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知与风土｜河西走廊行旅：嘉峪“内外”

【编者按】

城市肌理与地方日常，藏着太多尚未被言说的细节。播客《如此城市》新设专栏“新知与风土”，从书籍、展览、影像与口述中寻找线索，以文字延展声音的边界。

河西走廊扼守西北咽喉，自古便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近年来，随着仿古热与文旅兴起，边城游日渐热门。本期，我们循着旅行作家胡成的《河西走廊》重走古道，来到嘉峪关，把目光投向具体的人与生活，于喧嚣之外重新观察这条走廊。

肃州城至嘉峪关，驿路六十里。

西出嘉峪关，茫茫戈壁，只有宿站，没有尖站。每站必须赶到，方有水草食宿之处，再不可散漫悠游。出关旅客，向来夜行昼息。两站百里外者，下午四点左右开车，天明可到； 两站不足百里者，可以延至傍晚六点左右启程。白日可以消闲，下午晚餐，吃饱上车。若是深夜腹饥，可以暂作停留，傍车生炉火，熬粥煮茶，配些点心干粮，食毕再行。

“惟夜行如墨，目无所见，殊闷闷也。”

戈壁了无遮挡，又乏水源，为免烈日灼烤，所以昼息而夜行。当然若非炎夏，强求车夫变更作息，昼行亦无不可，比如宣统三年（1911）出关的袁大化，时在四月，为免闷闷，特意改在子夜开行，明午休憩，“尚有半日得纵观山川形势，不虚此行耳”。

逗留肃州六日，光绪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1906年3月19日）清晨，裴景福一行各车装齐，午后一半点动身。六十里驿路，石子梗道，极不易行，深夜九点方至嘉峪关，宿外城东关客店。

六十里路，七个半点，这是古人艰于行路的鸿沟。而今自酒泉至嘉峪关市，二十公里，车程半个点，嘉峪关市再去嘉峪关城，五公里，十五分钟。

嘉峪关市，准确而言，应当称作“酒钢市”。

虽然与酒泉同为地级市，但是嘉峪关市极为特别，不设区县、直辖街道与行政村。全国类似地级市，嘉峪关市之外，再有广东省东莞市、中山市与海南省儋州市，仅此四城，皆因由县直升地级市，面积不足以再划辖县，比如嘉峪关市全境不过一千二百平方公里，比起全境十九万两千平方公里、独占甘肃全省面积百分之四十二的酒泉市，直如沧海一粟。

虽名嘉峪关，嘉峪关市的建置实则全因酒泉钢铁公司，然后就近借用嘉峪关城之名，即所谓“因矿建企、因企设市、因关得名”。

1955年至1958年，西北地质局完成镜铁山矿区铁矿点勘探，探明铁矿石储量五亿吨。镜铁山铁矿位于嘉峪关西南祁连山区，地处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境内，北距今嘉峪关市区铁路干线七十八公里。

1958年，冶金工业部实地勘查，择定嘉峪关城以东五公里、酒泉县城以西二十公里的戈壁滩，即今嘉峪关市所在地，建设冶铁工厂。当时嘉峪关归属酒泉县辖，因此定名“酒泉钢铁公司”。然而之后政治运动、经济困难，再继以政治运动，建设几经波折，耗时十三年，1970年方才炼出第一炉铁水。

伴随酒泉钢铁公司建设，驻地行政建置也在不断改变。

1965年成立嘉峪关市筹备委员会，1970年设置县级嘉峪关市归属酒泉地区管辖，次年改为省辖地级市至今。

从1970年第一炉铁水到现在年产一千多万吨粗钢的酒钢集团，占据嘉峪关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八十五，成为嘉峪关市工业经济的绝对支柱。嘉峪关市区，无处不见酒钢的身影，哪怕远离北部生产厂区，城南北大河畔，傍晚街头的小吃摊，也有身穿蓝色工作服的酒钢职工，或者一碗酿皮子，或者一碗炮仗面，消解一日劳作后的腹饥。街头更是无处不见三三两两骑车同行的酒钢职工，那身蓝色工作服仿佛就是嘉峪关市的特征，远比满街“雄关”、满街嘉峪关城的宣传海报更为真切与踏实。

不论及嘉峪关城的嘉峪关市，像极了我小时候生活过的大型国有工厂。

工厂即社会，走进厂门，仿佛余生都可以只在厂区内部度过。厂区理发室，厂区洗澡堂，消费一张理发票与澡票清洁一天的劳苦。厂里的一切消费凭票，或者属于福利分发，或者不足用后购买，当然一切价格相较厂外便宜。

居住在厂区宿舍，可以整天不用开火，一日三餐都去厂区食堂，用厂里的饭票吃厂里的饭菜。如果夫妻同在一厂，“双职工”，可以分房，结婚生子。孩子还小，父母上班就寄放在厂区托儿所，然后厂区小学、厂区中学，没有工作的童年与少年也在工厂。

如果没有考上大学，就读厂区职业技校，毕业后或者进厂从基层做起，或者顶替父母的岗位，重复父母，成为父母，从此一生全在工厂。

还没有结婚的青年工人——“青工”——在食堂吃完晚饭，不着急归家，或者去厂区电影院，用厂里的电影票看场电影，或者去厂区工人俱乐部，或者去厂区篮球场、厂区足球场，和其他精力无处释放的青工消磨入睡前的时光。

若非现在各地游客充斥街头，整座嘉峪关市或许仍如酒钢的厂区，毕竟嘉峪关市三十多万常住人口，酒钢职工占三万多，再加上他们的父母、子女，再加上依附于酒钢的配套工商业从业者与他们的父母、子女，可能半城人口与酒钢密不可分。

六年前我初来嘉峪关市，不是先去嘉峪关城，而是先去酒钢一号门，我以为那应当是酒钢的正门。越近酒钢，工作服的蓝色越多，虽然我在厂外，却如已在厂内。当然我无法身在厂内，大型国有企业门禁森严，外人不得擅入。我站在远处张望，而一号门前的道路只通厂区，不进厂者，一般不来此地，于是驻足不前的我显得无比突兀。保安也注意到我，警惕地观望，令我感觉心虚。一座如同社会的大型工厂，如内在联系无比紧密的群体，厂里与厂外，我厂与他厂，壁垒森严，他群的非我族类，简直如同入侵领地的野兽一样气息分明。我知道我入侵了他人的领地，于是悻悻离开。

离开后回返张掖，并没有再去嘉峪关城。

我走河西数次，“该去的”，诸如莫高窟、榆林窟、锁阳城、骆驼城，十几年前便已去过；“不该去的”，许多已成废墟的堡驿也已去过，甚至没有道路通行的深沟驿，也曾去过。唯独没有去过嘉峪关城，近在咫尺，我却从未去过，也未曾想去。

于我而言，嘉峪关早已不是一座实际存在的关城。

明洪武五年（1372），征西将军冯胜西出金城，平定河西，初于嘉峪山麓置嘉峪关。为镇守经营西陲边地，明初在嘉峪关以西之地，即今甘肃西北、青海北部与新疆东部，先后设立七处羁縻卫所，分别为安定卫、阿端卫、曲先卫、罕东卫、沙州卫、赤斤蒙古卫、哈密卫。后沙州卫内迁，故地另设罕东左卫。此七卫史称“关西七卫”或“西北七卫”“蒙古七卫”。彼时因有关西七卫屏障于前，嘉峪关土城一座，尚非“雄关”。

明代中叶，由蒙古东察合台汗国分裂而出的吐鲁番汗国崛起，吐鲁番地近河西，频繁扰边，并吞嘉峪关外土地。弘治七年（1494）一闭嘉峪关，内迁关外居民；嘉靖十八年（1539）二闭嘉峪关，割弃关西诸卫。暴露前敌，失去屏障的嘉峪关，展筑关楼关城，建修烽燧墩台，从此以为固守之计。

有如区隔厂内厂外、我厂他厂的酒钢厂门，成为边关的嘉峪关同时成为“关限华夷”的标志与象征。虽然“华”“夷”或者任何族群的边界从来都会因交融而模糊，但在族群内部，总会有想象的清晰边界，有如水火不相容的清晰边界，入此边界即入华，出此边界即入夷，即入彼邦，即入异族。而与外群体的迥然不同，又必然带来偏见与歧视，所以哪怕只在想象中，身入彼邦异族也会令人恐惧，可能从此殒命他乡，从此家国难回。

更何况，真正身临此地，尤其是从市井繁华的南京、北京而来，关外戈壁茫茫，渺无人烟，偶尔得见入关的来客，高鼻深目。将为异域之鬼的恐惧，朔风暴雪一般裹袭全身，寸步不愿前行，却又不得不前行，不得不成为可能的异域之鬼， 埋骨他乡，对于很多难得旅行的古人而言，真不啻凌迟寸磔。

遣戍边疆的惩罚，惩罚的并非表皮，而是内心。

嘉靖闭关后近两百年，直至清雍正元年（1723）复置沙州所（今甘肃敦煌），嘉峪关外理论上才不尽是异域。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平定天山南北，据有西域新疆，嘉峪关更与边关无涉。也因为无涉边防，嘉峪关也几乎再无军事价值， 只是在乾隆三十一年（1766）之后，“两次重修关城”，其余边墙烽燧，日渐湮灭于塞外的风沙袭扰，日渐毁灭于愈发频繁的人为扰动，早已不复旧观，不复“雄关”。

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初三（1891年12月3日），行抵嘉峪关城的陶保廉，所见关城二重，“均小”。内城正方，只容衙署。东西二门，东门“光化”，外额“朝宗”；西门“柔远”，外额“会极”。外城长方，西、南、北三面，距内城墙仅丈许，东面略宽，周二百二十丈，“庳而薄”。“庳”意为低矮。三门，一在正西，一在东北，一在东南。其南边墙起自外城西南隅，北边墙起自外城东北隅，“倾圮殆尽，间有烽台遗址，仅可辨识”。

十五年后，裴景福登楼，“俯视城方如斗，周围不及一里”。与边墙连为整体的嘉峪关城，之所以曾经可以守边，一是来敌并无誓死扑城的大志，二是整体严密的系统性守御。若仅是关城一座，如此低矮狭小，能堪何用？陶保廉一语中的：“出塞坦途，在在有之，守一关不能杜百径。”同治战乱，盗匪经由嘉峪关正北的野麻湾（今嘉峪关新城镇野麻湾村）绕越嘉峪关，径窜敦煌县，即是明证。而且哪怕专守关城，也不可能。一里之堡，绝少民居，兵寡不能战，兵多则粮草不足，同治战乱，嘉峪关将吏唯有束手就死，又是明证。嘉峪关驻扎游击，旧额马步兵四百余名，同治以后，屡经裁减，陶保廉去时仅存一百二十七名。一百二十七名兵卒，守御边地二百里，全不可恃。

不再成为边关的嘉峪关，却又依然保有边关职能，而边关职能又维系与巩固着嘉峪关的边关象征。

清代嘉峪关的边关职能，是嘉峪关设有巡检。嘉庆十年（1805）祁韵士过嘉峪关，“民人出关者，须自州给票，始得放行，此外亦须检验公文，乃定例也”。待至光绪七年（1881）沙俄迫签《中俄改定条约》，嘉峪关成为中俄通商口岸，斗大方城，不仅驻扎游击与巡检，另设税厂，盘查也更严密。光绪三十二年（1906）裴景福过嘉峪关，“空车过取四百文，骆马二百文，人一百文，同行十余车，开箱细查， 无私货乃免”。

本已不是边关，却仍如出关一般盘查，而且之后入疆，虽已同为王土，人民风俗又仍迥不相同，所以二百年来横亘于胸的“关限华夷”，不但没有因为西域的故土新归而淡漠，反而不断强化。百二雄关是内外、我你的区隔，一里土城还是我你、内外的区隔。

后来遣戍者人手一册祁韵士的《万里行程记》，祁韵士又是如何在《万里行程记》写他出关时的心情？

西门锁匙，启闭森严。紫塞龙堆，从此万里。关门既出，敻不见人。壮志离情，一时交集。瞻视山形地势，顿觉改观。

嘉峪关仍如国之西门，启闭森严。关门既出，从此天涯万里路，辽远不见人。既有远行的壮志，又有别离的愁思，一时交集于胸。而后山也不同，水也不同，再不是故土的山水，而是异域的山水。所以，彼时有行旅俗谚：“一出嘉峪关，两眼泪不干。”

纵然没有前行者的离愁，后来者的别绪也会依然，也会在嘉峪关感受到强烈的孤独与被抛弃。

类似嘉峪关市与酒泉钢铁伴生关系般的城市与大型国有工厂曾有许多，可是许多破产倒闭，或者经营不善，比如我小时候生活过的机械厂、造纸厂、火力发电厂。这些工厂的工人，几年甚至几十年生活在工厂，工厂里面的世界仿佛静止，每天按部就班地工作，按部就班地休息，唯有工厂外部的世界嘈杂、动荡不安。所以他们大多数人笃定将在工厂度过一生，再努力去让孩子成为他们，在一道或者许多道厂门之内，安稳地度过一生又一生。

嘉峪关，宣统元年二月十二日（1909年3月22日）

可是忽然有一天，工厂破产，工人下岗。我偶尔回到已成废墟的工厂，如同回到过去的时光。芳草漫道，濒临坍塌的厂房，与桌面共同积满灰土的台历，翻开在二十多年前的某天。墙上挂着手写的工作日程，二十多年前的某天，某某应当去做某事，应当做成某样……可忽然一切就结束了，戛然而止。

那天，当他们再见厂门，该是怎样的心情？ 大概就如百多年前某天，某人得见嘉峪关门。

自乾隆二十四年（1759），或者更早，嘉峪关就已不再是座边关，起码不是一座真实的边关，却又是建在关内所有人心头的边关。

在人们心头，嘉峪关才是一座雄关。

心头的雄关，并非仰慕雄壮，而是畏惧孤独，畏惧被抛弃。因为有嘉峪关的存在，才有内外，才有你我，我因在内而安全。人的心头会有许多类似的雄关，如同曾经的厂门，庇护我们现世的安稳。

作为景区开发的嘉峪关，对于“雄关”的理解当然仅限字面意义，关城改造得富丽堂皇，浓妆艳抹，荡尽一切苍茫。而为门票经济最大化，又将本应直面边塞的关城，圈禁于遍布商业街区的院墙之内。院墙之外，远不可见，近不可观。犹不满足，景区进一步扩大范围，关城外数里再建游客中心，迫令游客换乘收费接驳车。近年又将新开发的“悬臂长城”与“长城第一墩”两景区捆绑销售，门票价格也随之由六十元陡增至一百一十元，几近翻倍。而各景区相距迢远，动辄逾十公里，徒步游客唯有再乘景区班车，于是再刮每人二十元票款。终于到达捆绑景区，如长城第一墩，入门又是摆渡车，又是二十元车资。层层盘剥，嘉峪关景区较之嘉峪关税厂，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总觉得，我去看些什么，是为得到些什么，而非失去些什么。

嘉峪关在我的心头，我自省可见，可见关于祁韵士、裴景福，以及他们之间所有行旅的别绪离愁。

如果我去现实中的“嘉峪关文物景区”，穿过无数饭店，穿过无数商贩，浪费无数时间，浪费无数钱财，去看那座花枝招展、浓妆艳抹的“嘉峪关”，我觉得我会从此丢失心头的那座嘉峪关，那座嘉峪关将会在我得见“嘉峪关”的瞬间崩塌，湮灭，虚无。

我也将再不能理解，行旅何以会在如此妖冶之地，感觉别离？

（本文经作者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