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珥•重访甲午路3︱以华制夷思密达

雪珥

2014-08-04 10:57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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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适逢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澎湃新闻•私家历史邀请知名学者雪珥重访历史现场,以这种方式来纪念这场改变东亚格局的战争,借此观察历史和现实交织下的中、日、韩。本文为“重访甲午路”系列第三篇。
       在攸关朝鲜命运的云岘宫,雪珥触景生情,思绪连篇。他首先回顾了朝鲜近代史上抗击美国和法国的两起“洋扰”事件。朝鲜“获胜”,拒绝洋务,但并不安稳。借助宗藩体系,朝鲜大打“以华制夷”牌,一面寻求“自主”,一面装孙子,让中国为其善后埋单。在这种情势下,大清一面维持宗藩体系,一面帮助朝鲜建立与列强的条约体系。在这两重体系下,朝鲜也开始“以夷制夷”,甚至“以夷制华”,与大清在外交方面龃龉不断。然而,在大国博弈的漩涡中,落后的朝鲜终究难逃厄运。
兴宣大院君李昰应

韩国有座云岘宫

       云岘宫的冷落,实在很出乎我的意料。
       即便与作为朝鲜王国“正殿”的景福宫相比,云岘宫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毫不逊色,甚至略胜一筹——没有云岘宫,就没有景福宫,甚至就没有了朝鲜及韩国的近代史。
       云岘宫是朝鲜王国“兴宣君”李昰应的私宅,“兴宣君”无非是一个极其普通的王族成员而已,直到他经过复杂的运作,终于将自己的儿子李命福送上了朝鲜国王的宝座,这就是朝鲜历史上的“高宗”。高宗在1863年即位时,年仅12岁,由李昰应摄政,封号“兴宣大院君”,实际上成为朝鲜的最高领导人。因此,云岘宫也就成了高宗的“潜邸”,不仅名称上升格为“宫”,规制上也得到了极大的扩张。
       从1863年开始,不仅朝鲜的近代史,甚至包括中国与日本的近代史,都与云岘宫有着紧密的关系。奇怪的是,偌大的一个宫殿群,除了我们一家人之外,就只有几位中国游客,穿着全套的韩装,到处摆POSE拍照,一边“爱卿”、“臣妾”地谑笑着。        
两次“洋扰”,朝鲜“获胜”
       在那“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中,云岘宫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坚持正统儒学义理基本原则的灯塔。
       彼时的大清国,已经实行了改革开放(洋务运动),在奉行闭关保守政策、有着浓烈“中华情结”的大院君看来,这无疑就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并且也反衬了朝鲜孤守义理的伟大悲情。大院君曾经下令,在首都汉城树立了一块“斥和碑”,碑文为:“洋夷侵犯,非战则和,主和卖国”,高调宣布了自己对西方的坚定抵抗立场,这不仅令朝鲜内部主张开放者不敢出声,也使大清国无从规劝。
       大院君的高调,是有一定的资本的。
       1871年6月1日,美国打响了其历史上第一次“朝鲜战争”。
       在美国驻大清公使镂斐迪(Frederick Low)和美国远东舰队司令罗杰斯少将(John Rodgers)率领下,5艘全副武装的军舰及1230名美军,开赴朝鲜。美国舰队在江华岛与朝鲜守军发生激烈交战,双方伤亡惨重,美军在短暂占领朝鲜要塞后,无力固守,只得撤军。
       这一在历史上被称为“辛未洋扰”的事件,起因于5年前(1866年)的“舍门号事件”(General Sherman Incident)。当时,一艘名为舍门号的美国武装商船,前来朝鲜要求通商,遭严拒后与朝鲜军民发生武装冲突,搁浅被焚,船上美国人多被杀死。
       与舍门号事件同时发生的,是法国军舰与朝鲜的武装冲突。朝鲜官方当时下令严禁天主教在朝鲜传教,大院君镇压亲天主教的朝鲜官员与信教者,其间,有9名法国传教士遇难。法国派遣海军舰队进行军事报复,却遭受惨败,史称“丙寅洋扰”。
       两次“洋扰”事件,都将朝鲜的宗主国大清国推上了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法国、美国都要求中国发挥宗主国的优势,对朝鲜施加压力,一则是希望朝鲜在传教、通商方面“更加开放”,另一则也希望能获得相应的赔偿。但大清这个宗主国,其实对朝鲜内政外交的影响力并不大、至少不十分直接。“战胜”了美国与法国之后的大院君,高举儒家义理的大旗,令大清国也只好闭嘴。        
朝鲜装孙子,企图“以华制夷”
       大院君虽然高调地对西方“拒和”,实际上无时不刻在权衡着各方势力的消长。面对日益增大的西方压力,他的基本做法就是将一切推到中国的头上:一方面,朝鲜表面上延续一贯的谦恭态度,要求中国以宗主国的身份,对列强严正交涉;另一方面,也告诉列强,作为中国的藩属国,朝鲜不能单独对外缔结条约,而且朝鲜小国寡民,没有富余商品和足够的市场可以参与国际贸易。
       对于大院君这种“以华制夷”的套路,当时大清国主持外交工作的恭亲王奕䜣,敏锐地觉察到了,他在奏折中一针见血地写道:“朝鲜于上中国文件,居然自行抄给美国,全不隐避,窥其用意,其所谓求中国保护者,并非尽出真忱,不过欲借中国为卸肩地耳。”“卸肩地”三字,正是对大院君“以华制夷”政策的绝妙总结,其一方面是实际上的“自主”之国,另一方面是通过装孙子由中国出面为其善后埋单兜底。
       
云岘宫“老乐堂”的对联:“多贺君家受大福,长宜子孙治中央”,但是,朝鲜王室最后不仅国无宁日,也是家无宁日。

朝鲜暗流汹涌,袁世凯“力持大体”

       云岘宫不仅是高宗的“潜邸”,也是他的王后闵妃(“明成皇后”)权力起步的地方。1866年,高宗和闵妃在此成家礼,闵妃也在此接受王妃教育。闵妃是大院君之妻闵氏的娘家亲戚,大院君选择她作为儿媳,首要的考量也是便于控制。但闵妃却是一个有相当野心的女性,不久就成为大院君主要的政治对手。翁媳之间的权争,不仅是家庭悲剧,也是国家悲剧,云岘宫因此难以摆脱一切“暴发户”最为知名的问题——内讧。不过,对于“以华制夷”政策,势如水火的朝鲜第一家庭,却有着惊人的共识。
       琉球事件对中国的朝贡和藩属体系,是一次巨大的冲击。中国驻日公使何如璋明确提出“琉球既灭,行及朝鲜”,李鸿章亦担心“若隐忍缄默,彼且疑我怯弱,或将由琉球而及朝鲜,不如早遏其萌,使无觊觎”。这一年(1879 年),中国开始大幅度调整朝鲜政策,一方面是帮助朝鲜建立与列强的条约体系,以国际势力的均衡制约来维持朝鲜半岛的现状,“以夷制夷”;另一方面是加强宗主国的权力,借朝鲜内乱之机,向朝鲜派驻军队,并随后命令袁世凯统管朝鲜事务。
       在中国的推动甚至包办下,朝鲜先后与西方列强缔结了条约,而在最早的朝美条约谈判过程中,朝鲜代表甚至经常缺席会议,令负责主持谈判的李鸿章助手马建忠大为恼火,指责朝鲜在日本人的挑唆下,对大清政府阳奉阴违。大清国既想维护宗主关系、又想“以夷制夷”,这一思路在建立条约体系的过程中并不顺利,美国坚决反对在条约中加入“朝鲜是中国属国,但内政自主”的条款。无奈之下,只能采取变通做法,在条约签订后,以朝鲜国王的名义给美国总统发送照会,声明“属国自主”的内容。
       随着中国的地位在列强的挑战下不断削弱,朝鲜国内的反华倾向日益严重。“以华制夷”,开始演进为“以日制华”的新阶段,而大院君与闵妃的翁媳之争,日益演变为高层不同利益集团的激烈权斗,日本人趁机大举渗透。
       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中国果断出兵平乱,并将大院君软禁到保定。在朝鲜驻军的袁世凯,对于朝鲜的离心倾向十分敏锐,向中央报告说:“朝鲜君臣为日人播弄,执迷不悟,每浸润于王,王亦深被其惑,欲离中国,更思他图。探其本源,由法人有事,料中国兵力难分,不惟不能加兵朝鲜,更不能启衅俄人,乘此时机,引强邻自卫,即可称雄自主,并驾齐驱,不受制中国,并不俯首他人。此等意见,举国之有权势者,半皆如是。”
       果然,1884 年,开化党在日本支持下发动“甲申政变”,诛杀亲华人士,并企图软禁国王,驱除中国势力。派驻朝鲜的袁世凯在无法得到国内指示的危机时刻,当机立断,动用优势兵力,对政变者及日本驻军进行军事围剿,大获全胜。事后,袁世凯在国内的政敌,莫不指责其轻举妄动,而考诸史实,若没有袁世凯的果断,一方面朝鲜早已脱离大清,在“以华制夷”之后实现“以日制华”;另一方面,日本将可能提前十年将势力延伸到鸭绿江边。李鸿章评论袁世凯“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体,独为其难”,这是公允的。
日本当年的绘画:1894年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公使大鸟圭介“护送”大院君进入王宫。
       
宗藩和条约体制下的中朝外交争端
       在中法战争(1884年)之后,朝鲜对大清国的蔑视更为强烈,“以华制夷”甚至演变为了“以夷制华”。
       1887年,朝鲜决定要向列强派驻使节。这年8月,闵泳浚出任朝鲜驻日“代理大臣”,朝鲜政府采取“去后始咨”的办法,在其成行后才通报中国,中国未及时表示反对。9月,朝鲜决定向美国及欧洲(向英德法俄意五国合派一使)派遣“全权大臣”,依然“去后始咨”,这激起了中国方面的激烈反弹。
       一开始,掌管朝鲜事务的北洋大臣李鸿章还是相当隐忍的,他指出:“韩交涉大端,向与本大臣先商。近闻分派全权赴各国,并未豫商,即将前往,且各国并无朝鲜商民贸易,何故派往,徒增债累?该员往办何事?有何意见?”
       朝鲜答复说,因为与各国订立了条约,各国多次邀请朝鲜派驻使节,盛情难却,不得不派。
       袁世凯针锋相对地指出,问题的核心不在于派使,而在于朝鲜为什么不事先与中国商量。
       朝鲜解释说,正准备向中国发文商量,就收到中国的质问公文,“殊甚歉愧”,并援引此前向日本派使的情形,表示“去后始咨”是“按照向例办理”。
       平心而论,大清国对朝鲜的指责在情而不在理,与自己一手促成的朝鲜对外“条约体系”相矛盾。既然朝鲜的报告写得“情词恭顺,具见悃忱”,大清也就找个台阶下,劝示朝鲜,你们现在经济实力还很弱,没有必要增加驻外使节这笔巨额开支,而且,如果以后因经费问题半途而废,反而会被人家笑话。
       朝鲜不听,大清国也无奈,只好另提要求:朝鲜驻外使节遇有公事必须先向中国使节请示,如无法确定,则应请示李鸿章,朝鲜对此表示接受。中国同时提出,朝鲜外派使节均为“全权大臣”,而中国外派使节均是“公使”级别的二等官,在外交场合会出现“级别倒挂”的尴尬,要求朝鲜将使节级别降为“三等使节”。朝鲜对此婉拒,说既然已经通知各国,不便再改,可以等递交国书之后再把大使召回,另派级别低的参赞负责日常管理。
       几番折冲,中国也没办法,最后只要求朝鲜接受外交工作的“三项基本原则”:朝鲜使节到任,应先赴中国使馆,由中国使节“挈同”前往外交部办理手续;在外交酬酌场合,朝鲜使节必须跟随中国使节之后;所有重要外交交涉必须先请示中国使节。这就是朝鲜外交史上的所谓“三端”。朝鲜表示完全接受,并将认真执行。
       但是,朝鲜派驻美国的大使朴定阳到任后,对这“三端”一条也没有遵守。当中国驻美张荫垣多次质问他时,他“虚心接受、坚决不改”。袁世凯也在汉城与朝鲜政府进行交涉,但朝鲜对他一连四道抗议信置之不理。
       朝鲜方面随即提出要修改“三端”内容,中国起初坚决不允,但最后双方妥协:将朝鲜意见最大的“三端”第一条,朝鲜使节需由中国使节“挈同”之词,改为“节制”,同时增加中国使节有随时撤退朝鲜使节的权力。
       至于中国方面提出的对朴定阳的处罚,朝鲜答应得十分爽快,但就是拖着不办,一年后,朴定阳才“因病”被召回,中途“病势加重”而滞留日本半年多,令虎视眈眈的袁世凯鞭长莫及。朴定阳悄悄回国后,被袁世凯侦知,要求朝鲜政府依法惩处,朝鲜依然拖延推诿,袁世凯大怒,甚至将朝鲜政府的照会原封退回以示抗议,但朝鲜不为所动,最后以朴定阳因病辞职不了了之。
       在中国的言传身教下,朝鲜开始娴熟地运用着“以夷制夷”的方式,周旋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大国之间。
        
       从“以华制夷”开端,朝鲜随后开始玩弄“以日制华”,最后试图玩弄“以夷制日”,这种拨弄“均势”的小国外交,在一段时间内,的确拓展了朝鲜的外交回旋余地,但也令朝鲜更深地陷入大国博弈的漩涡。横挑强邻的结果,是惨烈的,在这种远超出其掌控能力的漩涡之中,三千里江山最后被彻底葬送……
(本文为雪珥“重访甲午路”系列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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