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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抗疫记|从意大利回武汉,她成了社区“食物猎人”

澎湃新闻记者 李麑 实习生 江枫
2020-04-29 11:01
来源:澎湃新闻
市政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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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月23日,面对汹涌而至的新冠疫情,市政厅栏目组织了“全球看武汉”志愿者群,向国内及时传递和翻译疫情相关的信息和防疫指南。一个月后,面对全球大流行病的蔓延趋势,我们又招募了更多的志愿者,将一些生活防疫指南翻译成不同语言,传递到全球各地。

在我们的志愿者群里有00后的高中生,也有大学教授;有在国外留学生活的中国人,也有在中国生活多年的外籍人士,还有生活在武汉和湖北的普通人。不论处境如何,每个志愿者都在积极地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希望把这些志愿者的故事讲述出来,感谢所有“全球看武汉”志愿者默默无闻的付出。

武汉人Ariel是个意大利留学生。2019年她刚刚开启自己的海外求学之旅,在佛罗伦萨学习绘画。2020年1月22日,她飞回老家过年,这是武汉封城的前一天。

新冠让她与两座“震中”城市相连。和不少留学生一样,Ariel也曾与海外的同伴联络募捐,找寻国外厂家购买口罩防护服,疫情后半段则是等待着不确定的归期。另一头,封城期间,她在一个4000户居民的小区里做起了志愿者,和柴米油盐打交道。

疫情期间,武汉的各个社区招募了大量志愿者,Ariel是其中一员。她的工作是保障居民基本生活物资的正常供应,哪里找得到平价冻肉,谁家需要葱姜蒜,怎么配送,过程如何做到无菌。

她也在重新认识着身边的社区,很多人可能已经习惯了居家隔离的生活,但“平均数”之外,Ariel看到了人们各种细碎的需求,从糖尿病患者的代糖到儿童的乳酸菌。她还担心健康码和全面“电子化”下的老人。

对于很多武汉人而言,恢复正常生活仍需时间。

以下为受访者口述:

飞机落地武汉是在1月22日。

去年12月我就订好了从意大利回国的机票,四川航空,在成都转机。原本计划是在家过完年再回意大利,但“计划”修改了几轮,还是没能赶得上变化。

因为疫情,家人一度劝说我干脆取消机票留在国外,但考虑到家中老人,还是想回来看看。下了飞机,我们还在盘算着回程日期——不如大年初一(1月25日)就坐最早一班飞机回意大利。但23号醒来一看手机,武汉封城了。

当时的第一反应是“我要去超市”,立马起床洗漱,拖着弟弟和行李箱出门。

超市早上8:30开门,我们是第一批进去的客人,那天的超市看起来和平常没什么区别。我们去的很早,没什么人,也有人未雨绸缪,带着小拖车来超市。

那天的货柜还是满满当当。我买了一些食物和生活用品,米、油、泡面、八宝粥,买了一些青菜,因为不好储存没囤太多。之前家里人置办年货已经存了不少肉。

弟弟今年要中考,除了封城那天和我出门逛了趟超市,之后的两个多月他几乎没出过家门。很多武汉人都是这样。

封城后,空空荡荡的武汉街头和樱花。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一整箱84消毒液供应一整栋楼

2月10号前后,我报名成了一名社区志愿者。

疫情期间,社区志愿者一般分几种。一类负责门岗,登记排查、检查体温。一类负责交通,封城之后公交停运,有私家车主组成了志愿者车队,运送身体不适者去医院,或是接送医务人员上下班。政府有调配一些车辆,但数量有限,有的私家车主就报名加入。还有一块是民生,专门负责和大型商超对接,为居民团购日常物资。我做的就是最后一种。

居委会的人手肯定是不够的,最早报名的志愿者还不多,主要是因为没有防控物资。2月初,口罩、防护服、护目镜都严重紧缺,医院一线的医生和护士都不够,社区也没有。

除非自己有装备,很多志愿者都跟“裸奔”差不多。没有防护服,大家都穿着黑色雨衣,口罩、护目镜自备,有没有、够不够,各凭本事。

我的防护设备比较齐全,就负责团购、给居民发货。要和很多人接触,这项工作的感染风险还是挺高的。

在意大利时,我就给家里人网购了各种防护设备。

口罩我买过三批,最早一批1月4号就买了,是头戴式的医用口罩,没有呼吸阀,但可能密闭性太好了,老人用起来呼吸不大顺畅,觉得勒得很紧。第二批换成了耳戴式,老人们还是不大满意。第三批又买了有空气阀的那种。接着是手套和防护服。

1月20号左右,我还买了五个氧气瓶,之前还考虑过买呼吸机,但也担心是杞人忧天。1月22号我到家时,所有物资都准备好了。

大家真正警觉差不多在1月中旬之后,甚至是武汉封城之后。很快物资变得紧缺,网上有各种提问,口罩能不能反复使用?需要怎样消毒?

最早家人觉得我是过度谨慎了,也不能确定哪些消毒用品真的有效,我让他们买了一箱84消毒液。他们也觉得很搞笑,谁家能用得了一整箱?后来整栋楼的邻居们都上门来借,一家拿上一瓶先用着。

与冻肉、爱心菜和葱姜蒜打交道的日子

我们小区总共4000户居民,做社区保供的志愿者一共5个人。我们负责管理微信群,居民下单、付款,我们统计表格,和商超对接,再收货分发给居民。听起来很简单,但遇到过不少难题。

中百超市、武商量贩、中百仓储,是临近社区的三家大型商超。最早他们卖的都是套餐,备货、发货方便,我们下单统计分发也简单。但很多特殊需求都没办法满足。

比如小米。一开始我们想着只要大米充足就没有问题,但一些糖尿病患者更需要小米,只能委托我们去买。那时候超市散称的杂粮基本断货,真空包装的(小米)价格相对贵一些,但总比没有强。他们还需要代糖,超市还能找到木糖醇,但甜菊糖、赤藓糖醇就很难找到了。

一些有小孩的家庭需要乳酸菌,增加孩子食欲,这也是一种需求。卫生巾的需求量也很大。结果发货时,一些男志愿者有些害羞,有的分不清日用和夜用。

还有很多不起眼的需求,比如葱姜蒜。最早社区配送了很多蔬菜瓜果,但没有调味料。我们自己找货源团购了一批。超市卖15块一大包,但量很紧俏,一次只能买到20多包。我们买回来,按照比例拆分,搭配着卖。比如5颗蒜头配500克的生姜。用的食品秤还是我家的。社区志愿者也是个体力活。

疫情期间,武汉超市内的肉价,供应量和运送是个问题。

我们小区人口较多,和商超沟通后,除了套餐,也可以单独购买一些单品。高峰时期单买的品类差不多有六七十件,到后期,一袋盐、一袋糖、一瓶胡椒粉也可以买得到。

爱心肉也有不少麻烦。当时武汉政府下发了几十吨的平价冻肉,供应给老百姓,但这些冻肉并不是平均分配给各小区的,要通过商超购买(编者注:因为商超有相对成熟的冷链和配送服务)

正常情况下,人们的购物流程是先下单付款,再等待商家配送。但特殊时期,很多东西都供不应求,一次我们和武商订了300多份冻肉,但卡在了出货环节,因为量太大,超市切割冻肉的锯骨机坏了。

爱心肉一份差不多1.5千克,通常我们一单需要订600到800份,我们小区团购了7次。

最急的时候,我们都是自己“找肉”的。和各个商家打电话沟通,大大小小什么超市都问过,看有没有爱心肉。有的话我们自己先垫钱买下来,买回来再让居民下单,这时候不用担心销路。

配送也要自己想办法,每个商超的配送车往往只有一两辆,需要配送临近的多个小区,排班很困难。运气好时,一单量大的冻肉可以约到冷链车,但更多时候只能等排班,有时需要等上好几天。等待时间越久,不确定因素就越多,机器故障、人手不足、库存不足,这些都有可能发生。想要更快拿到货,最好自提,我们就自提过,也是社区志愿者自己的车。

商超用公交车配送爱心菜。

封城期间,很多武汉人能从窗户看到空荡荡的街道。我们出去找货源,看到了超市的另一面,可能用词不当,有点“满目疮痍”的感觉。打包爱心菜时,超市员工需要把外面一层品相不好的菜叶子掰掉,地面都很凌乱。

我们还给超市“打过工”,那段时间超市的人手也严重不足。我们就帮过忙,超市员工负责切肉,我们帮忙包肉,再拿去让他们打价码。一开始我们戴的是防护手套,薄薄一层完全扛不住,太冷了,就换上烘焙用的手套接着上。

之前武汉有个小区曝出新闻,用垃圾车运爱心肉。那是一个老小区,没有物业,肯定是商超有货,但来不及安排配送车。但找来垃圾车运,这个方法实在不行。

也会遇到居民不理解的时候。比如,其他小区弄到了肉,你的小区没弄到,就会有居民直接在微信群里质问志愿者“为什么我们没有?是你们不行还是什么原因?”

特别是一些老小区和规模较小的社区。我们临近就有一些居民户数较少的小区,他们独自和商超沟通时不占优势,因为量不够。同一个网格内,有些规模较小的小区有时会跟我们的单,他们事先会先和社区网格员沟通安排,这也算是网格内的互帮互助。

那段时间每个人的压力都很大,基本上每天都是居民催志愿者,我们催超市,超市催员工,员工也没办法,长时间坐在那剥菜叶子,人手都不够。

疫情期间的超市内景。

想要抽离的瞬间

有一段时间很担心,病毒是防不胜防的,即便我有全套装备。社区大排查时,你就能感受到,它离你越来越近。最早我们小区并没有确诊病例,周围也没有,但排查过后,周围小区陆续都有确诊,我们小区也有了。甚至我们隔壁单元就有确诊。

隔壁单元确诊的住户去世了,还有我的母校,一个水彩系的老教授也因为新冠去世了,之前他教过一门风景水彩的课,是我们学校最厉害的老师了。当时我很惋惜,但还算比较平静吧,那一阵每天都接收到非常多的信息。

我也加入了澎湃新闻市政厅栏目组织的翻译工作,帮忙翻译意大利语版的防疫指南,想着尽自己的一份力吧,不想做“咸鱼”。

一开始武汉的情况非常糟糕,物资跟不上,求助的声音不绝于耳。大家情绪都很紧张,晚上也很难入睡。平常,晚上的武汉挺吵的。封城之后,我第一次感觉,武汉怎么变得这么安静,路上没有车子的喇叭声,特别不适应。

我也有很想抽离的瞬间,有一阵实在受不了了,就干脆“消失”,把自己的朋友圈关闭,微博卸载。大概一个礼拜之后,我又陆陆续续开放,重新接收信息。

有一天晚上我们几个志愿者偷偷开车去了东湖。那天很累,我们总算解决了一个问题,和居民沟通好。晚上开车去了东湖,找了几辆共享单车骑车。那天晚上东湖很空,遇到一对年轻的夫妻,问我们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孩。

那晚还看到了远处的高楼,封城之后,很多热闹的商圈都变冷清了,比如楚河汉街。高楼站在那儿,LED外墙上是“武汉加油”。

有人可能会认为居家隔离的生活也没什么不方便的。我们的志愿者工作也结束了,快递恢复后我们基本就减负了。但还有很多老年人面临困难。

疫情期间人们主要通过微信群联络,但一些老年人没有“电子化”。特别是在早期,有几次,我们小区里的老人们都是站在楼上自家窗户前,冲着楼下的我喊,“哎,过来过来”,拜托我帮忙买些东西。后来,居委会安排专人照顾他们的生活,定期送菜送肉。

很多老年人没有微信也没有健康码,即便武汉解禁,他们也没办法正常出行,无论是乘坐公共交通,还是出入一些场所。现在,老人可以从社区开具健康证明,但单靠健康证明也不能坐公交。我的爷爷奶奶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前几天他们想去超市买东西,却因为没有健康码被拦在了门外。全面电子化对于老年人很不便利。

现在武汉解禁,疫情去了欧洲,我的问题又成了什么时候能回到意大利。之前滞留武汉时给校方发邮件,当时收到了回复,但后来意大利的学校也停课了,秘书处没人上班,邮件没人回复,只能边上网课边观望。

至于我自己,今年想找时间学车,觉得这是非常时期的保命技能之一。

(应受访者要求,Ariel为化名)

    责任编辑:冯婧
    校对:丁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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