三角旅程，终究不只是一段博物学史，更是一部关于知识、权力与正义的现代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