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弛｜达恩顿的封笔之作

2022年11月1日，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给我来信，谈及国内一位同行申请长聘资格的事。信里，他像是顺口一提，说起自己刚写完的一本书：

我刚刚完成了一项关于法国大革命降临的、雄心勃勃的研究，题为《鼎革之气：巴黎，1748—1789》。此书将于2024年初出版，是一部篇幅颇长的综合性著作，汇集了我毕生研究中很大一部分的成果。如今，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这么多年来，我头一回没有在写书。我知道，你正在写作。祝你写作顺利，也祝你一切都好。

（I have just completed an ambitious study of the coming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under the title The Revolutionary Temper, Paris, 1748-1789. It will be published in early 2024 and brings together in a long synthesis much of the work I have done over the course of my life. Now I have a strange feeling: for the first time in years, I am not writing a book. You are, I know. Good luck with it and with everything else.）

这段话给我留下的印象一直很深。凭我对达老师的了解，他是一个非常谦逊的人，而且这种谦逊绝不是装装样子的。他甚至经常会怀疑自己的研究是否有价值，担心读者会不会觉得太枯燥，因为在他看来，纳沙泰尔档案里的那些人和事，离人们今天的生活实在太远了，而自己投入了几十年的时间。

所以，当读到“一项关于法国大革命降临的、雄心勃勃的研究”“一部篇幅颇长的综合性著作，汇集了我毕生研究中很大一部分的成果”这些文字时，浮现在我脑子里的，是一位有点陌生的达老师。字里行间的那份骄傲与自豪，是我在与他的交往中从未感受到过的。我甚至觉得，他这是在比肩乔治·勒菲弗尔那部经典之作，虽然我不是十分确定The coming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是否暗指了勒氏《1789年》英译本标题。

接下来的句子更让人反复玩味。“如今，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这么多年来，我头一回没有在写书。”这又是什么意思？此书是汇聚毕生研究之后的封笔之作吗？就像武侠片里常演的那样，这位武林至尊如今要金盆洗手、封刀归隐了吗？骄傲自豪之外，好像又带有一点怅然，因为“这么多年来，我头一回没有在写书”。这一点，我很能理解，习惯了每日工作，一旦觉得“我做完了”，便好像时间也失去了意义。

达恩顿的The Revolutionary Temper（中译本定名为《鼎革之气：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巴黎，1748—1789》），便是这样出现在我面前的。从他来信说写完了这本书，到联系国内出版社购买版权，再到翻译、校对和出版，我在他的支持下，一路跟了下来。这中间的经历，值得一说。

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1939—），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哲学学会院士、法兰西学院讲座教授、牛津大学博士，曾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曾任哈佛大学图书馆馆长、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和国际18世纪研究协会主席。

《鼎革之气：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巴黎，1748—1789》，［美］罗伯特·达恩顿著，张弛译，中信出版社2026年10月出版，616页，110.00元

我最早知道达老师有新的研究计划，大概是2019年，邀请他来浙江大学做讲座的时候。某一天，在回紫金港的车上，我问他：研究了这么多地下读物，为什么没有直接触及王权的威信如何消解、整个制度如何坍塌？他具体怎么回答，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他说，要开始研究所谓“前革命时期”，即1787—1789年。

罗伯特·达恩顿（左）与译者张弛（右）在灵隐寺。

他回国后，疫情来了。这场疫情彻底改变了整个世界。2020年9月，他通过邮件共享了一篇新写的文章，题目是《事件史的新观点：思考历史上作为一股强大力量的集体意识》（A New View of Event History：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As a Historical Force），这或许就是The Revolutionary Temper导论的雏形（参见《罗伯特·达恩顿︱十八世纪巴黎的谣言、歌谣与手抄新闻》，澎湃新闻·上海书评，2026年10月17日）。当然，当时我并没意识到达老师在写一本新书，只是略有点自鸣得意地想到：“英雄所见略同啊！”因为我恰巧在澎湃发过一篇主题相近的文章《在疫情下历史地思考“事件”》（澎湃新闻·上海书评，2020年3月10日）

此后，我和达老师一直保持着稳定的联系。他寄来不少书，有新出的，也有旧作，几乎每年都会说起一家人怎样过圣诞节，也会拿国内高校寄给他的职称评审材料来问我。现在回头看，才发现这些来往中，他很少说起自己正在写什么书。而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他真在构思新书。他偶尔提起的问题，我也没太当回事。因为凭我自己的经验，不少外国同行讲起自己准备做的研究，说得头头是道，最后却迟迟没有下文。研究法国史的同行里，这类“不靠谱”，首推坎贝尔（Peter Campbell）。在许多场合，他都详细谈过一本已经与牛津大学出版社签约的新书，要从“国家失败”的角度重新解释法国革命的起源。听着多吸引人。可是，十多年过去了，关于这本书的介绍听了不少，书却一直没见到。坎贝尔本人倒是从英国的萨塞克斯大学，到了法国的凡尔赛—圣康坦大学，又到了土耳其的海峡大学。人走了好几个地方，书还没等来。

那封信之后一个月，达老师又来信：“我这部鸿篇巨制的手稿，如今已完成最后修订。”他说的“手稿”，确实就是手写的稿子。我记得，哈佛流传过一个段子，说他是“唯二”不用电脑写作的文科教授之一。另一位是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我曾去过这位阿隆“忠实信徒”的办公室上课，里面确实没有电脑。

接着，达老师详细告诉我这本书的出版计划。他说，The Revolutionary Temper计划于2023年11月由美国诺顿、英国企鹅和法国加利玛出版。看来，他对此书颇感自豪，也格外在意。他还问我，是否需要联系中文出版？

他这一问，倒让我不必再踌躇了。这一个月，我一直在思忖：既然这是达老师的封笔之作，那我一定得成为译者。那该怎么办？直接开口问，会不会给老头添麻烦？如今他主动问起，我反倒轻松了，于是毫不犹豫地在回信里应承下来，并推荐了中信出版社。

近几年陆续承担了不少翻译工作。其中一部分完全出于自己的兴趣，因为一些书看过后就不舍得让别人翻译，否则便有一种遗落东西的感觉。贝尔纳尔·巴尔比什（Bernard Barbiche）的《近代法国君主制制度史（16—18世纪）》和哥德肖（Jacques Godechot）的《法国大革命与帝国制度史》就属此类（还得感谢李惟一、黄浩两师弟“救场”）。另一些书则属于“人情债”。疫情前，连续几年请了不少国外朋友来做活动，之后陆陆续续向出版社推荐了他们的著作，其中包括多伊尔《和平时期的拿破仑：如何终结一场革命》、贝利的《近代法国史》、比亚尔的《不自由·毋宁死》等。

之所以推荐中信，是因为我与编辑王佳碧十分投缘。当时，我自己很想做书，联系过不少出版社和编辑，屡屡碰壁，大概只有佳碧了解我想做的那些书。她自己也编过许多好书，其中有些也是我想做的，比如《沉默的过去：权力与历史生产》（[美]米歇尔-罗尔夫·特鲁约著，武强译，中信出版社，2023年）。

没想到，我去信当天，达老师便回了信，说他已经联系了诺顿的 Elisabeth Kerr（诺顿全球版权副总裁兼执行董事），并推荐我担任译者。于是，我们三人便通过邮件联系起来。佳碧也迅速跟进。那时疫情未退，时而封控，时而放开，推进此事颇为不易。大约半年后，2023年5月，这本书通过了选题会。

当时，英文版尚未面世，我却已经拿到了电子版书稿。一份没有页码的书稿，类似国内的初校本。真是一次神奇的经历。如获至宝，的确是如获至宝，那份窃喜至今难忘。对我来说，书就像一座宝藏。史家本人更是一个宝藏。

接下来，我便与学生商量，该如何处理这个书名。我知道，达老师用temper这个词，指的是一种接近涂尔干所说的集体意识。我们拟过几个名字：《激荡巴黎》《风暴前夕的激情巴黎》《革命气息》……总觉得不够妥帖。最后，我的学生叶树彬提出了“鼎革之气”。我相当满意，既避开了“革命”这个词，又颇有文气。他在遣词造句方面向来比我高明，书名便这样定了下来。很快，签妥了翻译合同。接下来便是译者的常规工作。

翻译很顺利，大约在2025年初，第一稿便已完成。不久，我突发奇想，既然达老师一直觉得历史学家的写作应该平易近人，那么何不来一次创新？我干脆不要直译，把他那原本长短不一的章节目录，统一译成四个字，将“攻占巴士底狱”这类“陈词滥调”换一个全新的译法？岂不更好？于是，便有了现在这个目录的雏形。我自以为，这便是“章回体”。

《鼎革之气》中译本目录

我专门给达老师写了一封信，费劲巴拉地向他解释什么是“章回体”。我知道他有几位燕京的好友，便特意请他找懂中文的朋友解释给他听。现在想起来，实在好笑：这哪是章回体，不过是有点评书回目的味道罢了。当时为什么要这样翻译目录？也许是为了“出奇”，也许是想让书卖得好一点。没想到，达老师很满意，而且爽快地为中译本写了前言。

序言不长，倒把他治史的用意说得一清二楚。他为自己此前的研究作了一个概括：从信息的流动与接受入手，考察人们怎样理解事件，又怎样逐渐改变对世界的认识。而史家的写作，归根结底，是为了理解人类的生存境况。我仔细一算，1965年，他为追踪法国革命时期吉伦特派领袖布里索的出版活动，第一次接触纳沙泰尔档案；到2025年写下这篇序言时，恰好一个甲子。

此后，这本书基本上就搁置了。去年剩下的时间，除了上课，几乎都在校对《法国大革命：史料与研究》这套大部头著作。这也多亏了我的两位学生叶树彬和邱韧。没有他们，这项工作是做不下来的。他们分担了不少工作，而那份无私的携手相助，本身就给了我力量。当时埋头校对，并没有太多感触，只是每天几百条、几百条地修改，一点点往前推进。现在回头再看，却觉得，自己可能已经没有力气再来一遍。本想为这套书的编校单独写点东西，始终没能挤出时间，只得在此多啰嗦几句。

直到今年年初，才重新启动《鼎革之气》的校对。佳碧已经离职，令人怅然。好在接手的史磊老师一直耐心配合，陪着我一遍遍修改。稿子前后校了三轮，修改大约有一万余处。其中既有纠错，也有对那些“不满意”之处的反复斟酌。恰好寒假刚处理完贝尔纳尔·巴尔比什的《制度史》，对旧制度下涉及内政、外交、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八百个专业名词，做了一番梳理和定名。于是，对《鼎革之气》又有了“不满意”的新理由。没成想，这一遍校下来，竟让我对达老师的某些制度史表述产生了疑问：有些术语用得不够准确，转译为英语时也有欠妥之处。这些术语未能在全书中统一处理，具体缘由，我在后记中另有说明。

《鼎革之气：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巴黎，1748—1789》限量版签名内封

今年暑假完成最后一校后，我决定就此书对达老师做一次深度访谈。“深度”二字，不妨就按字面理解。此前我曾访谈过他，但总觉得不够深，没挖出多少东西来，至少对我而言，还不够。

研究法国史和新文化史的都知道，达老头经历是很特殊的。他在英国受训，得两位“大师”的指点，科布（Richard Cobb）和夏克尔顿（Robert Shackleton）。科布何许人？敢嘲笑索布尔（Albert Soboul）不如他更懂无套裤汉。夏克尔顿何许人？能认出孟德斯鸠手稿的具体写作年份，进而解决《论法的精神》各章创作时间。他又同年鉴众人交好，又在普林斯顿与格尔茨开了十多年历史人类学研讨班。

这个研讨班可真不得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对以蒂利（Charles Tilly）为代表的美国传统社会史的挑战，便曾在这个研讨班里展开，以至于让这位过气的“学阀”一时间有点辨不清东南西北。

有了这个念头，我便搜罗了网上能找到的《鼎革之气》的书评，以及达老师已有的访谈，共计72份，做了一番总结。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安托万·利尔蒂（Antoine Lilti）作序的那本《五万封信：与埃莉斯·格吕奥的访谈》（Cinquante mille lettres : Entretiens avec Élise Gruau，EHESS，2026）。整理这些材料，得感谢NotebookLM，替我节省了不少时间。

所以，这份访谈，我自信相当有针对性：既吸收了别人对《鼎革之气》的看法与疑问，也把不同评论之间的分歧，以及既有访谈中还可以继续追问的问题，一并纳入考虑。另有一些问题，是想让中国读者多了解一点达老师创作这本书的前后经过。总之，我想挖出“更深”的东西，这个想法非常强烈。尤其刚编完《法国大革命：史料与研究》，对引领二十世纪史学研究的这一代史家，敬意又深了一层。

怀着这些念头，我拟了一份很长的访谈提纲，整整十三页。

我当时就意识到，问题太多了。更何况，我还给达老师规定了DDL。考虑到书的排印与宣传，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仍让我很是不安：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加重这份不安的，还有另一件事。法国史家阿丽思（Alice Gérard）知道我在翻译她的《法国大革命：神话与解释》，便托友人周立红联系上我，洋洋洒洒地写来一封长信。我又突发奇想：岂能“放过”这位法国史学界的“活化石”？您也得写个中译序。邮件一发出去，便有点后悔。这可苦了阿丽思。她视力不好，全凭助手协助，何况她本人已九十五岁高龄。

不过，不安之余，又忍不住有点得意：竟给大西洋两岸的两位历史学家布置了DDL，冒充了一回催交作业的老师。

在惴惴不安中，等来了达老师的回信，我大大松了一口气。他说，会趁同孩子、孙女们度假的时候完成“作业”。不到一周，他便交了“作业”。阿丽思很快也完成了“作业”，而且在回信中说，我布置的任务，让她有一种重新回到年轻时代的感觉。真让人感动。或许等我老了，也会有同样的感觉。

更让人兴奋的是，我得知她的导师竟是法国国际关系史研究奠基人，在一战中失去左臂的勒努万（Pierre Renouvin）。

从读研究生起，我不仅喜欢吃鸡蛋，更喜欢认识下蛋的鸡，从来如此。和他们聊这些，真是一件让人不知疲倦的事。历史学家本身就是历史。但愿他们也有同样的感觉。

还是回到达老师的访谈。果不出我所料，几个涉及学术史、问得比较激进的问题，被他略去了，或与别的问题合并了。我本来很想听他谈谈同时代的几位美国法国史家，比如基思·贝克（Keith Baker）、林·亨特（Lynn Hunt）和小休厄尔（William Sewell Jr.），最后却没能如愿。他是不愿评说同行，还是我心目中的“同道”，在他那里另有一种理解？我不确定，多少有点失望。

不过，大部分问题都保留了下来，对此我非常感激。因为我知道，他当时还有另一部书稿要处理。这部新书最近刚刚上市，题为《布利索与图书》（Brissot and Books）。他的时间，是很宝贵的。

至于这份访谈的质量，留给读者评价。有些问题很专业，得读过书，才能明白我为什么这样问，也才能理解达老师的回答。有些问题则问得很现实，这是有意为之，因为我知道，美国媒体曾拒绝刊发他的文章。这真是一大讽刺：一辈子研究禁书，自己的文章却发不出来。

还有些问题，很个人，既是问他，也是我自己的问题：一个研究启蒙的人，到了今天，究竟还能相信些什么？一个做历史的人，又能为眼前这个世界做些什么？我想听听他的回答，也想借着这些回答，再想一想自己的问题。总的来说，他回答得已经很丰富了，或许比当年彼得·伯克那次访谈还要丰富。

最让我意外的是，问到《鼎革之气》是否是他一辈子研究的总结，他并没有顺着这个说法往下谈，而是先说，自己起初并没有这样设想。随后，他的回忆一路回到了牛津，围绕着哈里·皮特（Harry Pitt）这位导师展开。皮特是牛津伍斯特学院的历史导师，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在回忆文章里也写过他：著述不多，却把许多精力用在了教学上。

1961年第一次导师课，皮特便问达老师：为什么法国革命在1789年爆发？多年以后，皮特又建议他把这个问题写成一本书，题目就叫The Revolutionary Temper。建议究竟是哪一年提出的，他已经记不清了，但这件事一直留在心里。在纳沙泰尔档案里摸爬滚打了几十年，写出了一本又一本书，他却“始终觉得有责任去写哈里当年建议的那本书”。

这是另一个故事，与我先前从那封信里读出来的，很不一样。我想到的是一生研究的总结，他讲的却是一件惦记了几十年的未了之事。现在想来，仍觉得有点意外。

很感谢史磊老师和中信出版社。这本书里零零散散的许多想法、设计，大部分都是我临时起意：达恩顿的签名、我的签章，“特制”的达老师照片，以及在我再三坚持下，我和狗（土豆）、猫（冬冬）的合影，竟也成了这本学术译作的“作者照”。感谢他们的陪伴。

译者和狗（土豆）、猫（冬冬）的合影

还有那份访谈，将单独印成小册子。不过，连同达老师的签名内封，都是首印限量的。

我找了访谈里的一句话作为小册子标题：“我看不清未来”。这是达老师自己说的，也是我的感受。

（张弛，匆匆。2026年10月于杭）

附：罗伯特·达恩顿致中国读者

亲爱的读者：

愿此书能为您带来愉悦，因它为传递智识之美而生；愿您从中有所获益，因它试图向您展现一场至关重要之剧变——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更愿它架起您我心灵对话的桥梁，因您在阅读时，或将亲历我六十年研究的凝练：一种重塑历史认知的视角。

这一视角非但不拘于一时一地，更能驱散法国革命缘起的迷雾。书中所述，乃以信息流动为棱镜，审视事件。我们常感叹自己身处“信息时代”，仿佛“信息时代”是前所未有的新生之物。诚然，数字化与互联网彻底改变了信息触达普通民众的方式，然则每个时代皆堪称“信息时代”，各凭当时媒介，自成一格。我尝试重建18世纪巴黎的信息系统，展示它如何塑造全体巴黎人（无论贫富贵贱）对事件的认知。通过谣言、歌谣、图像、手势，以及手抄新闻、小册子和书籍的传播力量，事件的消息渗透进每个人的生活世界。

诚然，审查制度曾通过查禁印刷品，控制针对教会与国家的非议，警察甚至试图扼杀公共场所与咖啡馆里的议论。但信息的洪流势不可当。它不胫而走，时而随民谣的旋律流转，时而借街头巷尾的笑话或戏剧游走，甚至在示威与暴动中化为声讨面包价格不公、控诉警察肆意绑架的无声檄文。谣言或许失真或夸张，但其内核传递着真实的经验。巴黎人绝非隔绝于政事风云之外，而是在世事浮沉中凝成对事件进程的普遍认知。

您或许会指责我过度强调当今生活的一面——至少在美国，错误信息与社交媒体已成为破坏性力量。史家总不免以今度古，此乃史学的“原罪”：我们永难彻底摆脱时空错位的烙印。但若执迷于用当下视角审视历史，这反而会成为理解的桎梏。何不以当下为镜，以全新眼光照亮历史？唯需谨记：镜中万象，终有畸变。

本书提供的新视角并非关于法国大革命成因的论战。得益于数代历史学家的努力，我们对18世纪法国的经济、社会与政治已知之甚多。我尝试在这些积累之上，探索更少被触及的领域：信息如何奔涌，世人如何将其编织入认知之网。诚然，我们无法直接触及数百年前的心灵图景，唯有从残编断简中重构一份令人信服的叙事。愿我这毕生研究的凝练能令您信服，更盼您以批判之思重审其理，得出己见。如此，您与我便成了共执笔墨之人。

不过，您或许对这一域外的研究领域感到陌生。所幸我的译者张弛是法国史研究领域的杰出学者。我感激他的辛勤工作与专业精神，不仅因他让此书的中文版成为可能，更因他的翻译在读者与作者之间架起了新的沟通桥梁。一位中国读者通过美国史家的笔触探索法兰西往事，这场景令我满怀希望：因历史研究的终极使命，正在于超越民族界限，理解人类的生存境况。

诚挚祝福

罗伯特·达恩顿  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哈佛大学

2025年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