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监狱教育,我不仅仅教美国重刑犯学说中国话

2019-09-17 11:52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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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是任何千奇百怪的规矩都随时可能出现的地方。一个普通高校教师去往美国重刑监狱教汉语,而由犯人组成的辩论队竟击败了哈佛大学校队,真实版的《放牛班的春天》在“铁窗大学”里上演。
「湃客Talk」第3期请来了江岚老师,在「湃客读者群」内分享了她在美国重刑监狱教汉语的体验。在猎奇之外,我们仍需知道,监禁和劳动从来不是救赎心灵重塑人生的有效方式,教育才是。
这是任何奇怪的规矩随时会出现的地方
在监狱里教书,有一些规矩是很严格的。它把一些本来很简单的事情,搞得比较复杂,比如要求每天提前15分钟到。通常来讲,上课提前15分钟到教室,是一件很正常、很普通的事情。大部分的教授都会这么做的。可是问题是,在外面的普通高校,没有人给你这种规定。一个教授是否提前到教室,提前多少,哪天迟到,也没有人查你。
监狱可就不一样了。我们要提前15分钟到大堂去集合,过安检,然后有警察把我们带进去。在我们通过整栋大楼到教学区的这一路,走廊里是不能有犯人走动的。所以你要是迟到了,错过了这一波,就要再安排一个警察来带你,还要安排清理走廊,兴师动众。你迟到一回,整个监狱都知道了。当然也不会有人说你,可是你自己就丢不起那个人,不是吗?
上课的时间也是排定了的,我们只能在那个时间段内呆在监狱里。如果你需要给学生补课,得事先报批。有一个学期我是上午下午都有两节课,中间就不能呆在里头,必须出来。监狱周围很荒凉,反正不管怎么着,你得自己想办法去吃饭,混过一个多小时,然后再回监狱去。
那天中午我回去,有个老教授跟我一起。他是英美文学的教授。那时候已经是期末了,他要给学生加一个下午的辅导,他原本下午是没有课的。可是按点不让他过去,他就急了。他说上个星期就申请了,也批了,怎么就不让进去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电脑系统或者是某个环节出了什么问题,他的进入批准就是没有到大厅。老教授急得都快掉眼泪了。他说,这都期末了,我那些学生都是大四的,我要指导他们的毕业论文,耽误不起。
可是没有用。安检就是不让进。这个老教授在BPI上课已经快8年了,不是一天两天。大厅里的警察是认得他的。可是规矩就是规矩,和哪个警察认不认得你没关系。
还有一回,是监狱里教育部门的主管带着我们一起进去的。我们几个人边走边说话。那个主管就说,今天你们几位教授只能上课,不许说话。我一听就懵了,什么叫只能上课不许说话?不说话怎么上课?他一看我满脸无辜就乐。他说只不过是开个玩笑。这样的玩笑在普通校园里,根本没有人会信,可在这里就不一样了。这是一个任何一种千奇百怪的规矩都有可能随时出现的地方。
而且这些规矩,它直接针对的是我们个人的行为。所以有些教授受不了,认为这是一种侮辱。他们就呆不住,教了几次课就走掉了。实际上这些执行的警察,针对的是作为一个外面的普通人,要进入到那样一个地方去这件事情,不是针对我们当中的哪个人。普通校园对教授也有这样或者那样的要求,它针对的是我们教学的情况,对学生的态度等等,可是它往往更加繁琐。
只有教育才能让他们从狭隘的漩涡里头跳出来
这个学期,我回到了普通课堂。月初,新学期开学前,系里照例开会。我走在校园里,碰上了德语的老教授。他几乎认不出我来。然后他很认真地追问:“你怎么都没变?好多年了,你怎么可能不变呢?”我就乐。我说:“因为在监狱,不用应付那么多FARPA垃圾。” FARPA(家庭教育权和隐私权法案,全称The Family Educational Rights and Privacy Act)是大西洋地区高等教育监察委员会(The Mid-Atlantic Region Commission on Higher Education)监察的主要内容,那是戴在我们这些高校从上到下一干人等头上的紧箍咒。这个可爱的老教授听了就点头。
在监狱里面教书呢,它就只管教书,平时不用开会,同事之间也没有那么多的明争暗斗,没有办公室政治。所以在监狱里这几年,我觉得比较自由,比较轻松,不完全是开玩笑。当然越到后来越能感受到自己的教学对于这些犯人学生的意义,这也是我能坚持下来的重要原因。
在普通的高校里面,学生们基本上都是每个学期换一波。我们能带一个本科学生,一带带好几年的情况并不多。监狱里就不一样,这个课程全部就是我一个人。所以大多数学生跟了我很长的一段时间,师生关系就跟外面不太一样。
我在文章里提到过,我们不能去打听学生们入狱的情由,他们也不能主动向我们透露。可是在教学过程当中,尤其是这种文科的教学,我们多多少少对他们的家庭情况会有一点了解的。
我的这些学生年龄区间都在二三十岁,最大的也不会超过四十岁。这么年轻就犯了这么重的罪。他们经常会感慨一句话:If only I was taught better when I was young。意思是说如果我小的时候有人好好教过我就好了。我们经常说一个词,叫做“年少无知“。而“年少无知“这个词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一种极端效应。因为年少,所以就鲁莽。因为无知,所以矇昧。这种鲁莽和矇昧叠加到一定的程度,一个人就完全失去自我控制的能力,就会变成毫无顾忌、毫无节制,也毫无底线的这种为所欲为。
他们进入到这个项目以后,知识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无知。这种认识反过来又推动他们更加渴望用知识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自己对人对事的态度,也改变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认识角度。有一个很著名的教育学家John Henry Newman,他在他的著作The Idea of University(《大学的理念》)里面写过一段话:
“只有教育才能使一个人对自己的观点和判断有惊醒和自觉的认识。教育让人看到世界的本来面目,切中要害,解开思绪的乱麻,识破似是而非的诡辩,撇开无关紧要的细节。”
我想这也是BPI这样的项目存在的意义,通过教化的手段改变这些犯人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让他们真正地去觉醒,从个人狭隘的爱恨悲喜这种漩涡里头跳出来,去关注更多的人、更大的世界,去做对于个体的生命尊严更有意义的事情,进而去学会担当作为一个社会人错综复杂的责任。
对于这个社会来说,也只有帮助他们,更多的像他们这样的人实现了这种转变,才是对我们总体的社会安全更有效的保障。光是把他们关进去,仅仅让他们从事高强度的劳动,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
中华文化的影响力,超过我们的想象
说到这里就牵扯到这篇文章刊发之后,有不少读者问到这样一个问题:让他们学会汉语就能达到这种目的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必须首先明确的一点是,我不仅仅是教他们学说中国话。实际上要学说中国话,要学会说,能够用汉语和人交流,不了解汉语的语用环境是做不到的。
那么和这个语用环境直接关联的就是中国文化。所以不仅是他们专业课程的构成当中必须有文化课的内容,语言课本身也需要大量的文化知识背景才能够撑起来。那么这个问题就变成:教他们汉语和中国文化有什么用呢?他们学会了汉语,了解了中华文化干什么呢?
一说到西方人想要了解汉语和中华文化,很多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他们要到中国来。想要到中国去肯定是一种原因和动机,但并不是所有人的原因和动机。喜欢中国文化,想学汉语或者学过汉语的人们并不见得都到过中国。
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英国诗人兼东方学家,他的诗歌得过英国女王诗歌奖,名字叫做Arthur Waley。他精通日语和汉语,他翻译过大量的中国古典诗歌,他对李白和白居易的研究到今天,还没有其他的西方学者能够超越。这个人就从来没有到过日本,也没有到过中国。
其实这件事情就像我们很多人喜欢日本动漫,也不一定非要去日本不可;喜欢大小仲马,也不一定必须要到他们的国家去一样的道理。从文化的角度来讲,如果这个文化只存在于本土、本民族的范畴,那就谈不上多少魅力,更谈不上推动文明的发展。
中华文化绵延几千年不断绝。其影响力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已经抵达西方了。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几次成为西方文化大发展、大变革的借鉴。所以中华文化,它本身的影响力之强大,很多时候超过我们这些身在其中的人的想象。
监狱里的这些学生们对于汉语和中华文化的兴趣不是一个特例,而是很常见的现象,普通高校里这样的学生多的是。相对于西方文化传统中强调个体利益,强调个人的自由意志而言,中华文化强调以集体利益为重,强调个人要服从集体,也就是说,它更强调一个人作为社会人的责任。
我们的成语里面就有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并肩作战。俗语里面就更多了,比如“众人拾柴火焰高““三个臭皮匠胜于诸葛亮”之类的。如今都说现当代的美国教育,从幼儿园的阶段开始,就注重让孩子们做teamwork。那teamwork是什么?是团队协作。通过团队协作,要培养的就是一个人的集体意识。
现在大家都觉得好像这个现象多么值得学习。实际上这个现象并不说明美国教育比我们先进多少。它恰恰说明的是西方文化自身的传统理念中“从小就培养集体意识”这个部分是缺失的,现在意识到问题严重了才要提倡。如果本来就有,有什么好提倡的呢?
而强调一个人的社会责任、公共道德,对于监狱里的学生来说就格外重要。所以后来,我把他们中国文学课里的内容重心转移到唐诗,放弃了原来计划的《红楼梦》。
这并不是因为《红楼梦》不好,而是相对于《红楼梦》里面的一些私己的小儿女的牵牵扯扯,或者某一个家族如何的鲜花着锦,烈火烹油这种生活来讲,这些学生更需要体会的是一种更深广的自我期许,像魏征说的“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一种更宏阔的视野:“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还有一种更坚定的生命信念:“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还有一种更沉着、更稳定的人生态度:“悠然天地内,皎洁一般心”。
总的来说,就是道家的自然精神和儒家的入世哲学,这些部分是西方文化里没有的。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个“道”是世界的根本,它是自然,它就是自己原来的样子,独立不变。生活的事件和社会的变迁不断地在发生,常常背离了“道”,也背离了自然。人如果被这些短暂的、相对的变动所左右,必然痛苦。所以我们应该超脱,回到自我的本真,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能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求全、不责备,以不变应万变,去迎合恒常不变的自然之道。
他们学会这些到底有什么用呢?
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必须回到我们前面提到的关于大学教育的理念。大学不是技校,大学的教育当然要培养一个人的技能,但绝不能够仅仅止于技能,而是让一个人在掌握一定技能水平的同时,获得他自身素质的综合提升。
也就是说在监狱里或监狱外,我的这些学生们,他们选择学习汉语和中华文化,实际上没有那么强的功利性和目的性。Carl他们代表辩论队击败美国的其他高校,拿到冠军,他们靠的不是多么牙尖嘴利,而是一种快速的反应、严密的逻辑、广博的知识积累,这些就是我说的综合素质。
所以去了解我们人类文明当中最根本的思想、最重要的一些理念、最有价值的创造、最美妙的表达方式、最震撼人心的艺术作品,很可能不会马上给我们带来多少可见的,尤其是可以用金钱衡量的好处,但是一个人的一生确实应该都要从这些东西当中汲取养分来充实自己,这才能叫做健全和完整。
虽然说我离开监狱以后,不见得能够跟他们仍然有联系。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不太知道他们从监狱里头出来,我所讲过的东西,我教给他们的东西到底能够对他们产生多大的作用。但是我想,我在这几年当中,我尽到了我自己的责任,也就是回到我刚才所说的,所谓道法自然,就是我做到我自己能做的、该做的这一部分。
当提到要做这期分享的时候,我去找了一幅画。这个是某一年的圣诞节,我这个班的学生给我画的。他们说这个是作为我的圣诞节礼物。大家可以看到图片上的我不仅站在讲台上,脚下还要垫一本书。因为他们绝大部分个子都比较高,学生们后来就叫我“Short Professor“。他们经常嘲笑我个子矮,那么我就站在这个讲台上,垫上一本书,手里拿着一把戒尺,把最前面的学生头上打出一个大包。
嘴里还在叫:That third tone is not “Chinesey” enough. You fix it or I fix you。意思就是说,这个字的第三声根本就不够中国味道。你如果不纠正这个发音,我就来纠正你。我想这幅画能够比较典型地代表我在他们课堂上那种凶神恶煞的态度吧,就是手上总是拿着一把戒尺。
以下为读者群问答:
大文化差异下的两个小基模
@苗:针对中西文化的差异,您是怎么给那些学生教授的?您觉得他们原有的知识储备会影响对这种差异的快速理解吗?如果有,您在课堂上是怎么处理的呢?
江岚:中西文化的差异的确是很大,这中间有很大的鸿沟。那么我在讲的过程当中,每一次都会定一个主题。在这个主题上,中华文化里的这个理解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主要是讲述中华文化这一边的事实。然后对比由他们自己去做。至于对他们的西方知识背景有没有影响,那肯定是有影响的。
上个世纪初,心理学出现了认知理论。认知理论的出现后来影响了各个学科对于人的认知这个问题的理解,当然它也影响到了教育。这个认知理论最基本的情况就是说,人所有的认知是由最初一个一个的小schema(基模)形成的,这些“基模连成一个一个的网络,语言有语言网络,行为有行为网络。这些网络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固定。也就是说,你的年龄越大,你既有的知识储备对你现有的行为方式和你对新的知识的认知影响就越大。
他们已经到了这个年龄,行为基模或者语言基模已经很固定了。那在这种固定的情况下,你要给他建立的实际上是另外一套基模,也就是从一开始另外建立一套架构,然后让他自己在判断分析的过程中达成两个基模之间的桥梁,让自己的两个基模在自己的思维系统里融合。
在讲授的过程当中,或者是说在跟这些学生互动过程当中,我越来越感觉到,不只是和监狱的这些学生,包括和普通高校里面的学生,以及和一些同事的交流,我都觉得我们一味地强调差异,其实难免偏颇。当然文化就是某一个族群特定形成的,它有族群自身的特点。但是从世界文化的这个角度来说,人类的这个共性,还是要比差异性要多得多。
@琳琳:在您的写作和教育实践中,您是怎么将汉语文化的影响力传递给监狱学生的呢?
江岚:关于中华文化自身的影响力,我想在讲述的过程当中,我们首先要对这个文化本身有相当程度的自信,就是说你得相信这个文化本身是好的,或者说它有一些精华的部分,而不全是我们总说的封建糟粕。我们首先要对这个文化有足够的自信,然后才能够把它传播出去。
@自由飘逸的云朵:您给这些监狱学生上课与给普通高校学生上课有什么区别呢?
江岚:最大的差别,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就是在教学的过程当中,你什么东西都没有,就连一支毛笔,都没有办法带进去给学生看的。你就是完全靠自己,那我们讲到中国文化来,比方说你讲京剧,我就得哼京剧。你要是讲书法,我就得自己去写。它跟你在外面不一样,在外面有很多资源可以利用,在里面是不行的,全靠自己。这一点我觉得是最大的区别,当时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最大的挑战。
他们对人的关心,不异于监狱外的人
@Sophia:监狱常给人一种比较压抑的想象,您和学生的接触过程中他们的精神面貌怎么样?
江岚:我看不到他们平时监狱生活的情形,可是在课堂上他们都很活跃,很聪明,他们的精神态度其实很正常,跟外面的学生没有太大的差别。我觉得其实最大的差别不是他们的精神状态,而是他们学习的态度特别认真,这是我感受到最大的差别。
还有一点就是在监狱里师生的关系不太一样。一来是我带他们的时间比较长,二来我们这些教授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在他们修课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他们通向外界的一个窗口。所以这两方面的原因叠加起来,他们会对我们特别关心。
比方说我开车到监狱去单程路上要一个半小时。这一个半小时,平时不太觉得长,但是有时候我会遇到一些状况,比如冬天下大雪,或者突然间野地里头跑出来一条鹿撞在我的挡风玻璃上,这种情况我就去不了了。我就要打电话通知监狱,监狱会通知我的这些学生,让他们到小图书馆里去自习,他们不能解散。就是说上课时间他们必须呆在教学区,他们不能再回到其他地方去。可是他们是不会知道我为什么不能去的。
所以到了第二次我上课的时候,他们就会站在自己的牢房窗口看着监狱门口的路,等着我的车出现,怕我出事儿。他们对人的这种关心,其实与外面的人相比,我没觉得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長社:监狱课程真的改变了这些学生吗?比例大约有多少呢?
江岚:在纽约州的统计里面,犯人出狱以后,由于没有一技之长,又受到社会的歧视,没办法再回到这个正常的社会当中。没有办法立足,他就只能又回到原来的帮派里面,或者又跟原来的人混在一起,或者是说加入新的帮派,然后重新犯罪。所以二次入狱的机率是很大的,我不知道国内的统计数据是怎样,反正纽约州的统计是很大的。
可是在BPI出来的这个学生里头,重返监狱的比率是零。我想这个数字是最能说明问题的,我没有办法去跟踪我自己的那些学生。但是BPI这个项目到现在为止已经二十年了,零这个数字是有相当大的可靠性的,就是说它是能够相当程度上说明问题的一个数据。
@caoyubei:我们如何才能加入到这些帮助类的活动中呢?
江岚:现在美国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项目,光是BPI的项目就已经拓展到纽约州监狱以外的其他弱势群体了,比如说女性、少数族裔、辍学群体。这里的理念是有点防患于未然的,在他们走投无路去犯罪之前就先让他们受教育了。
参与的方式其实是很多的。有人出钱,有人出力,也有人像我们这样去教书,也有人义务帮助这些接受了“铁窗教育“拿到文凭的人去找工作。
@杨柳:这样的项目可以引进国内来吗?
江岚:我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我大学毕业就出国了,我在国内没有工作经验,对国内的情况也不了解。实际上,对于国内的司法系统和监狱里的运作我完全不了解,所以我没有线索来回答这个问题,不好意思。
写作的过程也是不断回忆那些日子的过程
@湃客小助手:能介绍下这篇作品的成文过程吗?
江岚:最近这几年我的散文创作都集中在西方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方面,和我自己的研究方向直接相关。
我起初其实也没有想到要把自己的这个经历写下来。两三年前香港有一个《文综》杂志向我约稿,我就记下了最初进监狱的一些感受。其实文稿很感性,篇幅也不长。文稿交给《文综》杂志以后就刊发了。
后来我看到澎湃的非虚构类写作征文的消息,因为国内和海外的发表版权是不同的,所以我补充了一下原来的文稿,就送出去参加征文大赛了。当然结果自然是落选了。和进入终选的那些篇目相比,我知道自己这篇的确有很多不足。但是当时也没有认真去想究竟怎么样才能写得更好。
接下来我就回国讲学了,也没有想到后来雍乐会主动跟我联系,说这样的内容其实应该好好写出来,而且她提出了很详细的修改意见。我非常感激她的专业建议。因为我虽然喜欢写,也一直利用业余时间在写。可是就非虚构这种文体的创作来说,我惯性的创作思维方式有着典型的文科生的弱点,就是缺乏理性,也缺乏逻辑的严密性。
镜相栏目的很多作者,包括上期分享的老年人性关系与婚姻的三位作者,他们整个策划、采写,在非虚构写作这个真实性要求的前提下,文章的逻辑结构、行文的强弱秩序安排,要比我理性得多。
雍乐提出的修改意见帮我理清了思路。根据她提出的意见,我花了差不多一周的时间把这篇文章几乎全部改写了。修改稿交给了雍乐,也还是靠她调整了行文的一些段落,这篇文章才有了后来大家看到的样子。写作的过程当然也是不断回忆起那些日子的过程。
@湃客小助手:想问编辑一个问题,你当时是如何发现这篇作品的呢?
薛雍乐:其实我们是在镜相·写作大赛的投稿里面大浪淘沙,江老师这篇文章的标题就是《到美国监狱教汉语》,感觉非常惊奇,因为这好像一件闻所未闻的事情。
当时我记得文章比较开头的地方,就写到说她去监狱教汉语的契机是监狱的学生写了一个请愿书,说是想要找中国老师教他们去读《红楼梦》。这是一个非常不同寻常的要求。文章里面我觉得也充满了很多的戏剧性和矛盾冲突,所以感觉这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题材。
那么很遗憾的是,当时大赛竞争也比较激烈,这篇文章没有能够入选得奖。但是我不想浪费这么好的题材,所以联系了江老师去进行一些改写,升华一些里面比较有意思但是可能本来没有展开的细节。
@湃客小助手:什么样的作品能让你眼前一亮?
薛雍乐:我觉得首先可能题材还是比较重要的,因为我们毕竟是在看一个故事,基本的文笔也是很重要的。这样你才不是在报流水账,而是在好好地去讲一个故事,一个有美感的故事给大家听。
那么还有一点,我觉得可能就是故事背后的一些深意也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在江老师后来的改写,就是大家看到的这个成稿里面,我觉得非常让我感动的一点是这些学生的一个救赎的感觉。他们在学中文的时候,不止是在学一个语言,而是在去挑战自己,去真正做好一件非常难的事情。这么难的事情都能做到,那还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到的呢?他们就可以去重新面对他们自己的人生,这件事让我非常地感动。
本期嘉宾/ 江岚
整编/ 周双玲 罗炜熠(实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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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 湃客Talk,监狱,教育,二次入狱,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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