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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研究︱五四前后英国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在华传播的评估

侯中军(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2020-02-26 17:13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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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具有相当发达的情报系统,除外交情报系统之外,还有一个隶属军方、名为情报处(Intelligence Bureau)的机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情报处在华设有分支机构,与英国驻华使领馆之间存在业务上的合作。对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情形,英国外交情报系统有着比较详细的记录。根据英国外交档案,学界认为,自1918年起英国情报部门就详细记录了苏俄不断派人来华的情况,如对波波夫(M.Popov)、李泽洛维奇(J.Lizerovitch)及李汉俊等人的监视,以及对五四运动前后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观察及评判,这些对于从域外视角切入中共建党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总体而言,在马克思主义在华初期传播研究领域,尚未有专论涉及英国驻华情报部门的分析及应对,本文将对此作一尝试。

一、关于《布尔什维克的东方计划》

1917年10月,俄国爆发十月革命,新成立的苏维埃政权宣布退出帝国主义战争,与德国缔结和平条约。此时,北京政府已经对德宣战,与英、法等国同处协约国阵营,俄、德单独谈和使中日两国有可能从军事上直接面对德军,这对双方都构成了一种压力。1918年,中日缔结共同防敌协定,北京政府进而出兵西伯利亚。在此国际关系背景之下,英国担心俄国革命会在中国引起连锁反应,进而爆发革命。这种担心并非空穴来风。1919年3月共产国际成立后,努力在全球推动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指导各国建立共产党。其实在共产国际成立之前,中国国内已经出现形形色色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和报刊,他们中间有很多是无政府主义者,也有国民党人。现有研究认为,早期社会主义青年团及共产党早期组织,并未把无政府主义者排除在外,许多共产主义者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多少都受到过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尽管他们本身并不认为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

五四运动前,英国外交情报部门对中国政治形势进行了评估,并未将中国的布尔什维克视为需要特别重视的力量,也不认为五四运动是布尔什维克直接策划的。当时英国驻华情报处设在上海,由邓海姆(G.C.Denham)负责,秘书为布莱伯恩(A.D.Blackburn)。在情报处1919年3月27日的例会报告上,第一条记录是一份已经被证实的消息,即布尔什维克将于3月底在上海开会,目的是在西伯利亚组建军队,并在中国、日本、美国宣传布尔什维克。情报处得知,四名布尔什维克代表已经自鄂木斯克启程赴上海。 4月26日,在向英国外交部汇报布尔什维克在中国发展情形的报告中,驻华公使朱尔典(J.Jordan)给出了总结性意见,认为“中国是布尔什维克传播的荒漠”。

朱尔典

北京国民外交协会在得悉巴黎和会上中国直接收回山东权益的要求遭拒后,于5月3日发表公开电,要求政府训令中国参会代表不得签字,“宁退出和会,不得签字”,定于“北京中央公园开国民大会”,“望各地方、各团体同日开会,以示举国一致”,号召各界同时举行游行示威,五四运动的全民风暴已经酝酿。

5月4日下午一点,北京各学校学生约2000人,聚集在天安门外,发表演说,继而上街游行,火烧赵家楼。教育总长傅增湘在第二天给内务部的报告中称,学生上街游行系因“外交问题”,“实属狂热过度”,不认为其背后“主谋”是布尔什维克。

五四运动爆发后,情报处注意到了中国的反日运动。在5月8日的例会上,情报处指出,凡尔赛对德和约决定将青岛交给日本,正是此举激起了上海及中国其他地区的反日浪潮,尤以学生为甚。中国各大城市爆发了示威游行,骚乱行动一度令人恐惧,但现在形势已经平静下来了。6月5日,情报处讨论了中国各地的抵制日货运动,认为学生是运动的领导者,日本在华商业受到严重损害。对于“三罢”运动,情报处认为,尽管日本认为运动背后有布尔什维克的因素,但事实上日本所提供的证据不具有说服力,没有证据表明这是布尔什维克宣传的结果。

日本则将中国的爱国排日运动与布尔什维克相关联,希望得到英、法等协约国的同情,镇压中国的排日运动。日本威胁北京政府将增派军舰来华,希望中国立即扑灭五四运动。时任日本陆相的田中义一警告中国驻日代办庄璟珂,“风潮如不早息,该派势力将波及军界,彼时中国大局必陷于无可收拾之情况”。

虽然日本刻意将布尔什维克与五四运动相联系,但英国驻华公使馆并不认可此种判断。1920年1月17日,朱尔典在其报告中仍坚持同样的看法,“尽管中国的暴力运动表面看起来轰轰烈烈,诸如军队哗变、抢劫城镇等,但这只不过是中国漫长历史过程中的循环事件,没有必要将其看作与布尔什维克主义有关的事件”。4月9日,朱尔典再次强调:“事实很清楚,中国政府对于布尔什维克主义是免疫的,绝对反对在该国传播它。”

对于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英国外交情报系统的关注重点呈现以下特点:一是把无政府主义者或类似团体的活动视为布尔什维克主义;二是从远东国际关系的视角关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在华传播,防范俄国革命引起连锁反应,注重的是英国在华利益。

1920年7月14日,针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英国外交大臣寇松(George Nathaniel Curzon)认为,中国内部可能会在一定的情形下产生同情和支持,要求英国驻华人员关注此等趋势的发展。英国驻华公使馆代办克来佛(R.H.Clive)收到寇松指示后,即致函英国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康斯丁(C.F.Garstin),请其就布尔什维克的活动情形作一汇总说明。8月12日,康斯丁将情报处关于远东布尔什维克活动计划的调查结果,以备忘录的形式发给克来佛。

康斯丁称,依据从日内瓦获得的题为《布尔什维克的东方计划》的秘密报告,情报处试图分析中国的布尔什维克运动在多大程度上受俄国的指导。情报处指出,“报告涉及的很多事情均在情报处的管辖范围之外”,比如“情报处并不知晓中国代表团已经于1919年12月抵达莫斯科,并在莫斯科进行了在华成立宣传组织的讨论,也完全不知道有一个俄国特别使团被赋予进行宣传工作的使命”。

该秘密报告记录了布尔什维克政府的四项与中国有关的计划:贷款、以中文编辑和出版宣传品、成立宣传小组和继续征召中国人参加苏俄红军。关于贷款和征召中国人参加红军,情报处表示没有任何消息来源。关于第二条,情报处注意到有大量中文印刷品出现,其中最能简单直白阐述布尔什维克理论的有四种:一是陈炯明在漳州印刷的一些小册子,这些小册子的部分样本及翻译件已被呈送寇松;二是北京大学学生出版的一份周刊,情报处只有该周刊的一些复印件,没有周刊的具体发行情况;三是一份名为《进化》(La Evolucio)的世界语和中文并用的月刊;四是一份名为《无政府主义及无政府组织的理想》的宣传册,该宣传册信奉极端无政府主义,还提到了俄国最近的革命,但并没有使用布尔什维克主义这一词汇。

上海世界语团体中的俄国人斯托帕尼(V.A.Stopany)在四川北路经营一家世界语学校,通过陆式楷与陈炯明建立联系。上海还有俄国人李泽洛维奇,这个俄国人经常被情报部门提及。北京大学出版刊物的团体由该校最有超前意识的现代化政团分子组成,与布尔什维克并无关联。情报处认为,上述四种宣传品应该没有受到俄国资助或支持。

情报处指出:“尽管上述分析中出现了俄国人的名字,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些活动与日内瓦秘密报告所提到的总指挥部有直接关系”,“中国的布尔什维克活动完全属于自发行动,应该是特定个人积极活动的结果,在无外界资助或控制的情况下,这些个人分别在其地域内活动”。情报处还表示,上述结论也可能存在例外情形,并特别列举了情报处掌握的其他在华俄国人的情形,如阿格辽夫(Alexis F.Agarief)、霍多洛夫(Hodorof)等。情报处指出,阿格辽夫自封为远东共和国政府代表,在北京进行过一些活动;霍多洛夫与阿格辽夫类似,两人经常一起活动,似乎霍多洛夫曾任海参崴市长。在上海期间,阿格辽夫通过俄文报纸《上海生活报》与其他俄国人保持密切联系。阿格辽夫经常写一些有关俄国情况的文章,如果所写的俄文文章要在美国报纸上发表,就由他的朋友李泽洛维奇翻译成英文。通过李泽洛维奇,阿格辽夫还尽力接触那些不了解俄国革命的中国人。据可靠报告,霍多洛夫一直通过赤塔与莫斯科保持联系,并负责报道有关莫斯科和西伯利亚的情形。情报处认为,种种事实表明,中国和莫斯科之间应该存在联系渠道。

1920年3月26日,苏俄政府发表对中国人民及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愿将帝俄时代抢夺侵占的权益无条件归还中国,废除中俄之间一切不平等条约,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情报处注意到,中国各大报纸纷纷转载这些呼吁建交的条款,内容包括无偿归还中东铁路、归还森林和矿山、废除庚子赔款及治外法权等。情报处认为,苏俄开出这些条款,“完全是引诱性的,目的是通过此类宣传增进中国人对苏俄的好感”。秘密报告认为,俄国有意通过宣传,说服中国人与布尔什维克合作,对抗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这些国家既是苏俄的敌人,也是中国的敌人。对此判断,情报处认为,虽然有消息表明有人在军队里宣传鼓动,但这类鼓动无法证明是布尔什维克背后怂恿。至于秘密报告所称“布尔什维克正在中国的南方和北方快速发展,许多运动都有成百上千的人参加”,情报处认为,这种判断有些夸张。

1920年8月18日,克来佛在向寇松汇报上海布尔什维克活动的情况时称,情报处没有找到证据证明有人在背后指导和支持布尔什维克在华活动;情报处更倾向于将此类活动看成少数狂热个体的自发行为,这些个体散落在中国各地,没有接受外部世界的资助或控制。

总之,此时情报处并不认可日内瓦秘密报告的内容,认为报告所列举的证据有的片面,有的属于过时消息。对于英国最关心的中国布尔什维克性质的运动背后是否有俄国的指导和支持,情报处认为,中国布尔什维克性质的运动是自发的,并无苏俄的支持。事实证明,情报处的这种结论有些武断。其实,在维经斯基来华之前,苏俄就已经派多人来华传播布尔什维克主义。日内瓦的报告仅仅提到了陈炯明和刘师复,而在北京活动的李大钊、在上海活动的陈独秀并未出现在报告中,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报告本身的确有很大的局限性。

维经斯基

二、对中国布尔什维克的评估

虽然情报处对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之间的区别有所认识,但也经常将三者视作一个整体。情报处的矛盾认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夜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一种实际状态。现有研究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华传播的早期阶段,无政府主义者与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之间的界限并不清楚,具体到某一个人身上,可能兼具双重身份。如对真理社的研究,揭示了俄国布尔什维克与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主动接触及合作,而早期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也主要是由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两支重要力量组成。

情报处主要是通过无政府主义者主办的刊物观察他们。1920年8月17日,康斯丁详细梳理了《进化》杂志所透露的有关无政府主义的重要事件,并称情报处已经完全掌握了该杂志。这是因为在新加坡进行的一次突击检查中官方缴获了一些杂志,其中包括1919年3月刘师复的纪念专号。这份杂志简单回顾了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发展过程,对于了解该组织的历史发展状况很有帮助。

情报处认为,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所信奉的“自由”一词,表明了他们与英国无政府主义之间的联系。事实上,《进化》杂志自称是世界无政府主义运动的组成部分,刘师复曾代表中国被列入世界无政府主义者大会的通信名录。报告还列举了其他无政府主义团体及其代表刊物,认为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这些无政府主义团体是否在利用1919年的反日运动达到其目的,如果利用了反日运动,则在多大程度上利用了该运动”;二是“这些无政府主义团体与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是否存在直接联系,是否受到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启发”。情报处判断,迄今为止,在中国境内,情报处所掌握的信息不能就上述两点中的任何一点作出肯定回答;而在新加坡和荷属东印度,可以确认第一点的存在,第二点可能存在。

情报处认为,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与无政府主义存在密切关系,并在逐步向布尔什维克方向发展。上海学生1919年的反日运动并非自发产生,其背后有某种力量促使和支持了学生运动,这种力量可能就是工党及其联盟。例如,情报处掌握的救国会分支“广东新社会”在一份宣传品中称,“最近的北京学生运动是受俄国近期革命的影响而发生的,青年学生朝着布尔什维克主义又迈进了一步”;而上海救国会“既不是无政府主义组织,也不是布尔什维克社团,它只是一个由3000名留日学生组成的群体,目的是唤起中国人的爱国情感,摆脱日本的枷锁”。情报处认为,虽然救国会中有些南方代表被认为是无政府主义者,但就其核心宗旨而言,救国会是一种向善的力量,而非邪恶组织。至于工党本身与反日运动的联系,由于材料缺乏,还难以形成具体判断。

情报处判断,近期无政府主义的发展威胁不大。无政府主义者将被限制在可控范围内,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政府允许他们谈论、发表不会触及政府根本利益的观点。虽然并不将无政府主义发展视为危险,但亦认为推翻政府的持续努力为无政府主义提供了深厚的发展土壤。“中国政府仍将其限制在极少比例的人口之内,几乎全部是在条约口岸,它不太可能会对中国政府产生永久性影响,更不会导致工团运动或其他形式的劳工暴动。”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在目前所见英国外交部的领事报告中,如此重要的事件并未被英国情报系统所掌握,即使在一年后的报告中仍未提及此事,但是他们已经意识到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充分发展。情报处负责人邓海姆就其掌握的信息,结合中国无政府主义及工人运动的发展趋势撰写了一份分析报告,认为中国的无政府主义已经向共产主义转变。

1922年,邓海姆又完成题为《广东的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及其与工人运动的联系》的报告,提出了“工党”(Kung Tong)的概念,但未提及已经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报告主要论述了中国的无政府主义已经与工人运动结合,并向共产主义转变。报告称广东的共产主义活动在过去两年获得了引人注目的发展,这种快速发展与无政府主义密不可分;随着共产主义运动的快速发展,工人运动急剧扩大,发生了多次罢工运动,形成了有影响力的工人组织。因此,“有必要讨论工人组织的地位和作用,因为有明显的证据证明,工人运动的领导者是共产主义的忠实信徒,深受布尔什维克及其主义的影响”。邓海姆认为可以用“工党”一词来概括这些工人组织,虽然事实上并不存在名义上的“工党”,但已经有几个工人组织具备了上述特征。邓海姆所提“工党”一词,其实是一种形象的概括,是用来形容几个不同工人组织联合的执行委员会,该委员会能够协调各工运组织的活动。邓海姆在论述此时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时,曾认为“所有收到的信息很清楚地说明,当陈独秀等领导下的共产主义出现后,广东的布尔什维克已经掌握了权力,无政府主义者不再具有操控工人的能力”。

邓海姆认为,无政府主义败给共产主义,原因在于陈独秀、孙中山、陈炯明之间的成功合作。报告指出,“10年来,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一直处于相互牵制中”, 1920年两者关系发生转变,陈独秀到广东后与孙中山、陈炯明合作,很快驱逐了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快速地被共产主义取代,主要原因是无政府主义团体信奉自由,认为成立专门的组织机构将会限制个人自由,是没有必要的。此外,由于共产主义者具有出色的组织能力,工人组织成员深信无政府主义事实上已经被共产主义掌控。邓海姆总结了无政府主义团体的一些弱点,并列举了六个无政府主义团体的解体案例,但他也注意到无政府主义者仍在继续努力,并开始与新的反基督教运动相结合。

邓海姆还专门写了一篇关于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报告,梳理了广东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建立过程。报告认为,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广东最重要的共产主义组织,属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分支。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内既有共产主义者,也有无政府主义者,但这两派在1921年4月发生分裂后,大部分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1921年10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决定重建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将其改造成一个纯粹的布尔什维克组织。11月,谭平山着手组建新的青年团。1922年1月召开预备成立会议,3月14日召开正式成立大会。邓海姆对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分析还是比较准确的,注意到了青年团内部无政府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的合作与分歧。

邓海姆主管驻华情报处,其对中国布尔什维克发展趋势的预测并不代表英国驻华公使馆的意见,有时邓海姆的报告会绕过驻华公使馆直接呈报英国外交部。1920年,艾斯敦(Beilby Alston)继朱尔典之后出任英国驻华公使。基于多年的在华工作经验,他本人对邓海姆的评估报告持保留意见。情报处与驻华公使馆的主要负责人对中国布尔什维克发展情形意见不同,此种英国驻华人员之间的内部分歧,最终发展到被迫调离相关人员之地步。

1922年7月10日,克来佛向英国外交部报告1922年第二季度中国布尔什维克运动情况,其中包括英国驻华公使馆二等秘书哈伯德(G.E.Hubbard)关于中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一般介绍、上海劳工运动的文章以及哈伯德和邓海姆的分析判断。在此报告中,英国驻华人员的内部分歧已经显现。

邓海姆判断,“中国人将采纳布尔什维克的相关理论”,因为“大量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对北洋政府极端不满,他们试图抓住一副现成的灵丹妙药解除国家所受的病痛”,毫无疑问,“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出现提供了一条达成目的的捷径,以实现他们废除现行制度的愿望”。对此,哈伯德指出,在中国人要废除的现行制度中包括“外国人的统治”,因为对中国人而言,外国统治是一种负面力量。但这些对国家现状不满的人在多大程度上与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产生共鸣并投入实践,仍是一个问题。哈伯德强调,在当下的中国,布尔什维克并非无法克服的困难,无须引起各国过多的关注。从本质上讲,布尔什维克不同于中国国内的劳工问题,后者实质上是经济问题。

通过进一步分析,哈伯德认为,除广东的劳工运动外,其他地区的运动几乎都是知识阶层的宣传和鼓动,但运动的影响已经开始向下层民众扩展;对共产主义的向往推动了香港和上海工人运动的爆发;劳工运动(五四运动)的爆发主要是受青年学生和大学教授所鼓动,并得到了俄国职业革命家的支持。运动宣传将无政府主义与残留的朴素的排外思想掺杂在一起。

参与五四运动的北平学生

但哈伯德承认,广东比较特殊,存在一定的失控风险,布尔什维克有可能在广东发展起来。广东之所以有别于其他地区,主要是有职业革命家在这一地区活动,如孙中山及其追随者的革命活动。哈伯德还引用朱尔典的观点指出,把一些社会和经济运动错误地冠以共产主义标签也是一种危险,这种危险会导致误把日渐增多的劳工暴乱当作共产主义运动。

在如何监管中国布尔什维克方面,邓海姆与哈伯德也存在分歧。哈伯德认为:“对于协约国未来面临的危险,无论采取何种预防方式,效果都是令人怀疑的。”而邓海姆所提的预防建议主要是从市政管理入手,包括在上海设立特别市政警察,并取消非实名的邮政信箱。而这些举措最有可能遭到各种抵制,且易于被煽动闹事者滥用。

邓海姆的报告呈送英国外交部后得到了答复。此时,寇松因病无法工作,英国外交部由贝尔福(Arthur Balfour)主持工作。驻华公使艾斯敦接到贝尔福的函件后,认为函件所言与自己的切身感受并不一致。他在肯定邓海姆所得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他本人并不准备增加新的资料来验证或批评报告本身,只是希望阁下能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并仔细研读公使馆二等秘书哈伯德递交的关于此问题的备忘录”。艾斯敦称,自1921年9月26日向外交部汇报后,他得悉邓海姆又撰写了三份报告,分别是1921年12月27日的《中国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1922年2月27日的《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中国》及3月7日的同名报告。但艾斯敦称,他本人并未收到这三份报告的副本,邓海姆没有提供给他。

为了更为翔实地了解情况,以便作出准确的判断,艾斯敦以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有关各国自身利益相关为由,要求驻华各国外交人员向他们提供所掌握的任何有关中国布尔什维克活动的信息。美国外交人员提供了哈尔滨地区布尔什维克的活动情况,但这一信息并未被重视。艾斯敦认为,因地缘关系,哈尔滨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热点地区,但它距离中国其他地区过于遥远,难以对人口聚集的中心区域产生实际影响。针对比利时外交人员提供的陇海铁路工人中布尔什维克组织的活动情况,艾斯敦认为,尽管铁路工人中的布尔什维克组织引起了一些麻烦,但不会产生大的影响。

在中国布尔什维克的发展趋势上,艾斯敦倾向于哈伯德的判断。哈伯德认为,回顾三年来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无论将其称为布尔什维克主义、无政府主义或者其他任何名称,这种从事颠覆政府的思想是在加速传播的,远比1919年预测得要快,尽管传播的主要地域限于少数中心地区,如哈尔滨、上海和广东。

三、英国驻华机构的内部分歧及斗争结果

英国是从英联邦的大范围观察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传播,其落脚点并不限于中国,而是将东南亚的华人华侨聚集区一并统合考虑。鉴于印度对英联邦的重要性,英国极为重视与印度有关的事项。1922年前后,英国情报部门对整个远东地区的情报预判特别是关于布尔什维克活动的判断与邓海姆的意见并不一致。基于远东地区的情形,在邓海姆与克来佛的争端中,英国外交部倾向于克来佛的判断。

尽管存在各种质疑,情报处主管邓海姆仍坚持自己的判断,认为自己的消息来源绝对可靠。1922年7月25日,邓海姆致函艾斯敦,反驳哈伯德的批评,强调自己所提供的信息绝非来自北京公使团,除极个别的案例来自上海警察局外,其他所有信息都是通过专门机构收集来的。邓海姆认为,劳工问题或许根源于经济问题,但正是在这些不满现状的劳工中间,鼓动布尔什维克的人发现了现成的工具,这些劳工组织中可能会出现布尔什维克和无政府主义的领导者。“在我看来,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劳工问题相结合是最令人不安的因素,这种结合方式很容易导致对资本主义的攻击,煽动分子总是将攻击矛头对准外国资本主义,进而导致排外情绪。”对于加强邮政监管的建议,邓海姆认为克来佛等人并未完全理解,不认为建立一个新闻监管制度就会起作用,“鉴于任何人都可以申请到一个邮政信箱,不能让邮局为那些已经公开的布尔什维克分子提供邮政信箱,应加强对邮政信箱的管理”,“为什么邮局不能拒绝为已经公开身份的布尔什维克提供服务呢?”

对邓海姆不利的是,在此次围绕布尔什维克问题的纷争中,英国驻广州总领事杰弥逊(J.W.Jamieson)和代理上海总领事璧约翰(J.Brenan)支持克来佛。针对邓海姆关于广东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认识,璧约翰表达了不同意见,“可能我是错的,但我仍倾向于认为,邓海姆关于共产主义已经在中国站稳脚跟并需要积极应对的观点,是对事实的严重夸大”。对于广东等地的劳工运动,璧约翰称,“不可否认,最近几年来劳工运动是在快速发展,上海等大城市的罢工运动也频繁发生”,“商人团体和劳动协会的数量快速增长”,“中国工人也认识到了集体抗议的价值”,但这种情况是因人口快速增长而发生的意料之中的事情。关键是要区分中国此种工人运动的发生,多大程度上是基于经济原因、多大程度上基于政治动机和多大程度是受俄国布尔什维克的鼓动,要将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作比较,要分析中国的具体情况。璧约翰以邓海姆的报告中列举的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例,分析了这种区别。他指出,根据邓海姆的分析,这是广东最重要的共产主义组织,据说有1000名成员,其中300名是工人。虽然如此多的人参加了共产主义组织,但相比数百万的人口总数,似乎就不那么引人注目了。对于邓海姆所言的各种秘密组织,璧约翰也不认为情况很严重,“中国一直存在秘密社会,尤其在南方”,上海出现的秘密组织多如雨后春笋,“但参加他们会议的人数很少,只是经常故意发表一些吸引人眼球的决议或电报”。总之,璧约翰认为,真正的劳工组织确实存在,也确实有一定数量的闹事工人,但“我非常怀疑这种判断,即其中的无政府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成分将会给中国带来严重影响”。

杰弥逊于1922年8月2日致函邓海姆,对其收集情报之勤勉表示敬佩,但质疑其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结论,称其中大部分资料仅仅是为应付检查之用。杰弥逊以其亲自参加的广东工商业者联盟的一个集会为例指出,广东工商业者联盟是孙中山试图笼络小资产者的组织,所有的无政府主义者、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及共产主义者都受邀出席了联盟成立大会,其实可以随意地给这些劳工运动的组织者贴上一个标签。杰弥逊估计,即使是如此重要的成立大会,出席者也不会超过300人,况且还包括了海外工商业者。最后,杰弥逊称,“我看不出阁下报告中所提及的社会组织的重要性”。

随着克来佛与邓海姆之间争论范围的扩大,克来佛最终要求调走邓海姆。1922年6月8日,克来佛致电英国副外相韦尔斯利(Victor Wellesley),商讨是否应由印度总督结束邓海姆作为远东情报主管一事。“我不认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威胁已经严重到必须设立一个专门秘密机构的程度”,因为“从实践角度看,设立这样一个秘密机构需要花费大量资金维持遍布中国的下属机构,而所获消息的可靠性却让人怀疑”。克来佛坚持认为,无论如何,邓海姆既缺少经验又不会说中文,这两种不利条件将会限制他从获得的大量情报中辨别出真正有价值的信息。

在对情报处的设立及人选进行总体评估后,克来佛对邓海姆本人及其工作发表了看法。他认为,邓海姆是一位精力充沛和有能力的官员,能很好地遵守公使团及上海总领事的各项规定。克来佛称赞邓海姆在任上花费了大量精力完成工作,尽力发现布尔什维克和无政府主义者的信息,但他严重质疑邓海姆的工作效果,“邓海姆是在花钱雇人收集此类信息,这些受雇人员为了证明自己物有所值,总会找些信息提供给邓海姆,结果就产生了关于布尔什维克和无政府主义者的长篇报告”,“总之,尽管邓海姆提供的此类信息或许有一定的价值,但很难看出有何实际用途,在国家经济窘迫的情形下花费如此大笔开支尤显不值”。

克来佛希望调离邓海姆,重新选派合适人员负责相关工作。他指出,如果英国政府希望密切跟踪中国的布尔什维克运动,仍然需要“能专门胜任的官员具体负责”。他认为,专门任命一位熟悉印度语的官员负责在华印度人的事务无疑将会产生极大的便利,不但可以随时关注印度人的活动,而且可以在其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或与华人发生冲突时提供帮助。如果可能,“建议从印度机构或印度军队语言官员中抽出一名人员充任此职”。11月11日,克来佛再次密函寇松,重申6月8日致韦尔斯利的提议,即为了应对邓海姆离职后的空缺,应尽可能增派外交领事人员,以便监视和观察中国的工人运动和布尔什维克的发展。为了能说服寇松增加情报监视人员,克来佛甚至认为公使团现有编制已足够应付工作,同意不再增加人手。韦尔斯利12月16日回函称,克来佛所汇报的情况印证了外交部之前的猜测,关于停止邓海姆职务建议与外交部的想法不谋而合。但对于建议从印度事务机构抽调人员充当驻华领事,以便处理在华印度人事务,韦尔斯利认为并不具有可行性。

1923年1月,克来佛仍认为中国布尔什维克的发展不会导致暴力排外运动的出现。1月2日,克来佛将英国驻哈尔滨领事波特(Harold Porter)的密函转发给寇松,此函对中国的布尔什维克运动发展态势有一个总的评估。波特称:“如果认为中国人认可共产主义,实在是难以让人相信,但经苏俄鼓动的革命团体正在发展壮大,在共产主义的唆使下,正如义和团运动时那样,革命的对象很可能转向专门针对外国人。”

对波特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评估,克来佛整体上是认可的,但他认为,尽管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不可避免地产生排外思想,但在本质上与义和团运动时期的盲目排外是不同的。

此时邓海姆仍是英国驻华情报处的负责人,克来佛照例将波特的报告抄转邓海姆,并强调波特报告内容的消息来源未变,仍是通过此前既有渠道获得的。“尽管波特本人相信其消息来源可靠,但仍建议对其所提供的信息持保留态度,除非能有机会验证其真实性。”

1923年4月,情报处主管邓海姆终于被调离中国。5月8日,接替艾斯敦出任英国驻华公使的麻克类(J.W.R.Macleay)致函外交部,汇报邓海姆离开后英国驻华情报处的工作情况,建议尽快选派继任人员,以便监管在华印度人。

结语

1919年至1922年是马克思主义在华早期传播阶段。对于国际关系史而言,这一阶段正是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形成时期,也是中国外交的转型时期。中国希望以战胜国的身份收回被日本侵占的胶澳租借地和胶济铁路,一举废除列强在华的不平等条约,但英、法、美等国无视中国的正当要求,促成了中国国内五四运动的爆发。十月革命的爆发及苏维埃俄国的诞生是这一时期国际政治领域的另一主题。新生的苏俄高举反对帝国主义的旗帜,与英、法等国支持的白俄武装进行武装斗争,最终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自此有了新的国际背景,处于共产国际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双重影响之下。

英国并非完全因为意识形态问题而关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在华传播,它是有现实利益考虑的。1920年秋,苏俄在同白俄残留势力进行军事斗争的同时,有意通过武装手段解放印度,打击英国。李泽洛维奇响应苏俄的号召,竭力在华鼓吹反对英帝国主义。

英国对布尔什维克的监视和防范是在英联邦的范围内展开的,并不仅仅局限于中国。英国关心的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活动是否得到了苏俄的指导和资助,考虑更多的是国际关系。此时的英国,倾向于把无政府主义者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可能人选,并给予了重点关注和分析。

英国掌握的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在华传播情况尚称客观,但在对十月革命后直到中共成立前后传播情况的认识上则存在分歧。其内部存在两种不同认识:一是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获得了极广泛的群众基础;二是认为中国普通大众并不了解马克思主义,也不会支持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朱尔典离职之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在华传播的评判是消极的,认为即使有布尔什维克的出现,也不应高估中国的工人运动,这一切都是中国漫长历史循环中的一部分。英国驻华情报处对无政府主义的关注或许误导了其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评估。即使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仍然关注无政府主义者与布尔什维克联合发动的工人运动,并以所谓的“工党”概念来总结其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发展的认识。

朱尔典辞职后,艾斯敦接任英国驻华公使一职,但两年后即辞去公使职务,1922年离职回国。在英国驻华人员内部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认识的论争中,艾斯敦、克来佛等外交人员的意见是一致的,虽然认识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很快,但并不认为将会损害列强在华利益,尤其不会影响英国在华利益。邓海姆为监视日益活跃的共产主义运动,花费了大量的金钱,而所得情报并不为英国驻华一线外交人员认可,这导致了英国驻华机构内部矛盾的产生。

由于马克思主义早期在华传播的隐蔽性,英国驻华情报处尽其可能收集相关情报,并获得了一些信息。但不可否认,情报处的信息来源是不准确、不全面的,甚至漏掉了维经斯基来华以及中共成立这样的重大事件。就目前英国外交部档案所披露的信息而言,英国外交部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监视和分析,主要考虑的是英国的国家安全,担心十月革命会在中国和印度引起连锁反应,损害其在远东的利益以及动摇对印度的殖民统治。虽然英国重视防范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但并不认为会因此而发生革命运动。英国虽然在华深耕多年,拥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特权,自诩了解中国,但事实上低估了中国人不断寻求革命道路的努力。历史证明,十月革命在华播下的革命火种,终将燎原。

(本文首刊于《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12期,原题《五四运动前后英国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在华传播的监视与评估》,作者侯中军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原文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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