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韩琦：从全球史视野看康熙时代的科学交流

2019年12月13日，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韩琦做客复旦大学，举办“康熙时代的科学交流：一个全球史的视野”主题讲座。康熙时代（1662-1722年）在中西科学交流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在位长达61年的时间里，康熙看待西方科学的态度、学习和利用科学的方式，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1688年法国派五位“国王数学家”来华，为康熙时代的科学带来了发展契机，然而中国科学未能籍此走向“近代化”，原因何在？

韩琦教授自上世纪80年代末年开始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通过此次讲座与大家分享了他30年来的研究心得和成果。讲座从全球视野出发，展现康熙时代中国与欧洲交往的大致图景，追溯欧洲对中国、康熙对西学的兴趣，随之将目光投向作为欧洲新兴传教力量崛起的法国，并聚焦两个对应的科学机构——巴黎的“格物穷理院”（法国皇家科学院）和北京畅春园的“蒙养斋算学馆”，在寻找两者之间关联的过程中，探究康熙时代科学活动的实质，揭示康熙皇帝在科学传播方面起到的双重作用。

讲座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近现代史教研室主任高晞教授主持。文字经主讲人审定。

全球史视野下康熙时代的国际交往

康熙时代中国与世界的交往可以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与周边汉文化圈国家如朝鲜、安南、琉球等国在各个层面的往来，第二类是与东南亚朝贡国如暹罗、缅甸、苏禄等国的定期来往，第三类则是欧洲一些国家试图在传教和贸易方面与中国建立联系，如葡萄牙、荷兰、俄国、法国等都曾向中国派遣使节和传教士。欧洲与中国交往的同时，将包括数学、天文学、解剖学在内的欧洲科学带入中国，而在中国的科学考察活动情况也被传回欧洲，耶稣会士在其中扮演了最重要的中介。耶稣会是西班牙人罗耀拉（Loyola）在1540年经教皇批准建立的一个天主教修会，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条是“愈显主荣”(Ad Majorem Dei Gloriam)。耶稣会士们认为，通过研究自然、研究科学，能够了解和发现上帝，从而证明上帝的伟大。要理解耶稣会为什么热衷领于科学活动、为什么要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科学传播，认识这个信条是很重要的前提。

从全球史的视角来看，欧亚诸多城市共同缔造了康熙时代中欧之间交往的时空。除了巴黎以外，最重要的城市首先是里斯本，因为16世纪以来多数来华的耶稣会士是从这一港口出发的。葡萄牙享有远东“保教权”，这一特权要求所有来华传教士必须得到葡萄牙国王的许可和支持，由国王配给船只，从里斯本出海，途中要经过葡萄牙的重要堡垒——印度的果阿（Goa），最终到达澳门。葡萄牙的另一个城市科因布拉（Coimbra）也很重要，因为这里有一个耶稣会的学院，很多传教士来华之前都在科因布拉进行过神学方面的学习，包括利玛窦、汤若望等等。我们下面要讲到的比利时耶稣会士安多（Antoine Thomas）也曾在科因布拉学习，还担任过那里的数学教授。英国跟中国的交往主要发生在伦敦和牛津，1687年一位来自南京的教徒到访，使英国和中国产生了直接联系。法国在印度的一个小的殖民地——本地治里（Pondichery）也值得关注，五位来华的国王数学家之中，有一位后来就离开中国去了这里。除此之外，当时暹罗的首都阿瑜陀耶（Ayutthaya，泰国的“大城”）是很重要的中西交汇的城市，从17世纪下半叶到18世纪，有很多欧洲、日本、中国的贸易船只在那里汇集，康熙时代也有一些中国教徒到达了阿瑜陀耶。在东亚，越南中部的会安也是很重要的港口，有很多东方船只和欧洲船只在那里进行贸易。

当然更多的国际往来发生在中国境内，首先是几个沿海港口，像澳门、广州、宁波和舟山。澳门、广州的情况已有大量研究，不必赘言。宁波是法国国王数学家北上进京的重要港口，1700年前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宁波舟山一带设立停留据点（factory），英国皇家学会派会员坎宁安（James Cunningham）到舟山一带采集了大量的中国植物样本带回英国。内地重要的城市则包括杭州、绛州这些天主教传教的重镇，高一志（Alfonso Vagnone）等传教士曾在山西绛州传教，并且出版了大量西学书籍。

北京和承德是康熙时代国际交往的中心。在康熙中后期，除了巡游活动之外，康熙一年之中有近半年的时间住在承德避暑山庄，其他时间多待在现位于北京大学西门附近的畅春园，而在紫禁城里的时间则很少。几乎每次去避暑山庄和畅春园，康熙都会将传教士带在身边以便随时问询，1700年之后畅春园的地位变得愈发重要，成为欧洲传教士与康熙及其臣子进行直接交流的最主要地点。另外教堂也是很重要的场所，一些中国文人士大夫经常与传教士往来，比如黄宗羲的儿子黄百家在参与《明史》编撰之时，就曾到教堂请传教士为他所写的利玛窦传记进行定稿；教堂也成为朝鲜燕行使接触传教士和西学的重要地点。

欧洲学术机构的“中国消息”

康熙时代，中国与欧洲国家的学术机构之间也发生了关联。1660年在伦敦成立的英国皇家学会，1666年路易十四在巴黎建立的法国皇家科学院，还有1700年前后莱布尼茨等人在勃兰登堡建立的德国科学院，这些机构出版的科学刊物中，涉及到大量跟中国有关的信息，这些机构也成为当时中西科学交流的主导力量。一方面，有许多在华传教士通过信件和出版物将“中国消息”传回欧洲，引发欧洲学者对中国的好奇心和兴趣，比如在德国科学院的期刊上，我们可以看到莱布尼茨与在华传教士探讨科学问题的通信内容。另一方面，这些欧洲学术机构自身的科研需求也促使着科学活动在中国的展开，从来华的植物学家坎宁安和英国皇家学会的秘书斯隆（Sir Hans Sloane）之间的往来通信可见一斑。

康熙时代曾有三位中国教徒跟随耶稣会士到访欧洲，引起了欧洲社会的轰动。南京教徒沈福宗、莆田教徒黄日升（嘉略），以及绛州教徒樊守义先后访欧，他们与当地科学家、学者之间的直接来往，成为中西科学交流史上的重要事件。

1681年来自南京的教徒沈福宗跟随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赴欧，柏应理主要在江南地区传教，跟徐光启的孙女甘弟大（洗名）交好，因此行前后者还赠予他一些亲手绣制的纺织品。1684年沈福宗在凡尔赛面见了路易十四，当时巴黎的报纸对此有专门报道。1687-1688年沈福宗到访伦敦和牛津，结识了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馆长托马斯·海德（Thomas Hyde，沈福宗称之为奇德）博士，海德请沈福宗为牛津大学所藏的中国医书编撰目录。在海德的安排下，沈福宗还与英国皇家科学院的波义耳（Robert Boyle）见了面。

1701年法国传教士梁弘任（Artus de Lionne）因礼仪之争问题被派往罗马，莆田教徒黄日升随之前往。1706年梁弘任带黄日升回到法国，此后黄日升在巴黎生活直至去世。从黄日升的法文日记中得知，他与法国很多院士级别的人物都有来往，比如植物学家朱西厄（Antoine de Jussieu）、法国皇家碑铭与美文学院的院士弗雷莱（Nicolas Fréret），地理学家德利尔（Joseph-Nicolas de Lisle）跟他是邻居；另外黄日升跟孟德斯鸠也有交往，这可以参见许明龙先生的研究。

1707年，绛州教徒樊守义奉命随同法国传教士艾若瑟（Antonio Francesco Giuseppe Provana）出使罗马教廷解决礼仪争端，赴欧之前他曾经在钦天监工作，跟在华传教士来往密切。他后来将欧洲之行写成游记《见身录》，回国后向康熙帝报告了西洋见闻。书信、出版物、使节与访问者都带来了中国与欧洲之间消息的互通。

康熙时代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欧洲科学机构是法国皇家科学院，它的成员中有许多对中国感兴趣的科学家。法国皇家科学院在法国大臣柯尔伯（Jean-Baptiste Colbert）的赞助和支持下成立，从欧洲各国高薪聘请顶尖的科学家，例如意大利的卡西尼（Giovanni Domenico Cassini）、荷兰的惠更斯（Christiaan Huygens）、丹麦的罗默（Ole Christensen Rømer）等等，除在职院士外，还聘任了像莱布尼茨这样的外籍院士。与英国皇家学会是民间机构不同，法国皇家科学院具有国家性质，由国王发给薪资，由此培养了一批职业科学家。1683年柯尔伯去世后，由卢瓦侯爵（Marquis de Louvois）和继任的两位伯爵来负责科学院相关事务，这些法国政界重要人士都与来华传教士有来往。

科学院的主要架构是由宗教人士和贵族担任院长，设立永久秘书来负责日常的一些科学活动，除院士之外还设立了通信院士，这是法国皇家科学院很重要的一个制度。来华的法国传教士中有的被任命为通信院士，他们需要定期写报告，向科学院汇报中国的科学活动情况。永久秘书和通信院士是这一时期中法科学交流的关键人物，其中发挥最重要作用的两位永久秘书是丰特奈尔（Bernard Le Bovier de Fontenelle）和德梅朗（Jean-Jacques Dortous de Mairan）。丰特奈尔活到将近100岁，在法国皇家科学院具有重要地位；而德梅朗跟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多有来往，巴多明为康熙翻译的解剖学著作《钦定格体全录》就寄给了他。

法国皇家科学院的科学活动主要包括天文、地理和动植物方面的考察。法国当时有三个与皇家科学院相关的学术机构：巴黎天文台、皇家植物园、国王图书馆。巴黎天文台由卡西尼家族长期统摄，对法国天文学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当时很多天文观测活动目的是为了测量经纬度，定出某地的坐标点，以便绘制出一个比较精确的世界地图。通过观测北极高度即可求得当地的纬度，这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但要测量经度就要观测日月食，所作观测间隔周期比较长。后来卡西尼发明了一种方法，通过观测常见的木星卫星，同样可以求得当地经度，使测量经度的方法得到了改进。至于如何在海上精确而迅速地定出经度，在当时仍是一个难题，到很晚才得以解决。动植物的考察的任务则主要由法国皇家植物园承担，很多著名的植物学家，例如布封（Georges-Louis Leclerc, Comte de Buffon）、拉马克（Jean-Baptiste Lamarck）都在那里从事研究。国王图书馆的作用也不容小觑，皇家科学院每月在那里召开一到两次会议，有很多会议记录被保留了下来。黄日升也曾在国王图书馆为路易十四服务过。

以上是我们应该了解的康熙时代欧洲相关的学术机构和人物的背景知识。18世纪初叶中国还没有“科学”一词，于是借用宋明理学“格物穷理”的涵义，把法国皇家科学院翻译为“格物穷理院”。1713年，康熙在北京的畅春园建立了蒙养斋算学馆。中国这个科学机构的建立与法国的“格物穷理院”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这是下面将要探讨的内容。

康熙对科学的兴趣

康熙皇帝对科学产生兴趣，要追溯到他少时经历的反教案和中西历法之争。顺治年间，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作为钦天监监正深得皇帝信任，引起保守好斗的文人杨光先的不满，他在顺治末年掀起反教案，声称宁可让中国没有好的历法，也不能任用西洋人。康熙初年杨光先在鳌拜等人的支持下扳倒了传教士，造成命案。如果翻开17、18世纪很多欧洲传教士的著作或信件，杨光先的名字经常出现，可以说他是当时欧洲最出名的中国反教人物。1665年杨光先担任钦天监监正后，他监制的历法由于在一年中加了两个闰月，造成严重错误。1668年康熙派人向软禁在东堂的传教士询问历法情况，而后将南怀仁和杨光先等人召集到紫禁城午门外进行日影观测，又到观象台观水星、金星位置，结果传教士因观测精准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没有发生日食、月食的情况下，要判断测算方法的优劣，采用日影观测是最简便的方式。

这次观测活动使14岁的康熙深受震动。多年后康熙向自己的儿子坦言，此事正是促使他学习西方科学的直接原因：

“尔等惟知朕算术之精，却不知我学算之故。朕幼时钦天监汉官与西洋人不睦，互相参劾，几至大辟。杨光先、汤若望（应为南怀仁）于午门外九卿前，当面赌测日影，奈九卿中无一人知其法者。朕思己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庭训格言》）

1668年的日影观测活动对传教士来说也具有重大意义。从那时开始，耶稣会士重新掌管钦天监，南怀仁被任命为监正，他把这次活动的经过写成一本小书《钦定测验纪略》，有中文和拉丁文版本流传至今。

康熙时代的科学传播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南怀仁时代”，即从1669年开始到1688年南怀仁去世；第二个阶段是“法国人的时代”，即从1688年之后“国王数学家”来华直至1722年康熙时代结束。更早的顺治时代，我认为是明末科学的延续。1688年是科学史也是世界史上的一个重要分界点。这一年发生了英国的光荣革命，此前一年出版了科学史上最重要的一本书——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科学的进程由此改变。1688年以前，传教士在中国传播的基本上还是文艺复兴晚期的科学知识，然而随着法国国王数学家的到来，大量科学新知和仪器传入中国，因此这一年也是康熙时代科学传播的分水岭。

法国“国王数学家”来华

从法国官方史书里来看，法国派遣国王数学家来华主要有三个目的：一、为了“皇冠”的荣光，即为了路易十四和国家利益；二、为了促进法国科学和艺术的进步；三、为了传教事业。15世纪大航海之后，西班牙和葡萄牙统治着欧洲海洋，17世纪开始法国国力逐渐增强，和葡萄牙之间产生很多冲突，宗教方面不愿再受“保教权”的约束，想要以法国的名义直接派出传教士。

1678年8月15日，南怀仁写了一封很长的拉丁文信件，这封信于1680年左右到达欧洲，被刻印了几百份分发给一些国王、贵族和耶稣会高层，现在的梵蒂冈教廷图书馆和徐家汇藏书楼还能见到印本原件。信中表达了对传教事业的严重担忧，认为若再不派新的传教士来华，中国的传教形势便岌岌可危了。与南怀仁的呼吁几乎同时，卡西尼也向柯尔伯大臣建议派遣耶稣会士到东方进行天文观测，从而获取详细的地理数据。此时的法国正怀有强烈的向中国学习、与中国竞争的愿望。由于利玛窦的书中讲到了中国建立天文台的情况，在17、18世纪欧洲人的想象里，中国人对科学非常重视。1671年巴蒂斯（Ignace Gaston Pardies）出版的《几何原本》序言里，就呼吁法国皇家科学院的先生们向中国学习。

在荣誉、科学和传教三重目标的推动下，6位耶稣会士被选为“国王数学家”，1685年3月从布雷斯特（Brest）港乘坐“飞鸟”（Oiseau）号出发，绕开保教权的路线，途径阿瑜陀耶并作停留，进行月食观测活动，而后乘坐广东商人王华士的船到宁波登岸。6人中有一位留在暹罗没有入华，到达中国的5位包括：洪若（Jean de Fontaney）、白晋（Joachim Bouvet）、刘应（Claude de Visdelou）、张诚（Jean-François Gerbillon）、李明（Louis le Comte）。他们在出发之前得到了皇家科学院的指导，1684年底到1685年初，卡西尼曾两次召集他们开会，并送给这几位耶稣会士一些科学院的天文学和植物学刊物，洪若、白晋、刘应和张诚当场被任命为科学院的通信院士。

五位来华国王数学家中，洪若是“团长”，科学素养最高。他在很多研究里被称为“洪若翰”，实际上在康熙时代所有的相关档案、奏折里，从未出现过“洪若翰”的名字。洪若是路易大帝学院的数学、天文学教授，当法国人得知要把这么出色的一位天文学家送到中国时，很多人为此感到惋惜，更令人扼腕的是这位享誉法国的科学家来到中国后并未得用武之地。有关白晋跟莱布尼茨的交往，以及他们就《易经》二进制等问题进行的讨论，已经有不少研究，德国学者柯兰尼（Claudia von Collani）的《耶稣会士白晋的生平与著作》有助于进一步了解这位传教士。知道刘应的人相对较少，他是一位语言学家，在5人当中语言能力最强，但后来他的观点和耶稣会产生分歧，被开除出会，最终死在印度。至于张诚和李明，前者参与了《尼布楚条约》的谈判，而后者的著作《中国现状新志》在欧洲的出版在礼仪之争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船上除了几位国王数学家之外，还有其他传教士同行，从这批传教士留下的旅途日记中可以了解到船上的一些活动。他们利用这段时间互相学习，切磋和传授科学、宗教知识，提高拉丁文、葡萄牙文等语言能力。同行的传教士们对国王数学家抱有极高期待，认为他们一定能在中国施展才能。其中一位传教士写到：“应该好好利用这六位神父和我们在一起的机会学习天文学，他们在中国个个会像南怀仁那样。”1685年5月8日，洪若在船上为大家讲授天文学，这位传教士又感慨道：“当他成为大官，中国皇帝面前的红人时，我将可以说：‘就是他教给了我有关天体周日运动的知识’。”然而葡萄牙人对中国天主教管理权的垄断，却使得法国人的期待落空。

1687年6月17日，国王数学家一行搭乘广东商船从阿瑜陀耶出发，经过约35天的航程到达宁波。那时不允许私人船只直接带传教士来华，时任浙江巡抚金鋐便将他们扣留在宁波近100天，在宁波无事可做的传教士们在这段时间写了大量信件。我在巴黎档案馆中发现了几十封洪若在宁波写的信，从中可以了解这批传教士和当时欧洲官方、学术界交往的名单。在洪若写给皇家科学院的先生们信中，他希望科学院为他们每人配备一名通讯员，以便在遇到困难和疑问时可以获得科学院方面的指导和建议。从洪若写给卡西尼的信来看，他需要科学院为其提供天文观测方面的指示、寄送相关研究资料。

被扣留的100天里，洪若一直试图打通关节。他写信给在杭州的意大利传教士殷铎泽（Prospero Intorcetta），托后者将一些科学仪器和钟表送给浙江官员，同时写信给南怀仁求助。经过南怀仁的斡旋，传教士们终于收到了容许进京的谕旨，他们沿运河而上，于1688年2月7号到达北京，只可惜那时南怀仁刚去世。国王数学家带来了路易十四送给康熙的三十箱礼物，大致的品名包括：浑天器、座子、象显器和双合象显器（两种不同类型的显微镜），这也是中国领土上最早出现的显微镜，另外还有看星千里镜、看星度器、看时辰铜圈、量天器、看天文时锥子、天文经书、西洋地理图、磁石等等。康熙皇帝很高兴，在乾清宫召见了他们，并奖励每人五十两银子。

五位国王数学家中，康熙只把最年轻的、最害羞的白晋和张诚留了下来，天文学水平最高、资格最老的洪若却未能被留用，究其原因，应该是当时担当翻译的葡萄牙传教士徐日昇（Tomás Pereira）从中作梗。当时在场的另外一位耶稣会士是比利时人安多，他后来告诉法国传教士，康熙皇帝问你们愿不愿意留下来，徐日昇没有翻译。由此可以看出法国和葡萄牙在背后的竞争。假如洪若留下来，果真成为像南怀仁一样的人物，葡萄牙人的地位何保？可以看到在整个清朝，没有一个法国耶稣会士在钦天监里担任任何重要职位，全部是从属的地位。

1688年，路易十四还试图通过陆路派一批法国耶稣会士来华，经莫斯科进入中国国境。但是俄国沙皇不愿法国和中国建立交往，这批传教士只好打道回府。不过他们也留下了游记，其中记载了路易十四给康熙皇帝的一封信：

“至高无上的、最杰出的、最强大的、最宽宏的康熙皇帝陛下，我们非常亲密的好朋友，愿上帝增添您的伟大、并祝未来美好。我们敬悉：陛下亟待在您的周围、在您的领土上，汇集一批精通欧洲科学的博学之士。为此，我们曾在数年前决定，为陛下派遣六位数学家——我们的臣民，为陛下展示科学的神奇瑰异，尤其是建立在我们美丽的城市巴黎的著名的皇家科学院的天文观测；但大海把我们两国分开了，由于海途遥远，航行极易发生不测，不经历千难万险和漫长的旅途难以到达贵国。因此，为使陛下满意，我们构想了这个计划，出于尊敬和友谊的考虑，我们保证派遣更多的耶稣会士数学家，和Syri伯爵一起经由最近的、最安全的陆路抵达陛下身边，他们可能是陛下周围的第一批到达者，当Syri伯爵返回时，我们对陛下非凡可敬的一生会有真实的了解。祝愿上帝增添您的伟大，并祝未来幸福。”

这封极尽恭维赞美之词的信，写于1688年8月7日的马尔利（Marly）花园，署名为“您的最亲密的好友路易”。我想走海路的这批国王数学家应该也有类似的一封信呈给康熙，但可惜今天已无从得见了。

科学外衣下的治术

1689年到1691年间，康熙主要在四位耶稣会士的指导下集中学习了西方科学知识。徐日昇和安多主要向皇帝讲授算术和代数学，两位法国传教士白晋、张诚则主要向康熙介绍几何学的内容。保存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的白晋日记手稿，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中华帝国全志》中收录的《张诚日记》，以及白晋所著的《康熙帝传》，是还原这一时期科学活动情况的重要资料。将这些资料与康熙的起居注进行比对，可以发现起居注没有活动记录的日子，刚好是康熙在跟传教士学习科学。

传教士为康熙使用的教材包括：巴蒂斯的《几何原本》（Elemens de Geometrie，1671），这本书有满文、汉文的翻译；安多所著《算法纂要总纲》（Synopsis Mathematica，1685），这本书是安多在科因布拉学院教授数学的一本拉丁文教科书，也被翻成了中文，后来由康熙第十三个儿子胤祥保存。在几何学、算数之外，还有大量科学仪器传入宫廷，包括计算器、不同形制的纳皮尔算筹、绘图仪器等，康熙皇帝骑马时就会戴一些可以随身佩戴的小仪器。当时有一张专门为康熙学习数学而制作的桌子，上面画有很多数学表格，还有红木做的立体几何模型，这张桌子近年还在故宫展出过。

康熙勤奋好学，经过三年的储备，掌握了足够的科学知识，于是开始把它们作为皇权统治的手段加以利用。1691年年底到1692年正月间，康熙连续两次在乾清门与一众大臣探讨科学，内容涉及历算、音律、“径一围三”圆周率以及测量河水流量等问题，并实地进行日影观测。《清圣祖实录》对1692年2月20日的情形有专门记载，当时众臣子“仰承圣训，得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不胜欢庆之至。”当时在场的王熙、张玉书等大臣对此事也有生动记载：“奉召于乾清门，同满汉正卿及翰林掌院学士等恭睹上亲算乐律历法，并令善算人于御前布算《九章》等法，测日水平日晷，午后始出。”（王熙《王文靖公集》）观测结束后，众大臣“退而相顾惊喜，深媿从前学识浅陋，锢守陈言，而不自知其迷惑也。”（张玉书《张文贞公集》）。

经考证，这里提到的“善算人”，是方以智的孙子、方中通的儿子方正珠，康熙皇帝将这个来自桐城的小人物召进宫来进行算学演示，显然是有意为之。这样不仅能表现出他对历算人才的关注，也扩大了这场宫廷表演的观众范围。通过这两次“科学作秀”，康熙认定“汉人于算法一字不知”（李光地《榕村语录续集》），达到了他想要通过科学才能慑服汉族大臣、抬高满人地位的目的。

为摆脱西学而设立的蒙养斋算学馆

1692年康熙颁布容教诏令“新旨通行”，允许传教士在中国土地上自由传教、新建教堂，中国教徒参与传教也不再受限，传教士为此不胜欢欣。诏令中提到颁布此旨的原因是：传教士在历法、火器制造和谈判方面有诸多功绩。然而到1705年之后，康熙对西洋人的整体态度产生了大的转变，重要原因是教廷特使多罗（Carlo Tommaso Maillard de Tournon）在这一年的年底到了北京，禁止教徒祭祖祭孔。有关翻译问题的争议也使礼仪之争的冲突加剧。1706年底，康熙召李光地和熊赐履进宫，对他们说：“汝等知西洋人渐作怪乎，将孔夫子亦骂了。予所以好待他者，不过是用其技艺耳，历算之学果然好，你们通是读书人，见外面地方官与知道理者，可俱道朕意。”可见康熙对传教士“用其技艺”的一贯政策与对教廷特使多罗禁止祭祖祭孔的强烈不满。

1711年夏至的日影观测事件，则是康熙失去对西学信任的转折点。是年夏至日，康熙发现钦天监计算的夏至时刻与实测日影不符，实际上他此前已通过新来的波西米亚传教士杨秉义（Franz Thilisch）得知，西方有了新的天文表，但钦天监采用的仍是旧的计算体系，康熙对此感到愤怒。而在同一年，传教士又被发现私藏了有关教皇禁止祭孔旨意的信件。礼仪之争背景下发生的这些事件，都加深了康熙对传教士的疑虑，决心要让中国人独立掌握历算知识，于是便有了1713年蒙养斋算学馆的成立。

蒙养斋开馆之前先是广纳人才，从全国各地召集了上百人，进行考试推荐后，录取了72位，包括：梅文鼎的孙子梅瑴成、蒙古族数学家明安图、泰州人陈厚耀、李光地的学生王兰生、还有桐城派的重要人物方苞等等。方苞对数学懂得不多，但文笔很好，所以很多科学著作的最后的润笔、定稿工作应该是由方苞完成的。蒙养斋实际的负责人则是康熙的第三子胤祉，在他的领导下，蒙养斋算学馆聚集了一批中国年轻算学家和学者，他们进行了很多天文学的观测，主要是通过日影观测来测量黄赤交角，以定出经纬度。他们还编撰了三部重要著作：关于数学的《数理精蕴》（1722）、关于天文学的《钦若历书》（1722，1725年改名为《历象考成》）、以及关于音乐的《律吕正义》（1713），这三部书后来合为一部《律历渊源》，成为康熙时代最大的科学工程。这三部书对整个清代的科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然而蒙养斋算学馆的设立却无法脱离传教士的影响。首先它的设立离不开法国皇家科学院通讯院士、“国王数学家”白晋，以及后来的法国传教士傅圣泽（Jean-François Foucquet），他们让康熙了解到法国皇家科学院的情况，产生仿效法国建立中国自己的科学机构的想法。而蒙养斋的主持人胤祉年轻时曾向传教士安多等人学习，蒙养斋开馆后的科学工作也多有传教士参与，他们频繁为蒙养斋编制数表、解释科学原理，其中许多传教士都是由白晋、洪若促成来华的。那时有很多西方较新的科学知识由这些传教士带入中国，传授给蒙养斋的中国数学家，数学方面包括：代数学、对数术、三个无穷级数公式、三角函数及其对数表等等；天文学方面，开普勒、哥白尼、笛卡尔、罗默、哈雷、卡西尼、腊羲尔（Philippe de la Hire）等人的成就被介绍进来；此外还有西方解剖学和药学知识的传入。

为了摆脱传教士控制下的西学而向西方学习，蒙养斋带有“自立”目的，试图对法国皇家科学院进行模仿，却没能使中国实现科学的自强，反而在康熙之后与西方差距逐渐拉大，科学近代化失败背后的因素值得深思。

康熙时代“被卷入的”科学

我认为康熙时代传入中国的部分科学是被动的、“被卷入的”科学。康熙对科学的需求主要出于统治和实用的目的，比如历法的制定和日月食的预测，并非出于对科学本身的兴趣；而传教士愿意将怎样的科学知识介绍到中国来，又制约着中国人对科学的认识。在中国发生的科学活动跟欧洲，尤其是法国所主导的科学计划密切相关，因此要把它们放到全球史的视野中来看。

比如洪若、白晋等国王数学家为了完成法国皇家科学院的任务，对行星、木星卫星、日月食等进行了大量观测，并在北京进行了中国最早的整年气象观测。又如1707-1718年多位传教士对全国各地进行经纬度的测量，最终绘制出《康熙皇舆全览图》，这一成果其实建立在更早的一次大地测量基础之上。1702年安多沿着经线对北京到河北霸州的两百里土地进行测量，这次活动至关重要，因为它决定了经度1°相当于200里长，为1707年开始的大地测量奠定了基础。可以看到，康熙时代的大地测绘和天文观测活动，往往并非由中国主动开启，而是传教士出于欧洲的需要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之后，才为中国所用。某种程度上讲，康熙时代中国的科学活动，是欧洲科学活动在中国土地上的重复。

对康熙皇帝的贡献要从两方面进行评价：一方面他出于对科学的爱好，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方科学传入中国；另一方面他出于治术的考量，将科学知识视为私有，故意延迟科学著作的出版，以便用来威慑和控制汉人。这使得传入中国的科学仅作为宫廷科学存在，没有及时在更大范围进行传播。到了晚年，康熙开始提倡“西学中源”，认为西方很多科学思想都源自中国，大臣们为迎合康熙的观点，也对“西学中源”说进行发挥和传播，给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

康熙时代毋庸置疑是科学交流极为频繁、充满机遇的时代，然而康熙之后，中国跟欧洲在科学方面产生“大分流”。假如雍正继位后没有对热衷科学、文化活动的胤祉的打压，也许情况会不一样。然而存活于皇帝意志之下中国科学，恐怕始终难以“自立”。有关康熙时代的满文、法文、葡萄牙文、拉丁文档案，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我想这一题目再花数十年的时间可能还做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