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思想周报｜网课与教育公平；希腊经济与难民危机

【国内】网课与教育公平

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网课暂时取代了传统的线下课堂教育。当城市中老师、学生、家长对教育模式突然转变带来的不适应的吐槽逐渐平息，日前一则河南农村一初中女孩疑因家庭贫困无法正常上网课吞药自杀的新闻让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到了网课背后的教育公平问题之上。

万幸的是，这名女孩得到了及时的救治转危为安，并且得到了物质帮扶和心理援助。尽管她的轻生举动不一定完全由网课导致，但一系列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学生、家长为上网课而排除万难的新闻说明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确实存在。

《Vista看天下》上周刊登的“那个‘没钱买手机上网课’的女孩，被什么抛弃了？”一文，在列举了一系列农村孩子爬屋顶、走山路找网络上课的事实后，就网友对这些困境中的孩子的不同表现的评价展开了讨论。有人认为吞药自杀的初中女孩太过脆弱，有人赞扬为了借邻居家网络爬上屋顶上课的高三男生令人感动，文章作者指出，对身处困难而复杂处境中的女孩的批评可能太过苛刻，而将凭借自身坚强意志克服困难的人作为正面典型，可能导致弱化了对困难本身的关注，忽视了对于困难可观赏如何造成、应当如何解决的思考。这些事件在网络上的传播带来的一系列保障和补助的落实令人欣慰，但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城乡教育不公平的复杂问题，而作为本该维护公平的社会成员，无论如何不该把这些处于不利条件下的人们的“自我牺牲”看作是理所当然的。

《经济观察网》日前刊登的“网课放大了城乡教育资源鸿沟”一文中，作者言咏指出，一直存在的城乡教育资源鸿沟在此次因新冠疫情而在全国开展的在线教育中被放大了，“当智能电子设备、网络等‘硬件’以及家长的参与和文化素质等‘软件’成为不可或缺的基本教育资源时，对偏远山区的孩子来说，无疑是不利的。”在肯定相关部门推出的电视课程等措施和民间组织捐赠电子设备的努力的同时，文章进一步强调，疫情期间的在线教育不能“一刀切”，要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地确定教育方式和进度，并且应该作为帮助孩子渡过非常时期的辅助手段，而不是正常教学的替代。而从长期来看，在线教育如果能够突破资源限制，确实可以把优质教育资源让困难地区的孩子远程共享，但这需要政府在互联网“最后一公里”上下更大的功夫。

2020年3月7日，中国电信的技术人员在帮助西藏八嘎村需要上网课的学生调试无线网络。 新华社 图

此外，一张河南七年级女生在父亲陪同下在村委会“蹭网”学习的照片也引发了众多关注，这位父亲的举动感动了众多网友，但也有人指出，并不是每一个家里没网的孩子都能得到家长这样的关心呵护。孙旭阳在个人微信公众号“卖杏花”上发表的“最痛心的，不是她买不起手机”一文中，详细讲述了吞药女生的家境，她的父亲是一名跛脚的修鞋匠，要照顾患有精神疾病的妻子和三个孩子，早已为生存耗尽力气和尊严。孙旭阳从自己在底层家庭成长的经历指出，比贫困更令他不安的是很多底层家庭父母对于儿女的尊严和情感的习惯性漠视，“贫困给底层成人和孩子带来最大的麻烦，是没钱买智能手机和其他必需品。更长久的麻烦，是贫困会消磨他们的想象力和心智，泯灭他们的羞耻心和同理心”。

【国际】如何应对当下的难民危机？

上周，Tommaso Segantini在《雅各宾》杂志发文评论当前正在欧洲领土上发生的人道主义危机。

2月28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突然开放了与希腊的边界，这不可避免地激发了许多希望到达欧洲的土耳其难民的希望，他们现在正大批尝试进入希腊。土耳其是世界上接受难民最多的国家之一，目前收容了约400万难民，其中多数是叙利亚人。而希腊的回应是派遣部队阻止难民越过边界，以暴力方式将他们赶走并暂停庇护申请。右翼新民主党政府还说会将已设法入境的那些移民驱逐出境。

根据国际法，所有这些措施都是非法的，直接违反了不驱回原则，该原则保证难民获得公正的庇护程序，并保护他们免于返回遭受迫害。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明确说明了这些问题，难民法没有为希腊“中止接受庇护申请提供任何法律依据”。

还出现了对难民的暴力镇压。难民与边境警卫之间的冲突导致一名叙利亚难民被希腊警察枪杀；一个男孩在船倾覆后溺亡。希腊海岸警卫队被拍到用枪把有难民的船只赶回土耳其。还有在极右暴徒开始攻击援助者和记者之后，在Lesbos岛上活动的一些非政府组织和志愿者被迫暂停活动。

然而，欧洲当局宣布声援希腊政府。欧盟本周承诺提供7亿欧元的财政援助，以及“沿海巡逻舰、直升机和车辆”，以确保“在希腊边境维持秩序”。这种举动有效地支持了希腊边境的军事化，支持了不人道的措施。

当前的危机是欧盟2016年与土耳其达成协议的直接后果。欧洲国家为埃尔多安在中东的外交野心开了绿灯，放宽了对土耳其公民的签证限制，以及提供了60亿欧元的援助——以这些换取土耳其收紧与希腊的边界并阻止难民到达欧洲。

与意大利和利比亚的卡扎菲先前达成的协议相似，2016年的交易也为埃尔多安提供了勒索欧洲和破坏欧洲稳定的强大武器。当前的危机清楚地表明了这种勒索正在起作用。很多学者和活动家都批评该协议是国际法下的非法行为，同时它也无视人权问题。

然而，这种做法与欧盟近几十年来奉行的“边境外部化”是一致的。边境管理已越来越多地外包给移民的原籍国或过境国，目的是建立缓冲区以拦截和驱赶难民。

从这个意义上讲，默克尔呼吁埃尔多安“不要在难民的背上”表达自己的不满、欧洲理事会主席查尔斯·米歇尔呼吁“尊重人的尊严和国际法”都是可笑的。欧盟不关心也从未关心难民的福祉。相反，它一直认为他们是一种麻烦和负担，这就是为什么它使欧洲成为一个守卫严密的堡垒、穷人和难民几乎无法进入的原因，拒之门外时也不怕手上染血。

实际上，在2016年交易谈判时，埃尔多安显然被认为是一个受人尊敬和值得信赖的伙伴，而难民的命运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默克尔在2015年因欢迎难民而受到称赞。然而仅在几个月后，她和欧洲同行签署了一项协议，谴责成千上万的难民在人满为患的希腊诸岛或土耳其城镇中充满不确定性和痛苦的生活，这表明了他们的双重性。

事实证明，欧洲各国政府的人道主义基本上取决于从口头表达的言论或偶尔的团结行动中可以带来什么政治优势。当前的危机也使欧洲领导人之间突然产生了同志精神，被阻止难民的共同目标团结在一起。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称赞希腊是欧洲的“盾牌”，而法国总统马克龙则表示会以 “完全的团结”帮助保护希腊的边境。这相当清楚地揭示了欧盟的优先事项。

当然埃尔多安利用难民作为讨价还价的手段来追求土耳其的政治目标是可耻的，但虚伪的人道主义更加糟糕。只要难民被困在土耳其，在制衣厂被剥削或在伊斯坦布尔的街头乞讨，欧盟成员国就难以对那笔交易造成的损失视而不见。

如今，随着欧洲全球边境的受害者敲开希腊的大门，欧盟正在以武器、催泪瓦斯和手榴弹做出回应。不能将当前的混乱和危机仅仅归于埃尔多安、人口贩运者、走私者或恐怖分子。作者认为，应对当前紧急情况的唯一体面、人道的方式，是向各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开放边界，让目前被困在土希120公里长边境上的男女老少得以进入。这些人是逃避贫穷、战争和迫害的人。这样的团结才是抵抗仇外和种族主义的方式。

2020年3月2日，希腊士兵在希土边境巡逻。为应对大量难民的涌入，希腊将边防防御等级提高到最高级。 新华社 图

【国际】希腊的经济复苏是不是谎言？

希腊前财政部长Yanis Varoufakis在《卫报》发文，提供了新一轮难民危机的希腊背景。

春天的气息已经充满希腊，但对陷入十年危机的人们来说，这是一个残酷的春天。作为例子，作者写了他所认识的雅典居民Costas遇到的困难。后者在市中心经营一家小书店，十五年前，把自己的公寓作为抵押借了一笔商业贷款，用来完善书店，当希腊债务危机变得严重时，他无法偿还这笔贷款了。Costas是成千上万面临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人中的一个，因为一些基金以非常低的地下价格从银行买走了他们的债务。希腊有许许多多像他这样苦恼的业主和小商人。

有趣的是，Costas很少聊这个，而是陷入媒体关于难民的疯狂叙事中，他哀叹：“我们连自己都快养不起了，怎么帮助那些悲惨的灵魂？”他的困境恰恰反映出希腊危机怎样产生出一种恐惧的规则：对执达官（bailiff）的恐惧是被消声的，对“他者”的恐惧则是大声的。

两年来国际媒体一直在庆祝希腊所谓的经济复苏，这些媒体的读者可能认为Costas的故事没有代表性，他们会反驳说，几年前购买希腊债务或股票的投资者已经获得了其他市场无法提供的回报，此外希腊政府已经以不到1％的利率借贷了10年。但作者认为，能够以如此低的利率为其债务再融资不一定是复苏的证据。

Paradox（悖论）一词来自希腊，作者提醒我们审视目前的希腊paradox：今天的希腊，国家和大多数公民完全有可能陷入更严重的破产，而寡头通过资产交易赚大钱；但是，如果希腊政府持续是破产的，为什么还要以低利率向它借钱呢？

原因是希腊债权人的三驾马车——欧盟、欧洲中央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从货币市场上拿走了政府债务的85％，并将其完全置于欧洲纳税人的肩上。它们还将所有还款时间推迟到2032年之后，并再向希腊政府提供300亿欧元的官方贷款，以支付希腊政府对私人的还款。这个时候，与其以当前的负利率向德国或荷兰政府贷款，不如以小但是正的利率向希腊政府贷款。只要希腊政府仍然是三驾马车的模范囚徒，以低利率向希腊破产的国家提供贷款就是有利可图的。Paradox解决了！

再看看希腊的私营部门，如果它们也破产，投资者如何从中获利呢？正如Costas的案例所示，答案很容易。Costas的十万欧元贷款由银行廉价出售给对冲基金，价格仅为八千欧元，如果该基金以两万欧元的价格拍卖他的公寓，其利润率将达到惊人的250％。Costas将失去自己的家和书店，并对国家的税收和支出产生不利影响（因为他开始领取失业救济金），这一事实甚至都没有出现在国际媒体的关注中。

在希腊危机的第一阶段，除社会阶级顶层的0.1％之外，所有阶级都陷入了困境。但是从2018年起，三个社会群体开始有不同的表现。到目前为止，Costas所属的大众群体继续在债务中苦苦挣扎，并陷入更深的绝望中；中产阶级已经走出低谷，生活在更加稳定的环境中；最后，一小群人的表现令人难以置信：通过公共资产的贱卖而崛起，与获利的对冲基金相关联，与欧盟来源的资金挂钩。

由基里亚科斯·米佐塔基斯领导的希腊新政府是一个有趣的联盟。接近总理圈子的一个派系代表了新自由主义寡头的利益，他们决心继续执行三驾马车的紧缩政策和贱卖公共资产政策，并从中获取巨大利益；联盟的第二部分是极右，仇外的民族主义派系，和特朗普、欧尔班、勒庞、莫迪、博尔索纳罗一起构成全球民族主义谱系。

这种新自由主义者和种族主义保守派的脆弱联盟靠以下这些措施的结合来维持：有利于寡头的自由市场“解决方案”（例如出售科Costas的贷款和对公共资产进行私有化），国内集权（武装警察进入大学对付抗议的学生），以及对移民采取特朗普的方式。纳粹“金色黎明”被赶出了议会，但可悲的是，其种族主义叙事出现在政府中。

经济复苏的故事迟早被揭露为残酷的谎言，本届政府将利用小民们对移民的担忧来转移注意力，同时清算他们为数不多的剩余资产。

最近电视上的一个场景揭示出希腊危机象征着欧洲的难题：现任希腊总理对希腊-土耳其边界进行了访问，他像他的前任一样已完全向默克尔屈服，陪同的还有乌尔苏拉·冯·德莱恩——被默克尔推为欧盟委员会新任主席，但如果没有欧尔班在欧洲议会的支持，她就不会当选。

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捍卫欧尔班率先做出的违反难民权利的政策。这反映了默克尔宣称的遏制仇外心理的计划的灭亡。此外，他们无意间证明了希腊仍然是矿山中的金丝雀（矿工下井带上金丝雀作为警示，因金丝雀对瓦斯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