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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来路㉒｜赤土：社会过敏

南音

2023-12-14 11:09

来源：澎湃新闻

发育是个漫长但不同步的过程，有些部分开始得很迟，有些部分停止得很早。大妈去世前一年夏天，我长高7厘米，脸型由圆变长，面颊在颧骨下凹进去，耷拉着人中，好像整天撅着嘴，显得郁郁寡欢，以致开学后很多人认不出我。

迟来的发育期没有因高中结束而中辍。大学里我继续长高，毕业时比入学时又高了3公分，肩膀变宽，体重从50公斤增至55公斤，因为高强度足球运动，心跳减缓至每分钟60次，肺活量达5000毫升，右脚踝关节韧带撕裂。旧伤在此后10年里折磨我，直到我承认并接受如下事实：由于无知和大意，我失去了从事常见球类运动的可能。

2000年代，我得过过敏性鼻炎、右侧腰肌劳损和斑秃，体重悄然爬升至60公斤，并于2010年代初达到65公斤后长期稳定。2010年代末，下牙床最里边位置长出两颗智齿，左右各一，显然是因为前青春期缺钙，恒牙未能充分发育。

我母亲一直认为体重70公斤对我比较适宜。进入2020年代后，她隐约觉得这个目标有望达到，渐渐不再掩饰期待之情，封城后体重激增5公斤，视频通话时，我母亲明显表现出欣慰之情。接下来我花费差不多一年半时间，才让体重逐渐回落，但有些部位的脂肪已很难去除。与此同时，我的右脚长大一码，酒精不耐受症状在第一次感染新冠后变得非常严重。

身体的变化渗透进自我意识。我早早下决心不熬夜，至少不为加班熬夜，十几年如一日吃早餐（面包、煮鸡蛋、牛奶/酸奶/奶酪、咖啡还有水果），定期用哑铃锻炼肩颈和背部肌肉，防止颈椎退行性病变，后来增加了腰部和腿部肌肉的力量训练。2010年代末上海空气质量明显改善，我开始骑车。我不由自主地留意到衰老如何改变人——不是说心智和情感因封闭慢性腐化，而是说一旦失去对肉体的控制，生命的意义框架突然坍塌。我感觉到一丝来自身体内部的恐惧。那不是对未来之不可测的恐惧，而是对过去之不可改变的恐惧——也许成长过程中长期营养不良会毁了我。

谁知道呢？我对身体的态度客气又无奈，一如对待任何重要但并不属己之物，一具（不断造业又无法舍弃的）皮囊。后者是佛经中常见的比喻，其要旨在于引出问题：肉身是我吗？其中有我吗？如无，我又是谁？我在哪里？答案必须到问题之外去寻求（“诸法无我”）。目前为止，身体还是我的一部分，但又不尽然，因为有一部分我自认为与肉身无关，其轻盈与不可捉摸，与身体沉滞、确凿和无可替代的物质性适成对比。

多年来，只有极少数时候，身体和自我才短暂统一于某种非常状态，比如疼痛。最可怕的疼痛无需亲身经历，尽管我的确经历过几次堪称可怕的疼痛：一次腹膜炎，一次伤口感染，第三次是肾结石急性发作。

伤口感染造成的疼痛与伤口无关，而是因为感染引发腹股沟淋巴肿大，行走时很碍事，由此产生的疼痛令人害怕。我去学校一墙之隔的卫生院，医生用情至极地看我，似乎相识已久，但我审慎避开他的目光，以及很有特色的球形酒糟鼻和颈部松弛下垂的皮肤上的肉疣。药开出来倒是简单。双氧水倒进伤口，瞬间涌起许多细密白色泡沫，让人以为接着会有烟雾、劈劈啪啪的声音或某种特殊气味，但什么都没有发生，这时涂上红霉素软膏便可。伤口愈合后，淋巴消肿，但碍事的感觉还像幻肢一样存在许久。

伤口感染在我那个年纪很常见，因为住校生缺乏基本消毒药物，学校也没有卫生室——或许有，而我们一无所知。我曾陪同学去卫生院处理手掌，起因是开学扫除时一根竹屑扎进拇指肌肉，伤口很深，感染后长久不能愈合。换药时，医生需向伤口填入消毒纱布。还是那位酒糟鼻大夫，先从伤口里取出纱布，再将新纱布松散卷在圆头细金属棒上，准备原路塞回。看到这里，我明智地退出了治疗室。

即使在乡下，医院门诊照例是筒子楼，入口和楼梯间居中，整个建筑一分为二，左右有廊，两侧分布着各科室，水磨西门汀地面，白墙，下半截刷了绿色涂料，空气中飘着淡淡的、让人安心的消毒水味。走廊上能听到治疗室里传来的声音：一种绷紧肺腑肌肉尽力克制的低声呻吟渐渐失控，直至变成尖叫。毕竟是活生生的少年，我捂住耳朵，忍不住浑身发抖。似乎只有在这种时刻，崩溃乃至破碎的时刻，身体和自我彼此需要的程度才会超过分离的欲望。时间似乎停止了，唯一能做的不过集中那个唯一自我的全部注意力，正如利用骨骼、肌肉、血管和神经系统的全部延展性紧紧抱住自己，与此凝固的时间对抗，直至其恢复流动。

捱过这一刻（不管多久），想象力就会恢复塑造感知和记忆（以及自我）时的优先地位。平常疼痛进入想象会比身体经验过最强烈的疼痛还要痛上三分。这说明自我主要是想象的产物，身体是第二性的，这也是为什么多数身体变化发生在无意识状态下，人要面对的仅是后果。

即便如此，如果后果让人难堪，自我的第一反应是躲起来，乃至“找条地缝钻进去”。这不是灵肉二元论，而是身体和自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第一张骨牌/身体倒下后，引发无数骨牌/自我应声落地。从第二张骨牌开始，每个自我都对应一种托辞，一种修改和塑造记忆的愿望，一种重写历史的努力。这些层层叠叠的自我，是我们为自己可能的崩溃设置的人性纵深、多重防线和无奈的止损点。在不幸的情况下，我们还会成为旁人的纵深、防线和止损点。

当小舅舅还是爱慕时髦的小裁缝，常说要给我做一条灯笼裤。后来他改变主意，坚持给我做了一套暗绿色细条纹面料的西装，枪驳领，双排扣，肩膀和袖子都非常宽松。直到看过德国摄影师迈克尓·沃夫（Michael Wolf）1990年代在中国内陆拍摄的肖像照片，我才理解小舅舅那种脱离语境的职业品味，受到珠三角接受外贸订单的加工厂里年轻工人业余着装风格的影响。

这当然是漫长和奇妙的传播链条，与任何主流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描述的历史过程毫无关联——这类叙事无一例外围绕大城市特别是北京和上海这类享有政治和文化特权的中心城市展开，服装品味通常被置于代际冲突的框架下，用于论述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西方影响在中国内部引发文化断裂。而从遍布沿海乡镇的制造业工厂中溢出的文化偏好，因为跨越或说重组了广袤地域（不仅在城乡之间还有东西之间）和更为广袤的时间鸿沟两侧的文化偏好，虽然有粗糙、强烈、突兀的视觉特征，但与这种视觉特征相联系的心理动机，却是混沌含糊，从未（也很难）阐明，很大程度上是胆怯和信心不足的。

这个和香港重庆大厦一样（有时）被强制命名为“低端全球化”的文化进程，至今没有终结，它被看到的方式——有时是杀马特，有时是庞麦郎，有时是技术低劣画面模糊的纹身。这里面始终有一种因为说不清而无法满足的饥渴。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山寨感，只是这种饥渴的表面形式。知识分子把自己（被他人说服和说服他人）的经验投射到对所有类型文化接触的理解，但 Michael Wolf 看到的中西部年轻人，突然置身东部沿海的陌生文化中，从未经历理解、信服然后接受的心理过程。这些人被视作经济增长不可缺少但又不无风险的市场要素，从未被人口流入地接纳，除去松散的地缘群体身份外，也没有其他认同。对工厂内外的流行文化符号，打工的年轻人有的只是最初的恐惧、兴奋，继而（几乎不由自主地）开始引用——不是引用一种，而是引用每一种。了解并投入流行趋势的意义脉络需要地方生活的经验，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没有人有机会皈依一种风格，每个人都按各自偏好从许多风格中挑选各种元素拼接在一起，就像抄错了位置的答案，创造出前言不搭后语的新效果，一种受过训练的眼睛才能发现的视觉秩序。

这样未能定型的文化模式有两种未来，自我消解或从明确主张自身开始，表达与主流文化相对抗的诉求。后者依赖叙事胜于一切。但叙事的困境在于，它们需要被读到——也就是经由文字写出，而媒体、出版社和大学里的专业叙事者控制着文学叙事的标准。所有工厂文学都在某个标准下接受精心筛选，最终成为类型化的点缀。这就是我后来长期从事的工作。在这群人的经历中，真正不曾靠拢、因此无法被文化工业吸纳的叙事，就是着装、发型、纹身这类具身的叙事形式，它们永远在描写却无法圆满解释自己，并且因为借用了二手的文化形式受到嘲笑。

但这种文化的受众，比如我小舅舅，并不在意嘲笑。对他来说，身体、物质和图像比文字表达的经验更易于接近，也更可信任。小舅舅对读书毫无兴趣。他过着全无目标的生活，因此省去了错失目标的遗憾和懊恼。年轻时他喜欢唱歌并陶醉其中，有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提到自己的教育水平并表示遗憾，因为他以为上大学是唯一可以发掘天赋的途径。一般说来，小舅舅不擅长预测未来，对错过什么也不是很有判断力，但他有自己的直觉，有时能看到超出目力所及的东西。

他这样早早离开学校的年轻人，因为小儿子的身份以及实际上失去土地，永远不会成为真正的农民。用竹萝挑着缝纫机在乡村流动的裁缝们，我母亲的姑父、我的二舅舅和小舅舅，在成衣渐成主流的1990年代中期，失去赖以糊口的职业和他们在乡村社会中的位置。就小舅舅的个性而言，沿海工厂没什么吸引力，他只能悬浮在逐渐变形的乡村生活表面。我在1990年代前的赤土还从未见过类似角色。

远在意识到我曾是小舅舅自我意识的替身、更远在小舅舅失业之前，他主张的服装款式只是偶尔令人兴奋，大多数情况下令人困扰，也不是我真正想要的东西。小舅舅在研究和仿制流行风格时表现出的热情，就像我另一位舅舅谈论金钱、权力和名声，毫无经济或其他工具理性方面的动机，只有狂热观众在追捧新剧目时常见的自我陶醉。小舅舅从不考虑他的着装主张可能给我带来困扰。少年时代身体细瘦扁平，衣物短缩放大身体失调的比例，尺码过大又显得整个人持续内缩，我不得不时刻留意耸起肩膀，甚至手肘略微外扩，似乎衣服下一秒就会从肩膀滑落。这种生涩、尴尬、自我贬低的身体经验，像真皮层因受伤暴露在外，十分平常的环境改变都会引发不相称的心理扰动。我以为周围的人会注意到我窘迫的处境（当然并没有），被围观的幻觉不仅催生、也定义了最初的自我意识。我害怕、逃避、最终反感并排斥周围的视线，似乎不是衣着整齐而是赤身裸体地生活在其他人的嘲讽注视之下。

过度敏感不只表现在衣着上。日常生活中一切身体经验：肌肤毛发筋骨血肉的状态、说话声音高低长短强弱、待人接物的神色、举手投足的姿态、进退转折的节奏，都会变成无穷尽的考验。我是信心不足的应试者，又是过于严格的监考和吹毛求疵的评委。这种自编自导自演和自讨苦吃的即兴表演，是没有尽头的自我折磨，也是自我定义和自我塑造的过程。在标准坍塌的年代，在一切变来变去，缺少稳定的形式-意义框架可供参考的社会化过程中，天性不确定和社会不确定的双重压力使过敏从免疫学概念变成社会学概念。过敏是身体、观念、符号系统和生活方式层面的格格不入。对抗是内在的，外在表现则是风疹、湿疹、鼻炎、肠胃炎、偏头疼，短期或长期程度不一的焦虑、抑郁，当然还有浮想联翩。

我几乎因此变成一个不切实际的人。这个过程可以提升一个人抵抗内部压力的能力，同时让人对外部世界充满不信任甚至敌意。一种自相矛盾的性格特征，在自怜自艾和脆弱之外，往往有富于弹性和攻击性的一面。日后但凡耳闻目睹疾言厉色的极端言行，我都深知，这类言行只有少数出于老谋深算，大多源自那些青少年时代因过敏而创伤累累的灵魂。而所谓谋算，主谋之人也必然要刺激那些敏感、偏狭和易怒的年轻人，以极化情势为能事。如此自相矛盾和彼此颠覆的双重人格在20世纪中国人身上是如此常见，正如周作人说自己身上有两个鬼（绅士鬼和流氓鬼），可以概括多数中产阶层、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的性格。单从个人性格或社会语境入手，似乎都无法理解这种结构性事实，而个人性格与社会语境互相塑造的过程和机制，至今是谜，脑科学（个体心理学的替代品）和行为研究（社会心理学的另一种说法）对某些观念和行为模式人群中定向分布的现象小心地不做明确解释，这种谨慎态度固然有政治正确的考量，也实在说不清孰为因孰为果。

脑科学在认识论方面有强烈的还原论色彩，讨论社会行为时牢牢将大脑置于不可动摇的优先地位，然后再谈一般称之为意识或认知的过程如何在神经系统生成、传递并支配其他身体部位的活动。他们显然是想为人类学从头（在字面意思上）奠定类似物理学的知识基础。

但问题是，如何处理语言及其指称对象之间那个过于广阔和微妙的灰色领域。毕竟语言和意义之间的关联很大程度上是随机的，字句意义与文化（稳定的意义框架）和情境（互动过程）相关。自然，也积累了一些经验（毕竟语言是社会科学的核心问题），相对的二元概念（如“绅士-流氓”），可以进一步规范描述，以保持（并强化）它们在语义上的差异，然后基于此差异提出假设，构建实验方案，检验人类意义感知和行为的机制。但字词语义差异多数不像“绅士-流氓”反差那么醒目，何况人在日常生活中倾向使用近义词，而不是反义词——我记忆中第一个高光时刻，的确是反义词带来的。小学三年级时语文老师问，什么是光明的反义词，所有人闭嘴不言，只有我激动地脱口说出“黑暗”二字——我没有意识到，被如此简单的奖赏所激励的反义词规则，固化且强化了语词的意义标准，赋予字典过多权威，将让我失去在具体情境中把握语义及其变化所需的敏感。

因为总被抱怨迟钝，我后来像个近义词爱好者，总是努力探求语词意义在不同情境下微妙的同一与差异。这是对八岁时虚荣心被极大满足的心理经验的逆向补偿。

悖论的是，听方面迟钝，并不意味着说方面坚决。多少年来，咄咄逼人的谈话者试图让我说出没有歧义的想法，但我对事先亮底牌的互动模式非常警惕，有时很反感——和他们以为的不一样，我在绝大多数事情上不仅没有固定立场，也没有明确看法。我不喜欢个人声明、最后通牒、总结陈词和多余的话，习惯于迂回、暗示，围绕一个模模糊糊不明确的想法兜圈子，不是要显得高深莫测或激怒谁，只是一边说话，一边梳理想法，不可避免会求诸不当比喻或过度反讽，效果可想而知。拙劣比喻使人言不及义，太多反讽显得刻薄，很讨人嫌。听和说脱节反映在身体上，便是听的时候不耐烦，说的时候忸怩且结巴。两者都反映并加剧了社会过敏的症状。