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届亚洲学术体系的构建与发展：区域国别学视域下的亚洲文明研究

2026年11月6日至8日，第六届亚洲学术体系的构建与发展——“区域国别学视域下的亚洲文明研究”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师范大学徐汇校区顺利召开。本次会议由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上海师范大学亚洲文明研究中心、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联合主办，汇聚了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高校、科研机构以及学术期刊、出版机构的四十余位专家学者，围绕区域国别学视域下的亚洲文明研究核心议题展开深入探讨。

与会者合影

本次会议主题发言分上、下两个半场。上半场由上海师范大学康昊副教授主持，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王青教授、浙江大学历史学院王海燕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唐利国教授先后做主题发言。

王青教授围绕西田哲学“绝对矛盾的自我同一”逻辑的启示和矛盾，以西田几多郎绝笔《场所逻辑与宗教性世界观》为中心，阐释这一逻辑作为历史世界与宗教世界之内在结构的思想内涵，指出西田以“平常底”与“逆对应”一对概念阐发宗教维度的自我同一，并在与西方“对象逻辑”“外在性超越”的对话与批判中建构东方哲学的内在性超越；同时也指出，其遗稿对于自力救济的禅宗与绝对他力的净土真宗如何“同一”、道德与宗教的关系等问题，仍留有暧昧之处。

王青教授作主旨发言

王海燕教授从“民众佛教”视角重新检视日本入唐僧、入宋僧与唐宋佛教东传的关系，通过戒明传入宝志信仰、圆仁与成寻笔下的泗州僧伽信仰等个案指出，唐宋僧伽信仰在日本主要侧重其“圣僧”性格，在佛教徒内部传承，并未发展成日本的民众佛教信仰。

王海燕教授作主旨发言

唐利国教授考察“武士道论”作为学术课题的成立过程，提出和辻哲郎才是近代日本武士道论展开的终点，其论述跨越战败而仍被高度肯定；战后家永三郎立足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研究后继乏人，丸山真男开创的近代主义范式则因批判性问题意识逐渐风化，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日本特殊主义的理解。

唐利国教授作主旨发言

下半场由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陈雅赛教授主持，郑州大学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葛继勇教授分别以“四际分明：佛钵符号在亚洲东部的流传”“区域国别学视域下的亚洲文化交流研究”为题作发言，从佛教符号的跨区域流传与区域国别学的学科视角，对亚洲文化交流研究的路径、方法与议题拓展作出阐述。

葛继勇教授作主旨发言

主题发言结束后，大会分两个会场各举办了三组讨论会。中国、日本、朝鲜半岛、越南及南洋等是与会学者的主要关注对象，议题涵盖思想、战争、外交、贸易、知识与信息流动，宏观视野与微观个案并重，体现出区域国别学跨学科、跨海域的研究取向。

第一组第一场以“帝国、战争与近代知识建构”为主题，由《东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冯雅副编审主持，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尹晓亮教授评议。其中，上海师范大学人员学院叶晓瑶老师以“科学史学与帝国知识：近代日本历史学的形成与自我叙述”为题，考察近代日本历史学学科形成过程中的自我叙述与帝国知识建构。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郑立菲助理研究员分析1920年代唯物史观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及其本土化逻辑，指出物产奖励运动论争之后，产业积累优先论的局限日益显现，阶级斗争说逐步取得主导地位，历史进步由是被赋予革命性内涵，民族解放诉求与劳动民众自身解放诉求实现内在统一。

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王奕斐老师梳理百年来中国学界晚清中韩关系史的研究脉络，指出在晚清外交转型过程中，清朝与朝鲜的宗藩关系调整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并对后续研究方向作出展望。

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向伟助理教授以《日清战争绘卷》与《风俗画报》甲午战争临时增刊为对象，指出近代画报并非仅将战事转写为即时消息，而是借助历史追忆、名所绘式的观看方式等既有图文资源推动战争的观看与传播，折射出传统文化形式在近代商业出版与国家战争语境中的功能转变。

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林子博副教授以女工文集《解放的歌声》为中心，考察战后初期日本生活记录运动中基层劳动女性战争认识的形成机制及其限度，指出其书写既批判军国主义欺骗与战争苦难，又多以自身及家庭受害经验为中心，批判意识并未普遍转化为对侵略战争责任的系统认识。

第一组第二场以“学术网络、话语博弈与近代东亚转型”为主题，由《社会科学》编辑部陈炜祺副编审主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宋燕鹏编审评议。其中，浙江工商大学东西文明互鉴研究院王侃良副研究员基于“地域兰学者门人帐”数据库，以幕末26所兰学塾的门人记录构建时序社会网络，指出兰学塾网络虽由畿内扩展至日本全国，却高度团簇化、跨塾知识扩散受阻，幕末洋学的主要作用在于普及西方知识、保障知识传承的多样性，对日本近代政治变革的直接推动作用有限。

上海大学文学院朱虹副教授聚焦1917年第三次医学名词审查会，剖析博医会、留日医学生与中华医学会围绕西医汉译的“三方博弈”，指出博医会引入中国籍代表、留日医学生主导审查草案编纂、中华医学会抢占“拉丁文本位”解释权，这一格局变化折射出近代中国从被动接纳外来知识体系到主动甄别、重构本土学术体系的艰难转型。

天津外国语大学日语学院孙若圣教授以金子二郎为中心，梳理战后大阪外国语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建构与流变，指出其课程体系既体现对新中国文艺观的重视，也反映出在动态语境中构建稳定史观的困难，并为战后日本形成客观的中国认识提供了重要学术平台。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谢定元博士后主要依据韩国外交史料馆、总统记录馆等档案，考察1971—1979年朴正熙政府对华认知与政策转变的历史过程，指出这一转变受国际格局变动与韩国外交战略调整推动，又从根本上受到南北对峙和中、苏、朝三角关系的制约，因而并非以关系正常化为直接目标，而是东北亚既有安全结构内渐进、有限度的接近。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杨婵副教授以“日本发展的两条路线”为题作报告，聚焦于近代日本发展路线中国际主义者路线与军国主义者路线。

第一组第三场讨论会以“空间政治、社会整合与战争记忆”为主题，由河北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许益菲副研究员主持，天津外国语大学孙若圣教授评议。其中，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瞿亮副教授、胡展赫梳理明治时代演剧界的发展蜕变与国家意识的纠葛，指出甲午战争期间战争剧、军队参与与观众暴力共同把剧场转化为战争情绪生产与国民动员的场所，“文明登台”与“侵略入戏”相互交织，最终促成剧场空间的国家化与帝国化。

江西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学院副教授余静颖以近代日本社会转型中的女性发型为研究主题，从身体史角度来探究这一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宋燕鹏编审考察马来（西）亚柔佛州峇株巴辖华人移民社会的形塑途径，指出其领导模式由港主及侨领个人权威，经中华商会、益群书报社到战后中华公会，经历了由个人权威向制度权威、由地缘组织向公共组织的转型，海外华人社会并非静态的移民聚落。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尹晓亮老师分析战后日本对核武器的认知演进与日本核政策调整的新动向，指出“无核三原则”松动意味着曾被长期视为“不能言说”的“拥核禁忌”正被推向公开的政治辩论，日本安全政策的底层逻辑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姜博助理研究员梳理20世纪早期驻朝鲜总领事馆界址的空间争夺，指出朝鲜总督府、日本商人、朝鲜华侨与国民政府外交部等不同主体围绕馆产的角逐，使这一空间成为东亚传统秩序与殖民统治现实相互碰撞的场域。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姚子腾博士对明治日本时期公共空间的国家生产问题展开研究。

第二组第一场以“交聘、礼仪与前近代海上贸易网络”为主题，由浙江工商大学东西文明互鉴研究院王侃良副研究员主持，郑州大学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葛继勇教授评议。其中，浙江工商大学东西文明互鉴研究院张晓舟老师以渤海康王大嵩璘的两封“启”为中心讨论渤海与日本交聘中的政治身份认定，指出渤海以唐朝册封的官爵作为统治正当性来源，不能由“复高丽之旧居，有扶余之遗俗”等表述推出渤海对高句丽的“继承国”身份认定。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孙志鹏副教授师从文明史视角提出日本社会演进“三阶段八形态”的分析框架，以生产方式、政治组织体制与经济社会结构的多重维度，把握日本社会演进的连续性、差异性与文明跃迁机制。

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高语莎助理研究员对渡唐天神传说的相关文献进行分类，揭示该传说在流传过程中形成的不同史料体系，为阐明其传播机制提供新的视野。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韩语语言文学系成高韵老师结合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考察12—14世纪济州岛出土中国陶瓷的消费与流通，认为济州不宜仅被视为中日海上贸易的中转节点，也不能简单理解为高丽半岛陶瓷消费模式的延伸，而应被理解为跨区域海上物资流通与岛内社会消费相互交汇的空间。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年旭教授考论明代朝鲜迎接都监及其迎“天使”礼规，指出壬辰倭乱后朝鲜强化“事大尊明”礼制，迎使礼规趋于繁复并加重财政负担，至清代中国主动精简迎使礼规后方得纾解。

第二组第二场以“东亚近世的权力、知识与信仰建构”为主题，由山东大学历史学院丁晨楠副教授主持，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年旭教授评议。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钱静怡副教授通过比较太阁检地与战国大名后北条氏检地，指出丰臣政权的检地政策多建立在既有历史前提之上，其村落支配以村落自治为基础，并从长时段考察太阁检地与兵农分离政策对村落发展的长期影响。

河北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许益菲副研究员以“传统、日常、权威”三个关键词串起近世日本天皇与儒学的关系，通过后光明天皇进讲《周易》、释奠再兴等史事，分析儒学读书会如何进入天皇日常，并参与重塑朝廷的文化权威。

山东大学历史学院胡炜权副教授细读《通航一览》、《萨藩旧记杂录后篇》、《异国日记》等日本史料，重新检讨琉球侵略前夕德川政权对明复交的交涉策略，认为1609年萨琉战争本质上是德川政权主导、对明交涉失败后的次选方案，将其矮化为岛津家为主体的入侵有失偏颇。

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成思佳教授梳理越南阮朝官方海神信仰体系的整合与塑造，指出嘉隆帝以会同庙、祈风坛实现诸神初步统合，明命帝进而形成等级分明的官方祭祀体系，源于中国的海神日益成为官方崇拜主体，本土海神地位相对下降。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赵檬锡老师以“按图求食：近世东亚救荒植物知识的视觉重构”为题，考察《救荒本草》植物图在近世东亚的跨域流通，指出技术图像的认知地位取决于支撑其运作的视觉基础设施：明代地方官府、商业出版与专业编纂对图像各有重构，18世纪传入日本后又经兰学网络在生态危机中转化为备荒求生手册，图像的知识权威须在不同地方语境中由历史行动者持续重建。

第二组第三场以“跨海域往来与信息流转”为主题，由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孙志鹏副教授主持，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成思佳教授评议。其中，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朱思成博士后重新检视“丝银之路”这一经典范式，梳理“中国大帆船”贸易及其版图重塑，指出跨太平洋大帆船体系不仅主导“白银—商品”对流，也在长达两个半世纪里塑造了东亚海域的贸易节律与商业秩序。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孙中奇老师考察15至16世纪中叶南海诸国信息在朝鲜、日本的传播及其限度，指出琉球转口贸易与明朝朝贡体系虽维系了信息通道，但接触地带的运行模式与两国既有知识秩序共同制约了域外信息进入公共知识的过程。

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戴琳剑老师重新审视朝鲜王朝的海洋管控，指出在“海禁”、“海防”等限制性政策之外，朝鲜仍频繁开展海路运输、沿岸贸易与对外使节往来，其海域并非封闭空间，并由此检讨既有分析框架。

山东大学历史学院丁晨楠副教授考察19世纪朝鲜燕行使在北京红参参铺的情报搜集活动，指出兼具商品交易、文人聚会与信息交换功能的参铺，突破了朝贡体制下官方文书的局限，成为燕行使情报活动的中心。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朱玫老师、陶江锐博士生以《解怪祭誊录》所见虫灾议处公文为中心，考察17世纪朝鲜官员如何援用灾异解释、古代捕蝗事迹与祭祀礼例，并依据虫情续报不断调适礼例规定与实际处置。

圆桌讨论环节以“AI时代的东亚区域研究”为题，由上海师范大学赵檬锡老师主持，戴琳剑、丁晨楠、瞿亮、王侃良、孙若圣、孙中奇六位学者参与对谈。王侃良副研究员结合自身研究方向中数智方法的运用，与会学者围绕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给东亚区域研究带来的方法更新与学科建设议题展开交流。

王侃良副研究员作主旨发言

此次研讨会的举办，不仅促进了国内亚洲文明研究领域的学术交流，也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亚洲文明研究中心与光启国际学者中心注入新的活力，为构建区域国别学视域下的亚洲文明研究体系贡献了智慧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