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珥•重访甲午路3︱以华制夷思密达

       【编者按】适逢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澎湃新闻•私家历史邀请知名学者雪珥重访历史现场，以这种方式来纪念这场改变东亚格局的战争，借此观察历史和现实交织下的中、日、韩。本文为“重访甲午路”系列第三篇。

        在攸关朝鲜命运的云岘宫，雪珥触景生情，思绪连篇。他首先回顾了朝鲜近代史上抗击美国和法国的两起“洋扰”事件。朝鲜“获胜”，拒绝洋务，但并不安稳。借助宗藩体系，朝鲜大打“以华制夷”牌，一面寻求“自主”，一面装孙子，让中国为其善后埋单。在这种情势下，大清一面维持宗藩体系，一面帮助朝鲜建立与列强的条约体系。在这两重体系下，朝鲜也开始“以夷制夷”，甚至“以夷制华”，与大清在外交方面龃龉不断。然而，在大国博弈的漩涡中，落后的朝鲜终究难逃厄运。

兴宣大院君李昰应

韩国有座云岘宫

        云岘宫的冷落，实在很出乎我的意料。

        即便与作为朝鲜王国“正殿”的景福宫相比，云岘宫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毫不逊色，甚至略胜一筹——没有云岘宫，就没有景福宫，甚至就没有了朝鲜及韩国的近代史。

        云岘宫是朝鲜王国“兴宣君”李昰应的私宅，“兴宣君”无非是一个极其普通的王族成员而已，直到他经过复杂的运作，终于将自己的儿子李命福送上了朝鲜国王的宝座，这就是朝鲜历史上的“高宗”。高宗在1863年即位时，年仅12岁，由李昰应摄政，封号“兴宣大院君”，实际上成为朝鲜的最高领导人。因此，云岘宫也就成了高宗的“潜邸”，不仅名称上升格为“宫”，规制上也得到了极大的扩张。

        从1863年开始，不仅朝鲜的近代史，甚至包括中国与日本的近代史，都与云岘宫有着紧密的关系。奇怪的是，偌大的一个宫殿群，除了我们一家人之外，就只有几位中国游客，穿着全套的韩装，到处摆POSE拍照，一边“爱卿”、“臣妾”地谑笑着。        

两次“洋扰”，朝鲜“获胜”

        在那“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中，云岘宫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坚持正统儒学义理基本原则的灯塔。

        彼时的大清国，已经实行了改革开放（洋务运动），在奉行闭关保守政策、有着浓烈“中华情结”的大院君看来，这无疑就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并且也反衬了朝鲜孤守义理的伟大悲情。大院君曾经下令，在首都汉城树立了一块“斥和碑”，碑文为：“洋夷侵犯，非战则和，主和卖国”，高调宣布了自己对西方的坚定抵抗立场，这不仅令朝鲜内部主张开放者不敢出声，也使大清国无从规劝。

        大院君的高调，是有一定的资本的。

        1871年6月1日，美国打响了其历史上第一次“朝鲜战争”。

        在美国驻大清公使镂斐迪(Frederick Low)和美国远东舰队司令罗杰斯少将(John Rodgers)率领下，5艘全副武装的军舰及1230名美军，开赴朝鲜。美国舰队在江华岛与朝鲜守军发生激烈交战，双方伤亡惨重，美军在短暂占领朝鲜要塞后，无力固守，只得撤军。

        这一在历史上被称为“辛未洋扰”的事件，起因于5年前（1866年）的“舍门号事件”（General Sherman Incident）。当时，一艘名为舍门号的美国武装商船，前来朝鲜要求通商，遭严拒后与朝鲜军民发生武装冲突，搁浅被焚，船上美国人多被杀死。

        与舍门号事件同时发生的，是法国军舰与朝鲜的武装冲突。朝鲜官方当时下令严禁天主教在朝鲜传教，大院君镇压亲天主教的朝鲜官员与信教者，其间，有9名法国传教士遇难。法国派遣海军舰队进行军事报复，却遭受惨败，史称“丙寅洋扰”。

        两次“洋扰”事件，都将朝鲜的宗主国大清国推上了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法国、美国都要求中国发挥宗主国的优势，对朝鲜施加压力，一则是希望朝鲜在传教、通商方面“更加开放”，另一则也希望能获得相应的赔偿。但大清这个宗主国，其实对朝鲜内政外交的影响力并不大、至少不十分直接。“战胜”了美国与法国之后的大院君，高举儒家义理的大旗，令大清国也只好闭嘴。        

朝鲜装孙子，企图“以华制夷”

        大院君虽然高调地对西方“拒和”，实际上无时不刻在权衡着各方势力的消长。面对日益增大的西方压力，他的基本做法就是将一切推到中国的头上：一方面，朝鲜表面上延续一贯的谦恭态度，要求中国以宗主国的身份，对列强严正交涉；另一方面，也告诉列强，作为中国的藩属国，朝鲜不能单独对外缔结条约，而且朝鲜小国寡民，没有富余商品和足够的市场可以参与国际贸易。

        对于大院君这种“以华制夷”的套路，当时大清国主持外交工作的恭亲王奕䜣，敏锐地觉察到了，他在奏折中一针见血地写道：“朝鲜于上中国文件，居然自行抄给美国，全不隐避，窥其用意，其所谓求中国保护者，并非尽出真忱，不过欲借中国为卸肩地耳。”“卸肩地”三字，正是对大院君“以华制夷”政策的绝妙总结，其一方面是实际上的“自主”之国，另一方面是通过装孙子由中国出面为其善后埋单兜底。

        

云岘宫“老乐堂”的对联：“多贺君家受大福，长宜子孙治中央”，但是，朝鲜王室最后不仅国无宁日，也是家无宁日。

朝鲜暗流汹涌，袁世凯“力持大体”

        云岘宫不仅是高宗的“潜邸”，也是他的王后闵妃（“明成皇后”）权力起步的地方。1866年，高宗和闵妃在此成家礼，闵妃也在此接受王妃教育。闵妃是大院君之妻闵氏的娘家亲戚，大院君选择她作为儿媳，首要的考量也是便于控制。但闵妃却是一个有相当野心的女性，不久就成为大院君主要的政治对手。翁媳之间的权争，不仅是家庭悲剧，也是国家悲剧，云岘宫因此难以摆脱一切“暴发户”最为知名的问题——内讧。不过，对于“以华制夷”政策，势如水火的朝鲜第一家庭，却有着惊人的共识。

        琉球事件对中国的朝贡和藩属体系，是一次巨大的冲击。中国驻日公使何如璋明确提出“琉球既灭，行及朝鲜”，李鸿章亦担心“若隐忍缄默，彼且疑我怯弱，或将由琉球而及朝鲜，不如早遏其萌，使无觊觎”。这一年(1879 年)，中国开始大幅度调整朝鲜政策，一方面是帮助朝鲜建立与列强的条约体系，以国际势力的均衡制约来维持朝鲜半岛的现状，“以夷制夷”；另一方面是加强宗主国的权力，借朝鲜内乱之机，向朝鲜派驻军队，并随后命令袁世凯统管朝鲜事务。

        在中国的推动甚至包办下，朝鲜先后与西方列强缔结了条约，而在最早的朝美条约谈判过程中，朝鲜代表甚至经常缺席会议，令负责主持谈判的李鸿章助手马建忠大为恼火，指责朝鲜在日本人的挑唆下，对大清政府阳奉阴违。大清国既想维护宗主关系、又想“以夷制夷”，这一思路在建立条约体系的过程中并不顺利，美国坚决反对在条约中加入“朝鲜是中国属国，但内政自主”的条款。无奈之下，只能采取变通做法，在条约签订后，以朝鲜国王的名义给美国总统发送照会，声明“属国自主”的内容。

        随着中国的地位在列强的挑战下不断削弱，朝鲜国内的反华倾向日益严重。“以华制夷”，开始演进为“以日制华”的新阶段，而大院君与闵妃的翁媳之争，日益演变为高层不同利益集团的激烈权斗，日本人趁机大举渗透。

        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中国果断出兵平乱，并将大院君软禁到保定。在朝鲜驻军的袁世凯，对于朝鲜的离心倾向十分敏锐，向中央报告说:“朝鲜君臣为日人播弄，执迷不悟，每浸润于王，王亦深被其惑，欲离中国，更思他图。探其本源，由法人有事，料中国兵力难分，不惟不能加兵朝鲜，更不能启衅俄人，乘此时机，引强邻自卫，即可称雄自主，并驾齐驱，不受制中国，并不俯首他人。此等意见，举国之有权势者，半皆如是。”

        果然，1884 年，开化党在日本支持下发动“甲申政变”，诛杀亲华人士，并企图软禁国王，驱除中国势力。派驻朝鲜的袁世凯在无法得到国内指示的危机时刻，当机立断，动用优势兵力，对政变者及日本驻军进行军事围剿，大获全胜。事后，袁世凯在国内的政敌，莫不指责其轻举妄动，而考诸史实，若没有袁世凯的果断，一方面朝鲜早已脱离大清，在“以华制夷”之后实现“以日制华”；另一方面，日本将可能提前十年将势力延伸到鸭绿江边。李鸿章评论袁世凯“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体，独为其难”，这是公允的。

宗藩和条约体制下的中朝外交争端

        在中法战争（1884年）之后，朝鲜对大清国的蔑视更为强烈，“以华制夷”甚至演变为了“以夷制华”。

        1887年，朝鲜决定要向列强派驻使节。这年8月，闵泳浚出任朝鲜驻日“代理大臣”，朝鲜政府采取“去后始咨”的办法，在其成行后才通报中国，中国未及时表示反对。9月，朝鲜决定向美国及欧洲（向英德法俄意五国合派一使）派遣“全权大臣”，依然“去后始咨”，这激起了中国方面的激烈反弹。

        一开始，掌管朝鲜事务的北洋大臣李鸿章还是相当隐忍的，他指出：“韩交涉大端，向与本大臣先商。近闻分派全权赴各国，并未豫商，即将前往，且各国并无朝鲜商民贸易，何故派往，徒增债累?该员往办何事?有何意见?”

        朝鲜答复说，因为与各国订立了条约，各国多次邀请朝鲜派驻使节，盛情难却，不得不派。

        袁世凯针锋相对地指出，问题的核心不在于派使，而在于朝鲜为什么不事先与中国商量。

        朝鲜解释说，正准备向中国发文商量，就收到中国的质问公文，“殊甚歉愧”，并援引此前向日本派使的情形，表示“去后始咨”是“按照向例办理”。

        平心而论，大清国对朝鲜的指责在情而不在理，与自己一手促成的朝鲜对外“条约体系”相矛盾。既然朝鲜的报告写得“情词恭顺，具见悃忱”，大清也就找个台阶下，劝示朝鲜，你们现在经济实力还很弱，没有必要增加驻外使节这笔巨额开支，而且，如果以后因经费问题半途而废，反而会被人家笑话。

        朝鲜不听，大清国也无奈，只好另提要求：朝鲜驻外使节遇有公事必须先向中国使节请示，如无法确定，则应请示李鸿章，朝鲜对此表示接受。中国同时提出，朝鲜外派使节均为“全权大臣”，而中国外派使节均是“公使”级别的二等官，在外交场合会出现“级别倒挂”的尴尬，要求朝鲜将使节级别降为“三等使节”。朝鲜对此婉拒，说既然已经通知各国，不便再改，可以等递交国书之后再把大使召回，另派级别低的参赞负责日常管理。

        几番折冲，中国也没办法，最后只要求朝鲜接受外交工作的“三项基本原则”：朝鲜使节到任，应先赴中国使馆，由中国使节“挈同”前往外交部办理手续；在外交酬酌场合，朝鲜使节必须跟随中国使节之后；所有重要外交交涉必须先请示中国使节。这就是朝鲜外交史上的所谓“三端”。朝鲜表示完全接受，并将认真执行。

        但是，朝鲜派驻美国的大使朴定阳到任后，对这“三端”一条也没有遵守。当中国驻美张荫垣多次质问他时，他“虚心接受、坚决不改”。袁世凯也在汉城与朝鲜政府进行交涉，但朝鲜对他一连四道抗议信置之不理。

        朝鲜方面随即提出要修改“三端”内容，中国起初坚决不允，但最后双方妥协：将朝鲜意见最大的“三端”第一条，朝鲜使节需由中国使节“挈同”之词，改为“节制”，同时增加中国使节有随时撤退朝鲜使节的权力。

        至于中国方面提出的对朴定阳的处罚，朝鲜答应得十分爽快，但就是拖着不办，一年后，朴定阳才“因病”被召回，中途“病势加重”而滞留日本半年多，令虎视眈眈的袁世凯鞭长莫及。朴定阳悄悄回国后，被袁世凯侦知，要求朝鲜政府依法惩处，朝鲜依然拖延推诿，袁世凯大怒，甚至将朝鲜政府的照会原封退回以示抗议，但朝鲜不为所动，最后以朴定阳因病辞职不了了之。

        在中国的言传身教下，朝鲜开始娴熟地运用着“以夷制夷”的方式，周旋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大国之间。

        从“以华制夷”开端，朝鲜随后开始玩弄“以日制华”，最后试图玩弄“以夷制日”，这种拨弄“均势”的小国外交，在一段时间内，的确拓展了朝鲜的外交回旋余地，但也令朝鲜更深地陷入大国博弈的漩涡。横挑强邻的结果，是惨烈的，在这种远超出其掌控能力的漩涡之中，三千里江山最后被彻底葬送……

（本文为雪珥“重访甲午路”系列之三）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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