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大衰退，看西方学者反思如何渡过“增长危机”

文 | 邓宇（西泽研究院特约研究员/财经自由撰稿人）

西方资本主义的危机具有很强的周期性，近百年来屡次出现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不仅挫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性矛盾，而且正在削弱西方资本主义的生命力。近十年来出现的一系列增长危机和问题严重困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欧债危机、美国次贷危机以及当年追随西方国家的拉美等国均出现了衰退的趋势，经济增长停滞的背后更深层次的矛盾正在凸显。社会不平等、贫富差距过大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等问题层出不穷，变革的紧迫性和危机感弥漫全球，不仅威胁到全球经济增长前景，增加更多的不确定性和外部风险，而且引发了民粹主义、右翼势力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世界经济面临的逆风加剧。美国学者丹比萨•莫约撰写的《增长危机》这本书给出了很多独特的分析视角和案例，更直接提出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危机所在，这种危机并不会因为周期的结束而消解，而是在不断积压。

长期以来，后发国家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政策和产业政策等表现出一种近乎“迷信”的状态，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不余遗力移植西方经济学、经济增长模式和制度，短期内的确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增长，包括早期崛起的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很快进入到中等收入乃至高收入经济体行列。但是，从近十年来的发展进程来看，以债务驱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支撑和出口导向型经济并非“灵丹妙药”，饮鸩止渴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和高企的债务赤字延缓了经济危机的发生，却积累了大量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从希腊债务危机、冰岛破产到西班牙、意大利政局动荡，从美国“占领华尔街”、德国“难民危机”到法国“黄背心运动”、英国“脱欧”，这一系列事件均发生在2008年经济危机后十年。虽然部分西方发达国家保持了一定的经济增长，但是这种增长却隐藏了无法回避的风险，增长的前景日趋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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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比萨•莫约《增长危机》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增长危机谈到了保护主义的“误区”，以及西方民主制度的前景，从经济延伸到增长危机的根源——西方民主政治的终结，这与弗朗西斯•福山的思想不谋而合，全球治理危机蔓延和变革的紧迫性已是共识，但改善这种局面的措施却显得极为缓慢。“美国优先”的政策取向和民粹运动叠加，导致美国相继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和“伊核协议”以及部分国际组织，试图挑战全球秩序和国际规则，这种破坏性的政策价值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了极大的负面效应。悲观情绪随着贸易战在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出现而达到新的高潮，2008年金融危机十年后，不确定性和地缘政治斗争给未来的增长蒙上厚厚的阴影。这种复杂性是过去一段时期所不曾出现的，经济增长的问题虽然十分突出，而背后的政治、民生、社会问题更加棘手。

《增长危机》这本书的不同之处在于，作者的分析和案例并没有局限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且这种增长危机相继出现在发展中国家，甚至席卷到阿拉伯、拉美等国。增长危机固然以当前的经济发展前景和世界秩序大调整密切相关，但更层次的原因则在于全球社会出现的不平等现象，收入分配不公以及贫富差距过大成为各国普遍面临的难题。民粹运动的兴起激活了矛盾的焦点，改革的呼声甚高，导致部分国家政局动荡不安，从“阿拉伯之春”到拉美国家巴西、阿根廷和委内瑞拉等国政治危机，社会问题和民众怨气一时间爆发。这种无序的状态和政治博弈并不能改变经济增长的前景，反而导致改革问题迟滞，民众的生活陷入混乱，包括叙利亚等国出现的战争更是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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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机的爆发前后往往蕴藏着巨大的风险，1920年代到19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利益分割和民族矛盾激发导致的严重衰退，并且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处理危机的手法局限于经济问题可能会适得其反，忽视政治变革和民众的福利改善产生的危害性更大。正如丹比萨•莫约所言，决策者的短视，选举政治阻碍了西方民主的改革，根深蒂固的贫困、高失业率和疲软的全球化和地缘政治动荡成为新的常态。如果无法改革这种不利局面，在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的危机信号将传递到世界各地，政府危机一度延伸到全球化治理危机，决策者将无能为力。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寄希望于通过经济的持续增长缓和社会矛盾，改善民众福利和生活，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但是却忽视了经济和政治问题的不可分割。

《增长危机》这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作者阐释了经济增长的限度，单纯的经济增长也有周期性，特别是遇到经济危机和增长低迷的阶段，如果没有更好的民主制度和管理方法，那么，即使经济增长也无法解决由于制度不完善和变革不彻底带来的危机。作者分析了日本和阿根廷的案例，日本作为亚洲国家中率先崛起的国家，从明治维新的经济起飞到“二战”后期的再次崛起，却在最近二十年形成了长期停滞的状态；阿根廷在实现了一段时期的增长后也陷入了经济停滞不前的阶段，“拉美陷阱”持续困扰阿根廷的增长前景。而反观中国的发展经验，在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前提下，人们生活水平持续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福利水平得到了大幅提升，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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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曾经是一个备受赞赏和造福世界发展的有利工具，但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也愈加明显，危机的全球化蔓延和经济增长的悲观情绪，将负面效应传播到各个国家和地区。一个根深蒂固的观点是，西方国家将自身的发展模式和制度强加于发展中国家，如亚洲、拉美以及东欧国家，以民主制度和普世价值著称，却因为各个国家国情和历史的差异产生了巨大的负面作用，改革变得异常艰难。丹比萨•莫约认为，要解决增长困境，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包括根除西方民主的短视问题、提升决策效率、改革选举制度等等，只有通过民主制度改革才能解决经济增长问题，并且为民众谋求平等和福利。同样，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增长已深处下行周期，增长放缓和结构性矛盾突出，这都需要坚定改革的决心，不断完善自身的制度，以改革释放增长动力。

丹比萨•莫约《增长危机》这本书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以及世界经济贡献表达了肯定，作者也认识到任何国家的制度选择和经济模式具有差异性，这种差异源自于各国的历史发展进程和国情民意，而不是西方国家一直宣扬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唯一性。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经济增长的模式也具有很大的差异，更何况在发展中国家之间，西方的模式也不是万能的。我们应该清晰地了解，西方民主制度和经济模式具有很大的缺陷，包括制造的贫富差距过大、高度依赖债务和赤字以及过度金融化等，造成“脱实向虚”和制造业空心化，只能通过转嫁矛盾和资本输出解决问题，贻害全球。时至今日，是时候重新审视政府角色、民主制度、短视决策、全球化和经济增长的发展趋势，毕竟20世纪的政治经济已无法适应21世纪全球秩序调整和自有资本主义面临的严峻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