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质上，许知远和马东是一样的

文 | 宗城

从《十三邀》许知远和马东对谈开始，这两个人的不同就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许知远曾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代表，单向街书店的创办人之一。在《那些忧伤的年轻人》、《转折年代》等随笔集里，他坦陈自己对娱乐至死的担忧、对八十年代的留恋。马东曾在央视工作，是央视三套《挑战主持人》、《文化视点》栏目的制片人、主持人，1998年，他还在湖南卫视做了一档《有话好说》，直击严肃话题，但因为节目的第75期涉及性别议题，重播被紧急叫停，节目组被迫做检讨，不久后，马东离开，湖南台也将内容重心转向娱乐。

而现在，许知远通过《十三邀》和《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加固自己知识分子的形象，马东则坚持娱乐综艺，从《奇葩说》到《乐队的夏天》，角色定位和二十年前似乎截然不同。

他们在公众面前的形象不同，但其实他们做的节目、实际的功效是在一个同温层的。《十三邀》和《奇葩说》在智识水平上差距并不大，都是力求在专业读者和大众读者间求得平衡的文化节目，既有知识传播，也有真人秀、消费娱乐的成分，而马东和许知远在属性上都是知识推广的角色，通过自己的话题度，引导观众关注更多某个领域的东西。借助《奇葩说》，观众知道了专业辩手，掌握了更多辩论常识。通过《十三邀》，观众对梁启超、谭嗣同产生兴趣，这就是它们最良好的作用。

而《十三邀》那一期把两个人的不同夸大了。这份夸大一方面是因为两个人的话语体系不相融，另一方面是剪辑的影响。他们在实际的交谈中并没有剪辑表现地那么不可调和，二人在一些问题上仍然有共识，只不过一个自嘲底色悲凉，一个对世界充满愤怒。外界看到话语的不同，就容易把他们塑造成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群的表率——一种象征着清高的知识分子，抵制消费和娱乐；一种恰是娱乐制造者，迎合这个时代最普遍的趣味。还有一部分人，会把马东和节目的另一位嘉宾李诞归纳为“犬儒”，对时代问题默不作声，欣然加入装疯卖傻的行列。然而，这些定义都显得片面和夸大。

把许知远定义为精英知识分子，忽略了他实际上也在做大众节目，他警惕新媒体、批判消费，但他这几年的成功，主要依靠的却恰恰是新媒体和网络消费浪潮的推广。《十三邀》及其引发的系列话题，在消费许知远（许知远接受了这种形象的消费）的同时，也助他名气高涨，从前，许知远的名声局限在媒体和知识分子圈里，但因为《十三邀》，很多圈外的人开始关注他。

把马东界定为娱乐制造者，同样只是“局部的真相”。既忽略了他过去在《有话好说》、《文化视点》里所做的努力，也低估了利用综艺推广辩论和摇滚乐的难度——背后的审查、自我校正、圈内审美和大众审美的平衡等......很多人看到的是综艺爆火后的流量，看不到的是——其实在做《奇葩说》之前，很少媒体人敢把辩论和综艺结合，因为当时中国的辩论显得非常没落，大众关心的并不多，做一个辩论综艺，很多人并不看好它的前景。《乐队的夏天》也是，把摇滚从地下推到地上也是非常冒险的举动，且不说地下摇滚死粉不买账（担心摇滚娱乐化、饭圈侵入滚圈），摇滚本身的反抗属性、作品和作者的“隐藏问题”，也会让制作者胆战心惊。所以，真正温顺的综艺人，绝不会制作《奇葩说》、《乐队的夏天》，而是规规矩矩地做选秀、拍明星的日常。

许知远自诩精英，但一个残酷的事实是：他和真正的精英存在距离。他在专业领域上并没有达到足够的深度，无论是思想史、文学史、历史，都没有贡献出一部真正有创见的作品。即便是近来宣传地火热的《青年变革者》，也更像是借着梁启超，写许知远自己，用故事的方式，重谈一些陈旧往事。从史料价值来看，《青年变革者》并不太新。从思想的角度，也有浮泛之嫌，远逊以赛亚·伯林的《马克思传》。这本书的长处，实是用丰富的故事、克制的笔调，写出了一个鲜活的梁启超，便于大众去了解他。

这也是许知远的焦虑所在。他渴望写出代表作匹配自己的地位，成为如偶像伯林那样的思想家、传记作家，但他的深度并没有达到那种水平，当他将笔锋挥向年轻人，质疑他们的浅薄、娱乐化、不思进取、回避严肃时，他却并没有真正放下成见，坦诚地和这个时代形形色色的青年人对话，就如同观众在《十三邀》里看到的，许知远的每一次对话，都在加深成见。

相比之下，马东更乐于和青年人对话，他没有精英的包袱，对未知事物拥有更积极的姿态，从《奇葩说》到《饭局的诱惑》，再到关注摇滚的《乐队的夏天》，马东都在做年轻人关心的节目，他所采用的话语策略不是“成见碰撞成见”，而是他先不说自己的观点，先把表达权交给对方，等对方说完，自己再提供另一种意见。但这同时也是部分人诟病马东的地方，他流动似水，八面玲珑，他总是能在不同立场间求得平衡，遭遇外部压力，果断自我修正，他的愤怒很少表现出来，往往是自我消化，随后重露笑脸，这让人觉得他圆滑，但无论外界怎么看，马东依然保持他的自恰。或许马东相信：一切坚固的东西终会烟消云散。所以他不死磕，他只是夹缝中求生存，把审判的权力交给时间。

但是，这两种文化推广方式也都存在各自的问题。许知远式的推广，容易形成大面积“尬聊”，坐拥优越的采访资源，却浪费了一次次机会，在明明可以深挖采访对象的时候，演变成自说自话，导致对方摇头苦笑，自己固化成见，结果，就是许知远坚信他的判断是对的，愈发不愿走出他的思维的舒适区，而他离真实的当下世界也愈发遥远。他被打造成一个文化偶像、反抗型知识分子的象征，但这反抗本身，又因他身处潮流且获得利益，显得十分暧昧。而马东式的推广，则可能陷入娱乐大于实质的窠臼，就是这个东西在传播给大众的过程中，逐渐变味了，甚至加深大众对它的误解。比如《奇葩说》的播出和辩题娱乐化（受到不可抗力的影响，《奇葩说》的标题愈发偏向恋爱、生活），就曾经引发观众对此的讨论。

所以，许知远和马东做的事情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利用自己的资源把某个圈子里的东西传播给大众。许知远做《十三邀》，写梁启超的传记，和马东推广辩论、摇滚乐，以及早年对性别议题的关注，其实没有高低、雅俗之分，他们都是互联网和新媒体的既得利益者，都对自己的身份有反思，希望用自己的方式推广自觉好的东西。只是有人甘于放下姿态，笑意浓浓地面对世界。有人固守知识分子的壳，标榜自己和庸俗大众的距离。其实大家都不深刻，都只是这个时代的浪花，但他们至少还有一点可贵，就是还保留了那么一点较劲的姿态。

回到那一期《十三邀》，马东对许知远说：“本质上咱俩是一样的，就像你表现为愤怒，我表现为悲凉。什么叫悲凉，悲凉就是无从反抗。”在节目上，马东说了很多场面话，但在那一刻，我相信他说了实话。

作者简介：宗城，青年撰稿人、专栏作者。本文为澎湃·湃客“众声”栏目独家首发稿件，任何媒体及个人不得未经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